吳暢暢，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我們當中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陰晴不定的疫情潮海中，對突然竄出來的一股無定向的洋流，目瞪口呆。2月末，國內某頂流小生的部分粉絲，因不滿“正主”在同人小說中被“醜化”，向有關當局舉報，短時間內攻陷AO3網站。聽上去，好像某種政治幽靈的迴歸？不過，這種歷史的重複的體驗感，迅速被不滿“群眾”、路人和耽美擁眾的集體抵制所填充。
這件事的後續，仍沒有完結。粉絲的統一閉麥，也抵不過輿論發酵的洶湧。作為旁觀者，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例如，正主崇拜，有多少可以歸屬於，或納入中國獨特的政治神學現象？粉絲舉報的行動，如果（已經）向海外延伸（肖戰作為LGBT禁忌的受害者形象，似乎開始在推特世界裡流傳），它將終止於何處？
粉絲與偶像的共生關係，助推情感經濟的循環生產，這原本是非政治性的視野。但他們的思考和行動方式，卻是政治化的，是最典型的敵我鬥爭邏輯。圍繞正主而形成的粉絲部落，內部的無政府狀態，逐漸向威權政治的模式靠攏。他們作為整體，偶然受到象徵界裡的威權-大他者的正面背書（比如，去年暑假集體“出征”，在境外的社交媒體上刷屏）。不過，這種組織化的有序，在整體環境的熵減狀態的映襯下，通常有些不那麼和諧的文化自治領（Dominion）的色彩。
這種文化自治，從本體上說是個人主義的，這讓它更加獨立於威權-大他者，同時又以一種獨有的形式，寄居在後者的危機管控體系中，並滿足其“穩定”的目的。求助於舉報，每個粉絲部落（正主本身不參與，但大多知情）完成了對其他部落的排斥，甚至跨出圈外，實現對其他文化形態的象徵性屠戮（比如剛剛發生的AO3網站被封鎖事件）。阿倫特筆下，舉報屬於極權主義的統治形式，在國內互聯網的（亞）文化發展過程中，它卻被例常化了，成為一種網絡治理手段。它更滲入到每個成員活生生的言說和儀式中，自我凸顯為人際或群際交往的普遍現象之一。
這種小學生都能隨意採取的舉報手段，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許是破解粉絲文化的第一重謎題。▌舉報，與正主崇拜
商業社會里，一個商標要在競爭中獲得成功，不止取決於宣推、製造噱頭，還取決於它被大眾認可的程度。但現在所謂的正主，多以流量明星的形象出現，社會在整體上的相對不接受，倒推著粉絲社群的閉合生長。 他們清洗言語，對正主商標進行全方位消毒。群際互動中的控評、反黑和舉報，便是有效的信息內部管理機制。
舉報，為了“維護權益”。舉報，可以“維持穩定”。這是一組立場相反卻對稱契合的邏輯。粉絲一言不合開撕，還可以一言不合，隨時向社媒後臺，或者當局部門提交舉報申請。不管是路人，還是黑粉或經紀公司，或電視臺等媒體，對被崇拜的正主的哪怕一絲絲的非正面評價，或不公平對待，都可能驅動他們憤而舉報。
一些舉報的理由冠冕堂皇，以公共之名的，更不在少數。不過，拿出手的寫在互聯網治理的紙面上的正當理由，同維護正主商標的獨特財貨的不可侵犯之間，產生了內爆。面對粉絲舉報，社媒或有關機構的受理，又通常使它們有效。治理模式的結構性缺失，帶入了舉報的正式規則，因而消除了所有行為的邊界感。把內爆植入後現代性理論框架的鮑德里亞估計沒有預料到，虛擬空間的集體行動邏輯，在日常生活中的落實，將不斷蔓延的內爆，單一地投射到剩餘快感的私人追逐上。
若正主成了粉絲追逐剩餘快感路上的來源（或可理解為小他者），那麼，它將逆反地成為粉絲之為粉絲的原因。它能引起慾望，建立與正主共生的情感關聯。它同時也近似為一種可以接近卻無法到達的虛無，它取消的想象性要素，證明了粉絲之為粉絲所欲的剩餘快感的落空（比如，有粉絲被正主點名，或享受擁抱等特殊對待，可能被其他粉絲孤立）。對落空的恐懼，顯現為排斥。排斥的結果，就是產生較高程度的負外部性。
可包括舉報在內的情感“勞動”，非但沒有讓粉絲承擔任何行動成本，反而抬高他們對實現韋伯所說的自我求證，即慾望的報償的期待。這種解讀角度至關重要，它解釋了為什麼基於情感而不是理性的言語和儀式，對粉絲崇拜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不過，我們仍需要用政治經濟的術語，轉述一下剛才徵引的拉康—齊澤克的學說，來說明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保障了這種慾望的矩陣的循環運動。或許，我們能借此理解國內粉絲文化的獨特性。
▌慾望經濟學：相互置換的女權和消費主權
粉絲的正主崇拜，大體具備如下幾條標準——個人奉獻和情感勞動、規範性的確立和基於情感忠誠而建立的共同體。在一個已被拔去宗教淵源的現代國家裡，它的存在，好像阿基琉斯之踵一樣刺目。威權-大他者的政治儀式，一定程度上被粉絲化解為文化戲劇，也只能望洋興嘆。粉絲文化的發芽、開花和嫁接，幾乎完全植根於改開後的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轉型，及其形成的條件。
中國的粉絲社區，是被烙上技術痕跡的，它應當追溯到2003年11月上線運行的百度貼吧。這是國內粉絲（以女性為主體）最早聚集的虛擬社群。改開前，女性響應“國家女權主義”的號召，自主地扮演“無名化與去女性化的國家英雄”角色。1980年代以來，她們被消費主義，日漸塑造成女性消費者，或女性公民。國家、大眾媒體或商業廣告，相互打配合，促成了這種以流行的自我賦權說為核心的女性意識的覺醒。
還有外部的文娛環境。緊隨1960年代日本傑尼斯的文化商品策略（此處也需要提及一種流行已久的陰謀論，它認為日韓娛樂圈和美中央情報局裡應外合，共同操弄本國文化的顏色革命），韓國娛樂企業在1990年代也有意栽培各類K-pop男子組合，實施的市場戰略就是將年輕女性作為目標受眾。這些男子組合，從裡到外背離了社會主義父權制度下男性形象的基本設定。他們的妝容和外形，顯得毫無進攻性，因而，粉絲慾望的生成，首先被焊接在正主（男性）與粉絲（女性）之間反傳統的拜占庭式的關係上。消費主權與女權的相互置換，催生出一種不可估量的接近於慾望經濟的狀態。
還要充分意識到，韓國流行文化的“新鮮大膽”、政治無害，以及最重要的文化相似性，在“共同的亞洲價值觀”，與“長達十年的中韓友好關係”的地緣政治的雜糅下，導致第一波正主崇拜的剩餘快感，來源於被偶像化的韓國歐巴與粉絲間的狀態，它維繫著女性作為消費主體的事實。十幾年前，韓國藝人的粉絲社群，無論從發帖數量還是註冊用戶來看，最能代表慾望經濟體的社會形態。
受崇拜的正主，小他者作為粉絲的慾望-成因，終讓後者見證了剩餘快感的不可能性。依齊澤克的洞察，主體於是只能愈發地依賴於資本體系。不過，還得補充一句，從一開始，在被慾望的矩陣包圍著的小他者身上，權威-大他者可以看到被分解了的更像粉絲的粉絲形象：文化國家的背叛者、父權制男性的反抗者，與低俗文本的生產者。這一點，也讓威權-大他者真切地感知到象徵化（同一性）的敗局。
▌偏執分裂：並未消失的幽靈
當粉絲把偶像稱為正主，其狂熱就可用正主崇拜來形容。“正主”話語所包含的對權力的細膩的體認，對自身位置的清醒的認識，類似於前革命時代的無意識，讓我不憚於把它同半個多世紀之前的青年運動相提並論。我提醒自己，在上述的政治經濟分析之外，仍需要從歷史的源流中，尋找當代青少年最有存在感的文化形態的獨特性。精神分析的角度，讓我察覺到50/60後，同90/00後在同樣的年齡階段上，心理結構和動機上的某種趨同。
一種近乎於有限經濟的稀缺情形，讓無論是重積累的計劃經濟時代的青年，還是高度同一的全球化時期的粉絲，必須面對小他者（剩餘快感）與分子水平的擁眾，信仰/消費的可接近性和精神物化的藏私之間的持續對抗。個人崇拜，或正主崇拜，是在這種相對混亂的格局，和由焦慮、擔心、害怕主導的氛圍中，形成的忠誠模式。人格化的情感效力，依賴的不是祛魅，而是鮑曼所說的復魅（re-enchantment）的過程。看起來很牢靠的關聯，或崇拜所提供的團結，卻以近乎偏執的同一的言語或儀式來支撐，不容許任何異見的玷汙，一旦遭遇質疑，就會強烈牴觸。
所以，每當我親眼目睹粉絲言語—行動的威力——特別是相關機構的默許擴張了這種威力，都能感受到曾經年輕的父輩，在全國各地搞串連和鬥私批修的能量，始終在場，從未消退。這種思考方式，可能招致風險，可它沒有合法化任何人曾經遭遇的苦難，而是希望精準地將兩個不同的時代症候，廓清並且對接。對接的粘合物，可以概括為偏執分裂（schizophrenia）的心理狀態。很明顯，它不止於臨床心理學的個案分析。
不同的是，上個世紀的個人崇拜中，威權-大他者與小他者是同一，重合的，這意味著，可欲的剩餘狀態在量上趨於無窮大，而個體實現的可能性趨近於零。所以，每個人對待小他者，永遠只能保持仰視，和敬畏的姿態。粉絲對待正主，情況剛好相反，它更多源於被符號化的自家人的情感。由上至下的關照，讓被呵護或被憐惜的小他者，安全地遊離在威權-大他者的邊界，更讓剩餘狀態的實現（儘管依然無法實現），切實可期。
在此意義上，粉絲文化，看來還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不過，不能以解決遺留問題的傳統方式截斷、導流或改造、收編它。如果有，那才是實在令人遺憾、甚至羞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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