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耿凌波
疫情爆發至今，從武漢到全國正經歷著一次集體“陣痛”。許多公司也因此看到了這當中的創作風口，紛紛籌備相關影視項目。日前，《安家》等熱劇的編劇六六便在公眾號發佈文章稱，自己受耀客老闆呂超邀請，已經奔赴武漢為抗疫電視劇採風。
這件事不僅在業內引起關注，也登上了微博熱搜，但外界的態度卻褒貶不一。有人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能夠通過影視作品的方式，將“全民抗疫”的歷史事件記錄下來；但也有人覺得，這種形式存在爭議，大張旗鼓地預告後是否能真實反映抗疫故事還是未知數。
媒體報道六六赴武漢採風
之所以產生這麼大的分歧，其實與觀眾對國產醫療題材影視作品的“刻板印象”有關。醫療紀錄片雖然寫實，但風格沉悶，表現形式往往具有圈層化的特點；而醫療劇，為了最求大眾化，又會披著職業的外衣談戀愛、拍偶像劇，缺乏對專業性的呈現。
正因如此，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內地的醫療題材作品，都很少出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早在2014年，醫學知識分享網站“丁香園”就曾面向2012名醫生，針對國產醫療劇展開調研，數據顯示，79.4%的受訪者認為國產劇錯誤居多。
不過就在行業普遍比較“迷茫”的情況下，毒眸注意到，在此次疫情爆發初期上線的醫療紀錄片《中國醫生》則擁有了不一樣的市場反饋：截至目前，《中國醫生》豆瓣評分達到了9.3分，以徐曄為代表的“網紅”醫生多次登上抖音等平臺熱搜榜。
《中國醫生》豆瓣評分截圖
這部紀錄片的總導演張建珍，不僅是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影視傳播研究學者、碩士生導師，在醫療題材影視作品的創作上也頗有經驗，此前由她導演的紀實真人秀《因為是醫生》，便成為了國內第一檔被視頻網站採購的周間播出綜藝。
面對醫療題材與影視創作之間結合的難點，張建珍博士是如何思考的？《中國醫生》又有著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帶著這些問題，毒眸專訪了張建珍。
剋制的力量
《中國醫生》最開始被命名為《醫心》，取意“醫者仁心”，後來準備登陸視頻網站時，張建珍決定將它改名成《中國醫生》。她解釋說，一方面是不想泛泛表達，希望從更多維度上呈現“中國醫生”；另一方面，也為了避免把醫生神化，所以選擇了這個感情色彩更淡的名字。
《中國醫生》海報
雖然《中國醫生》口碑很好，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這是張建珍第一次拍紀錄片。用她的話來說，“受到傳統拍攝觀念的影響少，反而更加自由”——《中國醫生》沒有遵循紀錄片的一般拍攝規律採用“主題先行”，而是將視角放在每個具體的人身上。
與強調“醫生”這個整體概念不同，張建珍更希望《中國醫生》真實反映每個醫療工作者的處境：“他們有醫術高明的一面，也有無能為力的一面；醫患之間有發生矛盾的時候，也有相互扶持的時候”。因此，《中國醫生》在創作上遵循了三點：“涉及的面要多一點，人物要豐厚一點，細節要真實一點”。
但醫生又不是普通人。“他們像士兵一樣，有自己的使命。戰爭來了，士兵衝上戰場，疫情來了，醫生奔赴前線。這種對使命的堅守，讓他們煥發人格魅力。”《中國醫生》在創作上堅持這一點，而片子上線後觀眾討論最多的也是其中的人物特點，比如金句頻出的朱良付醫生被親切地稱呼為“金句王”，顏值超高的徐曄醫生則成了“鼓樓江直樹”。
“鼓樓江直樹”
確定了表現人而不是表現概念之後，張建珍與團隊又確定了片子的價值導向。
以往為了吸引觀眾眼球，醫療影視作品往往將表現“醫患緊張關係”作為重頭戲，但張建珍卻避開了這一點。在她看來，“醫患關係”是一個無解的話題，“病人對醫生有強烈的依賴，但他同時又接受不了不理想的結果”，
過多地去渲染無非是消費情緒，“還不如引導觀眾與醫生建立友善、信任的關係”。為了不過分渲染，整部紀錄片完全是紀實拍攝，幾乎不做任何干預，甚至都不準備採用解說詞，因為“不想通過解說詞傳遞出一個導演的主觀色彩”。因此最開始張建珍團隊是抱著“只用鏡頭講故事的”態度去做這件事，直到最後發現，單憑鏡頭在兩千多個小時的素材當中做篩選實在很難實現，才不得已加上了部分解說。
張建珍也不是沒考慮過帶著“設想”去拍點什麼，“我們曾希望拍到一些疑難病例，以此顯示醫術的高超，求醫道路的艱難”，但嘗試了幾次，團隊還是放棄了，“我覺得不能掉到‘陷阱’裡，不管病例是否複雜，是不是疑難雜症，這其實是一個醫學問題，對於普通人而言，再常見的病，都是壓到頭上的一座山”，張建珍告訴毒眸。
患者劉勇的獨白
想到這裡，她又重新迴歸到拍這部紀錄片的初心——展現人。“在那樣一個狀況下，當事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心理是怎麼想的，病人家屬又是什麼態度，他們面臨的困境是什麼，這才是我們要關注的。”反映到病人和病人家屬的拍攝態度上，張建珍團隊也是本著儘量把事情說清楚的出發點，不帶著主觀意識來拍攝。
如何選擇人物？
在接受毒眸專訪的過程中，張建珍曾不止一次提到“人”才是《中國醫生》的主角，那出現在鏡頭當中的這些人，又是如何選擇出來的？用張建珍的話來說，“我們給醫院提出了一個非常量化的要求，就是希望不同年資的醫生都能涉及。這主要就是希望將一個醫生各個成長階段的心路歷程都有所展現。”
從層級來劃分，醫生可以分為四個級別：住院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和主任醫師，而在主任醫師當中更有名的專家是“知名專家”，而這些在《中國醫生》當中都有對應。
劇照
片中年僅28歲的徐曄代表著“住院醫”這個群體，這是醫生最累的、壓力最大的一個階段。“既要負責病人的管理，又要把上級醫生的醫囑、病例做整理，手術的時候還做助手，在這之後還要堅持再做一年‘住院總’，一天24小時住在醫院……”
這個階段，不僅體力上要全情投入，心理上還要經歷成長，“要學著去面對生死”。徐曄所在的整形燒傷科，收治了一個全身95%燒傷的病人，雖然能通過救治活下來，但費用太高家屬放棄了，徐曄知道後非常沮喪。張建珍感慨道：“對於他們來說，專業上的問題往往是可以把握的，真正不可控的是這些。”
而主治醫師面對這樣的情況，可能就相對淡然一些。主治醫師虞竹溪所在的ICU科室，可以說每天都上演生離死別，但她依然整天笑呵呵的。張建珍曾評價她，“在那樣一個地方，裡面的人一隻腳已經踏進了鬼門關，每天高度緊張，不能有絲毫的馬虎和誤差，她卻顯得沒心沒肺的樣子，但也許這就是她的應對方法”。
正在騎電動車的朱良付
作為主任醫師，從外形來看，朱良付更像是個普通人，個子瘦小，戴副眼鏡，騎電動車上下班，不說話時——“這是一個非典型醫生”，但只要他一開口，對醫生這個職業的通透認識、對醫患關係的率真處理，就都能顯現出來，“好醫生只有自己知道，作為一個醫生有沒有良心你也只有自己知道”，這是朱良付對這個職業的理解。
而醫生做到邱勇這樣的大專家級別，一個月至少接待500多個病人，已經記不住人長什麼樣了。“見多少人都沒印象，從來不知道誰是誰，但一看片子立刻就知道這是哪個病人。”張建珍形容，“大家都在追求極致，但醫學真的是一個不斷衝刺、不斷攀爬的過程。”
按照這樣的層級階梯，每家醫院向節目組推選30位醫生，而在這當中選擇個性特點和人格魅力突出的醫生，則是重要的標準。
被病人圍在中間的王軍醫生
雖然人格魅力重要，但哪怕是張建珍也覺得“很難去描述”，很多時候甚至只能依靠直覺。“比如急診科的王軍醫生，我們只是打了個照面，就能察覺到他身上的氣質變化，長期緊張的工作狀態，讓他承受的所有壓力、疲憊都已經成為了他的一個長相，就像個陀螺一樣轉啊轉。”
“當一個人達到這麼高的成就的時候，他的內心必然不簡單，一定是有強烈的信念感。他們所呈現出來一種人格魅力，不僅讓我覺得震撼，也會讓觀眾去思考，我怎麼才可以活得更好，什麼樣的生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這樣的人，我稱他們為“魅力英雄”。”張建珍說。
中國是否具備“影視與醫療相結合”的土壤？
張建珍告訴毒眸，《中國醫生》會繼續做下去，但她本人對醫療題材的影視作品的市場環境卻並沒有那麼樂觀：“醫療紀錄片的生存環境一直沒好到哪裡去，在傳統廣告招商這一塊，阻力非常大。”
這之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國家規定除OTC非處方藥外，其他醫藥、醫院都不能做廣告。2014年《因為是醫生》播出之後 ，張建珍一直想啟動第二季，但因為招商困難一度擱置，直到《中國醫生》依然沒有一個廣告投放。
《因為是醫生》海報
醫療劇雖然能沒有招商層面的煩惱，但表現形式上卻又很難令觀眾滿意。雖然通過偶像、戀愛等元素進行了一系列包裝之後，看得人多了，但是差評也多了。怎樣才能拍出既有社會效益也有市場空間的醫療影視作品？醫療題材和影視劇之間是否存在可行性的結合點？
在張建珍看來，這取決於創作者和觀眾面對生死的態度。
一方面，觀眾肯不肯面對生命的侷限性，肯不肯面對生命的悲劇性；另一方面，創作者又是否願意在這樣的悲劇性中，發現一種崇高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是醫生，“他們在幹一件註定失敗的事情，卻竭盡全力”，也可以是普通人，“能夠給予他人寬容的力量”。
“如果願意面對的話，作品就是有震撼力的，是能引起觀眾共鳴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讓普通人在面對現實時能釋然一些。”但就目前中國人的集體文化經驗而言，張建珍認為大家的接受程度或許並不樂觀，“別說醫療事故，就是最終結果不好，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抽空休息的醫生
但並不意味著，沒有結合的可能。“咱們中國人口基數這麼大，大家接受程度的差異化也非常大，總有一部分人是會喜歡這樣的表達的。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說，能否有魄力去捕捉和呈現這種人性的閃光點，還是需要一定的情懷，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專訪最後，張建珍和毒眸講了一個《中國醫生》的後續故事，紀錄片上線之後，很多人想通過節目組為其中的一位尿毒病人捐款，但這位病人卻沒接受，他十分誠懇地回覆說，自己前幾年工作攢下一點錢，也可以換腎，但不能不管一家老小，所以全款買了一套房，把家人先安頓好。
“生活還過得去，受不了的是大家的情。”這句話讓張建珍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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