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門閥政治是東晉王朝獨有的政權運作模式，以各個鼎盛門閥相繼與司馬氏皇權“共天下”的形式存在。 東晉整朝一百多年國祚，先後有琅琊王氏、穎川庾氏、龍亢桓氏以及陳郡謝氏等鼎盛門閥，相繼壓制皇權，執掌東晉權柄。在以謝安為首的陳郡謝氏，退出東晉門閥政治舞臺之後，太原王氏成為門閥政治最後登場的門閥。
不過太原王氏的發展之路，與之前琅琊王氏等曾經執東晉牛耳的門閥士族，“門閥壓制皇權”的門閥發展模式不同。太原王氏選擇依附司馬皇族為門閥興盛之機，依仗孝武帝司馬曜和會稽王司馬道子為首的司馬皇族，太原王氏門閥子弟在仕途多有建樹。
隨著作為東晉末期門閥代表的太原王氏，對於皇權的態度發生轉變，東晉王朝的政權樣貌，由原先門閥士族為主導，逐漸轉變為皇權、相權反制門閥的政治形式。並且隨著司馬氏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激化，太原王氏在抗爭自身門閥利益的過程中逐漸消亡，東晉存在百年之久的門閥政治也終於走向了終結。
觀東晉門閥政治的終結過程中，作為最後門閥政治的代表——太原王氏，在東晉末期的表現，可以看出門閥政治這種政權形式，是怎樣逐漸走向陌路的。而太原王氏作為門閥士族，發出最後抗爭聲音的人是王恭，以他為主導的發生於東晉末期的兩次興兵之舉，是門閥士族與司馬氏皇族抗爭的最終之役。從王恭之亂的始末，則可以看出東晉門閥政治如何逐漸衰落，直至走向終結的過程。
門閥衰落的前奏——皇權與相權崛起
要想探析王恭之亂的形成原因，需從門閥士族在東晉王朝的演進看。淝水之戰後，陳郡謝氏以謝安為首，成為左右東晉朝政的又一鼎盛門閥。不過門閥政治發展到謝安當權時，謝安以及謝氏門閥以其完全不同於琅琊王氏等門閥行事的“閒散”門風，讓當時的司馬氏皇權有了可乘之機。
為了對抗謝氏門閥對東晉朝政的把控，孝武帝司馬曜，重用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以實現中樞抵制謝安的目的。 而謝安在有淝水之功的情況下，卻選擇與當年王導不同的執政之路，那就是遠離中樞，出鎮廣陵。謝安的明顯退讓，後世究其原因多有爭議，但從謝安生平，以及結合陳郡謝氏族人的發展，謝安因其隱逸性格的原因，遠離中樞是非的思慮，應當佔據了不少原因。出鎮廣陵之後，謝安命人制造行船，準備順流而下回到會稽東山，足以看出謝安“隱逸”之心。謝安出鎮廣陵後不久，便溘然長逝，同時也將謝氏好不容易經營出來的當權門閥局面，逐步喪送。謝氏其他當權人物謝玄、謝石離世後，陳郡謝氏的影響逐漸喪失。
謝安像
不管怎樣，依靠司馬道子為相輔佐，孝武帝司馬曜終於擺脫了謝氏門閥的壓制。加之沒有其他強權門閥的出現，東晉王朝歷經將近百年之後，終於出現了皇權重振的景象。司馬曜和司馬道子以司馬氏皇權和相權的身份，終於擺脫了東晉司馬氏皇族身上的門閥士族的壓制。而司馬皇室皇權與相權的崛起，也是門閥政治衰落的前奏。
隨著陳郡謝氏門閥的衰落，東晉門閥政治終於開始走下坡路。在此情況下，如果按照門閥政治的正常走向，會有新的門閥崛起，取代陳郡謝氏在東晉掌權地位。但是陳郡謝氏衰落後，東晉門閥士族之中，琅琊王氏自王導之後便衰落，穎川庾氏子弟被桓溫殘殺殆盡，龍亢桓氏因桓溫篡位之心受壓制，只剩下當初與謝安一起阻攔桓溫篡權的王坦之所屬的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自王坦之阻攔桓溫篡權有功後，就逐漸興盛起來，不過與其他門閥相比，
太原王氏並無“功業”，族中子弟也無經營方鎮以固門閥之力，便無法如其他門閥士族那樣，依仗方鎮勢力配合中樞權柄，實現門閥掌權。何況王坦之在桓溫死後兩年也去世，無法一直在中樞謀求太原王氏的地位提升，陳郡謝氏也難免壓制勢頭正盛的太原王氏。所以太原王氏只好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崛起之路。
太原王氏的崛起之路——兩系子弟的不同選擇
太原王氏在王坦之之後，的確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不過真正崛起還要源於孝武帝司馬曜的納後之舉。
初，帝將納後，訪於公卿。於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恥於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後，有父者，唯蔭望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晉書.三十二》
孝武帝司馬曜當初想要納後，便去問謝安的看法，正好謝安當時見過王蘊之子王恭，便推薦了王蘊之女。從這裡可以看出，孝武帝納後之時，還正值謝安當權，門閥政治也正處興盛之時。這符合當時門閥政治的基本樣貌，皇帝即便要納後也要詢問當權門閥的意見。謝安同意了，皇帝才才能去納妾。不過，重點不在於此，而是孝武帝的皇后所出身的家族——太原王氏。
王蘊、王恭一族雖然也出自太原王氏，可卻跟正強勢的王坦之一族並非同屬一支，跟桓氏桓伊與桓溫也非同支一樣的情況。而謝安推舉的與東晉皇室結姻親的家族，並非當時正強勢的王坦之一族 ，就更多的是出於門閥政治中，當權門閥對於其他門閥的限制。需要知道的是，歷朝歷代皇后之位的選擇，並非簡單的“賢良淑德”標準，更多的是要考量皇后出身世家狀況。由此可知，當時謝安同意孝武帝納王蘊女為後，其中定是有避免正在上升勢頭的太原王氏王坦之一系，依仗后妃之便，行“庾亮”之事。
可不管怎樣，王恭所在的太原王氏一系，也真正與司馬皇權搭上了關係，為以後的崛起奠定了基礎。不僅如此，太原王氏的另一支王坦之一族，既然在謝安主政的階段，無法與皇權搭上關係，便退而求其次的與當時正為會稽王的司馬道子結親，
王坦之之女嫁給了司馬道子，成為司馬道子的王妃。等到孝武帝司馬曜藉助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出相輔佐，在朝中排擠陳郡謝氏的謝安等人，直到謝安出鎮廣陵病逝，司馬皇族終於擺脫了門閥士族的壓制。與此同時，藉助與司馬氏皇族有姻親之便，得以成為繼陳郡謝氏之後，成為東晉最鼎盛門閥的太原王氏，卻失去了原本門閥士族的抑制皇權的“契機”。
就這樣分別依靠族中皇妃和王妃之便，太原王氏兩系分別依附皇權和相權，以此也都得以在陳郡謝氏衰落後得到發展。此時太原王氏的代表人物為依附孝武帝一方的王恭，和依附相權司馬道子一方的王忱、王國寶等人。
這兩支勢力在孝武帝司馬曜和會稽王司馬道子兩人相處“蜜月期”時，呈現相安無事之狀。但在司馬曜終於排除萬難擺脫門閥士族的限制之後，突然發現自己依仗的胞弟司馬道子，竟然企圖行權臣執掌朝政之事。也因此，皇權與相權之爭得以發生，司馬曜和司馬道子因同母所生等原因，當然不會直接把爭鬥露於明面。可分別依附雙方的太原王氏的兩支之間，突然之間的反目成仇，便能看出當時皇權和相權之爭表面下的暗潮洶湧。
還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與皇權“共天下”的門閥士族，以太原王氏為代表，此時已經開始逐漸淪為皇權、相權交鋒的“棋子”。
皇權與相權之爭——太原王氏兩支反目
司馬曜和司馬道子因為出身的原因，在排除門閥士族桎梏後，也不便毫不掩飾的兵戎相見。但其各自所屬勢力之間的爭鬥，以及兩人對於東晉方鎮勢力的爭奪，都能體現皇權與相權之爭的過程。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強之，轉苦，便各以裙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世說新語. 忿狷》
王大就是王忱，與王恭分屬太原王氏兩系，這兩人年少時多有交好，但卻在成年後各自擔任丹陽尹和荊州刺史之時，在一次聚會上大打出手。從《世說新語》當中的描述中，可見這兩位幼年的同伴，已經變成了“欲相殺”的仇恨關係。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兩人的私人恩怨，之所以造成這兩人關係崩壞的原因，正是出自其二人所處的官職之上。
太元十四年六月，荊州刺史桓石民死；太元十五年，鎮守京口的司馬恬死。
當時正是謝氏衰落，皇權與相權相持都想要主導東晉朝政的關鍵時刻。面對東晉王朝兩大軍事力量所在——荊州和京口的爭奪，當然是司馬曜和司馬道子都非常看重的。雙方爭奪的結果是，司馬道子以王忱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司馬曜以王恭為青州、兗州刺史鎮京口。
於是太原王氏的兩支分別以王忱和王恭為代表，分別成為孝武帝和司馬道子之間，皇權和相權鬥爭之中，爭奪方鎮力量的代言人。王忱居江陵有上游兵力，歸附司馬道子相權一方；王恭居京口拱衛京師，歸附孝武帝皇權一方。太原王氏的兩支力量，因為皇權和相權之爭，呈現彼此對抗的態勢。
也正因為如此的對峙狀態，王忱和王恭在何澄家遭遇時，互相針尖對麥芒，一言不合就要喊人動刀“相殺”。這正是體現了
當時太原王氏兩支，因為皇權和相權之間的爭鬥，彼此對峙的狀態。而且還值得去看的是，當時除了太原王氏門閥之外，門閥士族的力量並非完全消亡。穎川庾氏的庾楷，被司馬道子任為豫州刺史鎮歷陽；琅琊王氏王凝之時任江州刺史。不過此兩者門閥中，庾楷與王忱之兄王國寶為一黨，可知歸司馬道子一方；而王凝之有懲處孝武帝看重的儒士範寧之例，可以看出也是偏向於司馬道子一方。
發展到此時的東晉政局，門閥士族不再是左右東晉王朝走向的主角，已經逐漸成為靠著依附司馬氏皇族為門閥興盛之機。東晉前期門閥政治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弱。
王恭之亂始末探究——門閥士族的影響逐漸消亡
本來孝武帝與司馬道子分別據有荊州和京口中的一處，能夠形成長江上游與下游的軍事實力平衡狀態。可當隨著王忱晚年嗜酒，死在荊州刺史任上後。空置出來的荊州刺史一職，又成為孝武帝和司馬道子之間的爭奪之事。最終的結果，還是孝武帝棋高一著，他不經中書和吏部，直接在內宮起詔，任命殷仲堪為荊州刺史。及此之後，孝武帝皇權一方，擁有了東晉的兩處主要軍事重鎮——荊州和京口，對比司馬道子相權一方佔據了極大優勢。
辛亥，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王忱卒。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
殷仲堪為都督荊益梁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可是世事無常，正當孝武帝據有荊州、京口勢力，想要大展宏圖時，因與後宮張貴人的一句玩笑話，被張貴人派人用被子捂死，實在是有些可悲。不過，孝武帝的死，給了原本備受打壓的司馬道子機會。在孝武帝死後，晉安帝司馬德宗即位，司馬道子輔政得以獨攬朝政，之後任用王國寶等寵臣。
這對於居荊州的殷仲堪和居京口的王恭來說，無疑是非常不利的，原本依附的中樞皇權因孝武帝死後不再存在。加之殷仲堪所鎮荊州，已經不富東晉前期西府之勢，還需要依仗當時居於江陵的名望，和北方雍州襄陽楊佺期的流民勢力，總歸是殷仲堪無法形成東晉之前王敦、桓溫以荊州之兵，威懾下游中樞的影響了；並且，鎮京口的王恭，觀其後面反叛被北府劉牢之所殺，當知王恭也對京口之兵無法如臂使指。
在此情況之下，中樞已經無法給予支持，方鎮又不能形成壓制中樞之勢，居安思危的王恭和殷仲堪不得不做出反抗之舉。這也是王恭、殷仲堪之亂的重要原因所在。
王恭第一次起兵之時，聯合上游荊州殷仲堪，對建康形成包圍之勢。並且，居三吳的琅琊王氏王廞，響應王恭起兵，斷絕了建康三吳物資供給。在如此不利情況之下，司馬道子不得不做出妥協，殺掉王國寶，王恭得以罷兵。
不過之後，司馬道子任用司馬尚之豫州刺史，任用王國寶之兄王愉為江州刺史，試圖抗衡王恭、殷仲堪，這招致了王恭的第二次起兵。不過這次起兵，司馬道子之子司馬元顯掌權，派廬江太守高素遊說北府將劉牢之，劉牢之背叛王恭倒戈一擊，最後抓住王恭並處死。
而上游荊州之兵，在桓玄和殷仲堪、楊佺期的聯合對峙中樞下，被得以保存。不過荊州勢力，已經開始從殷仲堪轉到桓玄之手，也有了之後桓玄謀權稱帝的鋪墊。
以上便是王恭、殷仲堪之亂的過程，從中我們能夠看出在整場起兵過程中，士族門閥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小。單從荊州殷仲堪無法實際掌控荊州之兵，和京口王恭無法形成對北府的實際掌控中，便可以看出，東晉發展到此時，門閥士族的影響的確逐漸減弱。等到王忱、王恭死後，太原王氏的兩支力量也消失在東晉門閥政治歷史的終場。
如果把王恭之亂，看作代表門閥士族最後力量的太原王氏，在孝武帝司馬曜死後，試圖用東晉王朝歷來的門閥興替之路的一種——起兵建康的方式， 以圖實現門閥士族重新壯大的目的。那麼，王恭最後起兵逼迫中樞司馬道子父子，的確有著門閥士族最後的抗爭之意味。
不過，王恭起兵之時，東晉局勢已經不同於王敦之亂和桓溫專權時。
王敦和桓溫分處東晉門閥政治的前期和中期，都是門閥政治發展中的產物，歸根結底還脫離不開“門閥”的干係。也因此，王敦之亂前期一路無阻，而後期卻一敗塗地；桓溫即便篡權之心人盡皆知，也忌憚於東晉門閥勢力的影響，不敢輕易篡位稱帝。可不管怎樣，王敦和桓溫所處的時代，東晉政權依舊在門閥士族之手，二人也依舊有自身門閥的底蘊作為起兵建康的基礎。而反觀王恭起兵時，靠著依附司馬皇權而崛起，且不能壯大自身太原王氏一支的自身底蘊。靠著不能完全掌控的京口之兵，去反抗早就不再受制於門閥的中樞司馬氏皇族，結果自然是一目瞭然。
【總結】
王恭之亂的發展過程中，足以看出原本影響東晉王朝近百年的門閥政治在逐漸消亡。最為直觀的表現為，門閥政治中最為重要的主體門閥士族的影響，在逐漸被皇權、相權等勢力取代。琅琊王氏和陳郡謝氏的逐漸衰落，龍亢庾氏、高平郗氏等門閥子弟的衰微，以及如太原王氏這般依附司馬氏皇族，間接導致門閥士族影響受損的門閥士族，門閥士族的地位最終再也不能如東晉中前期那般，能與司馬氏“共天下”。
門閥政治終結的另一個表現，是次等門閥以及寒門的崛起。在王恭之亂中影響成敗的北府將劉牢之，以及影響荊州威懾的雍州楊佺期，都屬門閥勢力，但卻不能與王謝這些豪門相比，在東晉只能稱得上是次等門閥。可隨著門閥政治的終結，皇權、相權重新開始主導王朝時，這些次等門閥力量，也開始重新展現其試圖崛起的意圖。東晉末期的孫恩、盧循之亂，就是次等門閥想要在門閥政治衰落之時，企圖謀算利益的實例。
不過，門閥士族終隨著皇權、相權等勢力的崛起，而不再可能形成左右朝政的特殊門閥政治力量。而隨著皇權重振，加強皇權的過程中，如劉裕這般寒族出身的力量，逐漸獲得發展，以至於借皇權重新發展之利，實現了王朝興替的過程。在東晉和劉宋興替過程中，門閥士族的力量當然還依舊存在，但對峙皇權的門閥勢力遭到執掌皇權的劉裕這些力量的撲滅；而依附皇權的如王謝士族，即便在南四朝之中依舊位居高門，不過那時的門閥士族，已經不再是左右王朝的力量，門閥政治已經徹底終結。
參考文獻：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晉書》
《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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