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眼裡的孫中山


魯迅眼裡的孫中山

魯迅眼裡的孫中山

張小笨

說起辛亥革命的人和事,至少有兩位偉人是絕難繞開的:幾乎要成了醫生而後來跟醫生卻絕不相關的革命偉人孫中山和文化偉人魯迅。當年一度同在日本而歸國後也可算是南京臨時政府裡的“同事”的孫、魯二人,並沒有直接的往來。作為“後死者”,魯迅對孫中山有過諸多評點。必須指出的是,魯迅在公開場合的說法和他私下裡的看法並不一致。

在《魯迅全集》中,魯迅多次評點過孫中山,不同場合評點的內容是有側重的。他最早提及孫中山的名字,當在1925年4月8日寫給許廣平的信中,這封信後被收入《兩地書·一○》(按,《書信·250408 致許廣平》裡的內容與之大同小異)說:

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來,惜已太晚。

由此可見,魯迅對孫中山為革命“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沒有什麼起色的社會現狀感慨頗深。

即便如此,魯迅對孫氏的功勞還是很為讚歎的。他在孫氏逝世一週年時所作的《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寫道:

中山先生逝世後無論幾週年,本用不著什麼紀念的文章。只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

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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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

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

可見,魯迅把孫中山的功勞擺到可謂無以復加的高位上了。而魯迅對孫中山豐功偉績的高度讚揚,其實還不僅如此而已。因為在《集外集拾遺補編·中山大學開學致語》裡,魯迅也有過與此相類似的意思:

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的結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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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先生卻常在革命的前線。

但中山先生還有許多書。我想:中山大學與革命的關係,大概就等於許多書。但不是死書:他須有奮發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緒,堅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誠然,魯迅在《二心集·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中則說:“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裡面有‘輿櫬’,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抬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要‘不要古典’,現在在行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此外,魯迅還在他們夫妻倆的私信合集《兩地書·一二二》裡認為:“今天路過前門車站,看見很扎著些素彩牌坊了,但這些典禮,似乎只有少數人在忙。”這就是說,他通過與孫中山相關的一些事情如哭孫陵和為之安排“奉安典禮”時人們的做法,來表明對孫博士的不盡感慨和無限憑弔了。

此外,魯迅還說過如下的話:“中山革命一世,雖只往來於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還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約必如來函所言,其實在那時,就已經給陳炯明的大炮轟擊過了。則可見出作者對孫中山有褒有議的真切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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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魯迅對孫中山的看法其實是不盡相同的,亦即他在正式場合往往是正面的評價,而在私下裡,雖不能說是相當負面,但至少也似乎並不怎麼全身心“傾倒”。那麼,他何以會有如此看似矛盾的評點或說是所說相異頗大的看法呢?

我認為,主要是由於魯迅熱愛新創建的中華民國所致。事實上,魯迅終其一生都是非常珍愛中華民國的,為此他還寫過不少著名的文章。如他在1925年2月6日所寫的《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就說:

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裡有理想的光。

我們從魯迅對那麼些“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的極端憤慨以及對無端被“破壞者”的痛惜,正可見出他對中華民國是何等的愛護了。不僅如此,同樣的意思也出現在稍後幾天他所寫的《華蓋集·忽然想到(三)》裡,其中的話語尤其令人深思: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裡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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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

俗話說:“只有愛之深,才能恨之切。”這在文化偉人魯迅身上也體現得極為顯明。可以說,正是魯迅這種熱愛全新的國家——中華民國——的感情使然,儘管他對孫氏未必真有那麼熱愛,但因中華民國與孫氏的廣義參與和長期領導密切相關,故魯迅在正式場合維護孫氏的榮光,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魯迅在晚年所寫的《準風月談·雙十懷古——民國二二年看十九年秋》以及《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關於“舒憤懣”》等篇章裡,不止一次地表達了他之所以“唇焦舌燥”地去為民國的存在和發展而努力地鼓和呼,其實就是由於“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聽不到什麼嘲罵”了。

在這裡,儘管魯迅是以他慣常而獨特的筆調和文風作出他熱愛中華民國的理由,即言語間儘管說得頗帶調侃的風味,卻也正可見出他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感情之一斑了。至於某些論者一味說魯迅一再如何如何地去推崇孫中山云云,其實大抵都是“睜著眼睛說瞎話”而已。對此,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問題,才能對得起先賢,也對得起原本就頗為紛紜複雜而且似乎有些被改篡了的近代歷史及其中的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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