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寄薛三郎中》中說“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古代疫病多發，很多詩人都曾飽受疫病之苦，他們以此為題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在這些詩歌中，關懷生命、憂心民生是永恆的主題，豁達樂觀是詩人不變的人生態度。面對疫情，詩人們書寫自身經歷，觀照世間百態，用詩中之情，話詩外之“疫”。
嘆人生之疾苦
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疫病治療是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人們不僅要面對病痛，還要忍受治療之苦。
在古代，灼艾是治療疫病的一種常用方法，人們將艾葉搗乾製成艾絨或艾炷，燃燒後燻灸人體一定的穴位，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唐代韓愈在《譴瘧鬼》一詩中記載：“醫師加百毒，燻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可知在唐代，灼艾作為治療疫病的方法就已經廣為使用。
相對湯藥而言，灼艾的效果較為顯著。然而這種方法卻隱藏著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人們一般不輕易採用，多把它當做萬不得已的下下之策。南宋陸游曾身染疫病，“老境侵凌病滿軀”，久治不愈，不得已而灼艾，但卻“計出火攻傷老病”（《久病灼艾後獨臥有感》），不過好在“火攻下策得枝梧”。通過灼艾，詩人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小愈之後便沽酒買醉，“沽來村酒初判醉，叱去山童不遣扶”（《久疾灼艾小愈晚出門外》），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北宋理學家邵雍在《答客問病》一詩中也說：“湯劑功非淺，膏肓疾已深。然而猶灼艾，用慰友朋心”，可見灼艾之功更勝於藥石。
事實上，灼艾的功效雖好，但過程卻疼痛難忍，很多詩人都不堪其苦。南宋朱弁談及自己灼艾的經歷：“煙微初炙手，氣烈漸鑽皮。閉目書徒展，支頭枕屢移。發狂還自哂，賈勇僅能支。宋鷁追風日，吳牛喘月時。”（《予以年事漸高氣海不能熟生煖冷旅中又無藥物遂用火攻之策灼艾凡二百壯吟呻之際得詩二十韻》）灼艾之下，詩人體無完膚，徹夜難眠，惟有通過吟詩以消身心之痛。面對灼艾之痛，南宋鄭清之不禁發出“四千八萬陀羅臂，艾炷教君何處安”（《臂疼醫令灼艾戲成》）的感慨。
除了病痛，詩人還要忍受臥病隔離的精神之苦。南宋淳熙十年，范成大因病致仕，一病就是三年，“三年歸汶上，千日臥漳濱”（《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貺》）。臥病期間，詩人久居家中，“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三椽臥衰疾”（《甲辰除夜吟》）。起初他還享受這種臥病的悠閒，“當時想像閉門閒”（《甲辰除夜吟》）。可是沒過多久，這種閒居就變成了困居，以致“因病偷閒意屬厭”（《丙午新正書懷十首》），心癢難耐，不禁想要出去走走，“腳底關山如夢中”（《甲辰除夜吟》）。在病痛和精神之苦的雙重摺磨下，詩人日漸消瘦，“骨枯似櫱膚如臘，發織成氈鬢作蓬”（《謝範老問病》），“皮下多無肉，秋來瘦不禁。骨稜春焙銙，筋蹙海山沉”（《自詠瘦悴》），精神也一度崩潰，甚至萌生了“人應見憐久病，我亦自厭餘生”（《甲辰人日病中，吟六言六首以自嘲》）的念頭。
哀民生之多艱
在古代，瘟疫和戰爭、饑荒、洪災一樣，是致死人數最多的災害之一。瘟疫所到之處往往是屍橫遍野、十室九空。兩漢樂府詩《古步出夏門行》曾記載當時瘟疫肆虐下的民間慘狀，“白骨不覆。疫癘流行。市朝易人。千載墓平”。
瘟疫面前，命如草芥，民生堪憂。詩人們不止關心自身的安危，同時也心繫百姓，憂民之所憂。范成大三年臥病期間，親眼目睹了“十家九空”的民間慘狀。他直斥天地之不仁，並作詩體憐百姓：“疲甿憊矣可更病，我作此詩當感神”（《民病春疫作詩憫之》），希望可以感動神靈，驅散瘟疫，還人間以清寧。
也有詩人通過寫詩的方式上書朝廷，為民請命。明代龔詡在《甲戌民風近體寄葉給事八首》中記載當時的一次瘟疫，“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鬥粟家家無”，洪水、瘟疫、饑荒並作，百姓流離失所、死者如蕉，詩人亦是溝中之瘠、百病纏身。受疫情影響，“薪米價高同白金”，災民無錢無糧只得吃草根、啃樹皮，甚至出現了“荇粉磨成連濁土，榆皮剝盡到深根”的慘狀。有感於此，詩人“半因憂己半憂人”，接連創作了《甲戌民風近體寄葉給事八首》《民風絕句寄葉給事五首》等十幾首詩歌，向朝廷反映民情，懇請撥款賑災。當得知朝廷免除了當地的賦稅，詩人喜不自勝，“不憂鞭撻爛皮膚”。
為防治疫情，政府通常會採取一些檢疫措施。然而措施不當，苦的還是百姓。清代洪繻在其《檢疫嘆》中對檢疫官兇狠殘暴、不近人情的行為進行了強烈控訴：“檢疫入人家，橫將老幼驅。刀圭及針藥，刲剖死人膚。雲欲免傳染，須焚死者軀。到處人惶惶，有病應受俘。不許在家養，病院非虛拘。或有諱病人，一死如偷窬。亦有無病人，羸黃以病誣。封守死者家，禁錮七日踰。”疫情面前採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但無病被誣為有病，“疫死柔於水，檢死暴於火”，這種行為豈不比疫鬼更可懼？百姓“偷生”且無路，苦疫更甚於苦賊。面對這種情形，清代許夢行感嘆道：“民生到此計已蹙，愛護無端當殺戮。病疫之家不敢聲，死疫之家不敢哭。不經喪亂苦，不識昇平福。不遇舊恩寬，不知新法酷。（《苦疫行》）”可憐民生之艱、百姓之苦無人可訴。
疫情當前，詩人們“位卑未敢忘憂國”，越是在困難面前，越能體現他們的憂國之心、報國之情。南宋名臣王十朋在泉州任職期間，“入境身即病，到官日呼醫”（《乞祠不允》），因病情嚴重，不得不灼艾，以致出現“臂疼如子美，齒落如退之。腳患柳州腫，發垂孟郊絲。飲食日減少，跬步須扶持”的症狀。面對來勢洶洶的病情，詩人雖不堪其苦，卻仍思報國之心。他說：“溝壑倘未填，報國猶有時”，懇請朝廷準其致仕養病，以備來時報國。
聊自嘲或互勉
面對疫情，詩人們往往展現出豁達樂觀的一面，他們以自嘲或自勉的方式來紓解病患之苦。范成大三年臥病期間，雖偶有“因病偷閒意屬厭”的感嘆，但依然保持了豁達樂觀的心態。他戲書自己得疾千日：“百年能有幾春光，只合都將付醉鄉。衰病豁除千日外，尚餘三萬五千場。”（《丙午人日立春，屈指癸卯孟夏晦得疾，恰千日》）面對頑疾，旁人已不堪其憂，他卻心猶始孩，無憂無慮，似乎已然忘卻了形骸。他樂觀地說道：“餘寒會退聽，一笑當安排”（《立春大雪招親友共春盤坐上作》），功名利祿、生老病死，一笑了之。
面對疫情，詩人之間也相互勸勉。唐元和十年，元稹被貶通州，剛一到任，白居易就寫詩提醒他，通州“人稀地僻醫巫少，夏旱秋霖瘴瘧多”（《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成四章》），盼他千萬愛惜身體。然而造化弄人，元稹還是不幸感染了瘧疾，以致“脹腹看成鼓，羸形漸比柴。道情憂易適，溫瘴氣難排”（《痁臥聞幕中諸公徵樂會飲，因有戲呈三十韻》）。白居易得知後，十分關心他的病情，多次作詩慰問，“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謾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只添新悵望，豈復舊歡娛。壯志因愁減，衰容與病俱。相逢應不識，滿頷白髭鬚”（《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元稹也給他回詩，“秋茅處處流痎瘧，夜鳥聲聲哭瘴雲。羸骨不勝纖細物，欲將文服卻還君”（《酬樂天寄生衣》），向他訴說自己的病情，感謝他寄來的衣物。雖然“秋茅處處流痎瘧”，好友寄來的衣物也不合時宜，但這份情誼詩人卻銘記在心。
自嘲也好，互勉也罷，都是詩人笑對疾病的一種表達。他們借詩抒懷，苦中作樂，即使在疫情籠罩的日子裡，也依然詩意地生活。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我們應該向詩人們學習，以更加積極、樂觀、自信的態度應對疫情。正如范成大病中所言：“已把宜春縷勝，更將長命題幡。”（《朝中措》）春天既已到來，陽光還會遠嗎？
◎本文原載於《學習時報》（作者馬永鵬），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閱讀更多 大道知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