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林黛玉讀書之時，凡遇“敏”字，皆唸作“密”，寫字遇著“敏”字，也要少寫一二筆。黛玉這麼做的原因很簡單，她的母親名喚“賈敏”。這就是中國古代頗為獨特的一種文化——避諱。
所謂“避諱”，指對於本朝帝王或尊長的名字，既不能直接說出來，書寫時遇到這些字，也必須用改字或缺筆等方法來表達，以示尊敬之意。
避諱流變
避諱之俗起源甚早，甲骨卜辭中，替商王占卜的貞人，從不稱呼商王的名字，而是以“王佔曰”“王卜曰”代之，然商王對於他的諸侯臣子，卻從來直呼其名，故有學者認為，“古人有意識地避諱至少在商代時就已經出現了”。
而避諱作為一種制度，在周代正式確立。如《禮記·王制》規定，“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意思是掌管禮儀的太史，拿著簡冊文書向天子進奉報告時，應避諱先王的名字、忌日及國家兇、災、憂患事件。不過與後世相比，當時的避諱規則並不嚴格，《禮記·曲禮》規定：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嫌名”指與人名字讀音相近的字。“不諱嫌名”便是說，避諱時只需避本字，而不用避同音字。而“二名不偏諱”則是說，名有兩字者，若僅提及其中一字，無需避諱。如孔子之母名“徵在”，則孔子只能將此二字單獨使用，不能連在一起用。
但從漢代開始，避諱向著病態的方向，一路狂馳。先是避嫌名，也就是同音字也要避諱。嫦娥原叫姮娥，就因為漢文帝名叫劉恆，“姮”與“姮”同音，人們只好趕緊替月中仙子改了名。接著，除了避名之外，還要避“字”。且不管是“名”還是“字”，都要偏諱。
到了六朝時期，士人甚至為了避父、祖之諱，而辭官不做。如寫《後漢書》的范曄，曾被任命為太子詹事，因其父名叫範泰，“太”“泰”同音，故推辭不就。這雖非法令規定，然當時習尚如此。
唐朝初期，對避諱的要求尚不嚴。唐太宗即位，下令無需“偏諱”，只要“世民”兩個字不一起用，便無需避諱。但高宗、武則天這兩口子上臺以後，不但把前朝避諱的花樣撿了起來，甚至寫進法律。避諱開始法制化了。官員上書奏事，在文書中犯諱，便要挨幾十大板，此且不論，同時還規定：“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這條法律的解釋更絕：
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假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類。皆須自言，不得輒受。
“詩鬼”李賀悲催一生的根源，即在於此。僅僅因其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他就不能參加進士科考試！
到了宋代，避諱範圍進一步擴大，已經發展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宋仁宗曾賜近臣蔡襄字曰“君謨”，後有以“君謨”為名而中進士者，仁宗聞而發怒：“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至徽宗世，連皇帝相關的稱號都要禁用，臣民不得以“龍”“天”“君”“帝”“上”“聖”“皇”等字為名。又啟避孔子、老子名諱之先河，改瑕丘縣為瑕縣，龔丘縣為龔縣等等。如此世界，無怪乎會鬧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荒唐事來。
蒙元因異族統治，避諱一事頗為寬鬆；朱明之世，又漸嚴苛。清朝統治者雖是滿人，然青出於藍勝於藍，避諱之法登峰造極，由此引發出不少文字獄。著名的“《明史》案”，所犯八大罪中，“呼太祖為某子”，觸犯廟諱是一條重要罪證。乾隆朝舉人王錫侯，編纂了一部名為《字貫》的字書，因書中不避康、雍兩朝廟諱及乾隆御名，致被乾隆處斬。乾隆在上諭中寫道：
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悉行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交刑部審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
到民國時，隨著君主專制的終結，數千年的避諱制度，終於被扔進了垃圾堆。
避諱方法
古人既將避諱視之極重，不敢怠忽，自是生出不少“妙法”。大抵而言，其常用之法有四：空字、改字、缺筆、改音。
因避諱而空其字，似是最古之法。其例之法，除空其字不書外，或作“□”，或稱“某”，或徑書“諱”字。《書·金縢》：“惟爾元孫某。”按孔傳，元孫指武王，而“某”則代指武王之名，“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南齊書》成書於蕭梁朝，因梁武帝之父名“順之”故，書中凡遇“順之”，皆寫作“□”。
改字之法亦古，通常以同義字代替，在漢代即已盛行。漢代為避高祖劉邦諱，文書中每以“國”字代替“邦”字。《論語》“何必去父母之邦”之句，即被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國”。而《史記》中恆山作常山，微子啟作微子開，盈數作滿數，則是分別避文帝劉恆、景帝劉啟、惠帝劉盈諱。
顰兒所用缺筆之法，源於唐。高宗顯慶五年（660）詔書中，有“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之句，可見顯慶初年已有避諱缺筆之事。乾封元年（666），于志寧的碑文中，“世武”即被寫作“世卅”；而《贈泰師孔宣公碑》中，“愚智齊泯”，“泯”作“汦”，都是缺筆法的實證。以後缺筆之字漸多。
改音之法，則針對讀音而言。此法不詳源於何時，但多見用於“聖諱”孔丘，元人著《至正直記》雲，讀經史凡遇丘字，則讀若“區”。而在清代，“丘”則改讀期音。
還有拆字法，即將君主或尊長的名字拆成偏旁寫出。如唐憲宗本名“淳”，即位後改名“純”，《順宗實錄》遂雲：“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羅隱《賀昭宗更名錶》雲：“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為虞舜之全文。”“昌”之半字為“日”，虞舜名重華，此僅指“華”字，“日”與“華”左右相合，即為“曄”。
此外，還有曲說，或正文不書其諱，而改用小字注出等法，然皆與拆字法一般，較不常用。
避諱之弊
語言文字，本交流之工具，無端強佔某些字詞，於當世百姓而言，極不便利。但有誤犯，輕則挨笞受罰，重則性命無存。蒲松齡有《司札吏》一文，謂某從三品遊擊官，妻妾甚多，嚴命下屬避其諸妻妾之乳名，一日某小吏稟事之時，誤犯其諱，遊擊大怒，即以硯臺擊殺之。避諱之荒唐，可見一斑。
而避諱的最大流弊之處，在於淆亂古文書。如三國遼東太守公孫淵，字文懿，《晉書》因避唐高祖李淵諱，故稱其字為“公孫文懿”，結果後人不明，誤懿為端，又將公孫複姓訛為單姓。一個於史有名的人物，就此被改頭換面。今本《史記》有言：“王者以民人為天，民人以食為天。”按司馬貞索引，此語出自《管子》，本作“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而唐人避太宗諱，將“民”改寫為“人”，後人在“人”旁小字注以“民”字，孰料後人不察，竟將“民”“人”二字連寫，致成今狀。此類訛誤，不可勝記。
避諱之用
由於各朝各代避諱不一，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故學者可以反而用之，為學術研究提供便利。
其一，可為研究古代語音提供佐證。如東漢鄭玄，在解釋《禮記》中“嫌名”一詞指同音字時，曾舉例“若禹與雨”。這說明鄭玄所處之世，“雨”與“禹”同音，但在北宋年間的《廣韻》中，動詞“雨”已破讀為去聲，這就可以看出一個字的語音變化。
其二，可為歷史研究提供幫助。《史記·孝景本紀》有句雲：“立皇子徹為膠東王。”“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按司馬遷恰處該世，萬不敢直書武帝名，由此可知此處非太史公原文，必後人所加。另外還可用以解釋古書的疑滯， 辨別古書真偽及時代等等。故史學大家陳垣有言：“避諱學亦史學中一輔助科學也。”
避諱制度雖已死去百年，與今普通人民無涉，然有此二用，吾人便不得譏研究此者：“茴香豆有幾種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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