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南開大學成立100週年，也是南開中學建校115週年。在南開系列學校背後，能發現有一個共同的身影：那就是有著“南開校父”之稱的嚴修。嚴修出生於清朝末年，經歷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大變局”，其人生軌跡也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他是清朝翰林，卻鍾情於新式教育，開創了民辦新式學堂的先河，並與張伯苓一同創辦了南開大學。
嚴修還是中國近代倡辦女學和兒童教育的先行者。1902年冬天，他創辦的嚴氏女塾被《大公報》稱為“女學振興之起點”。1905年，嚴修創辦了保姆講習所，培養出了我國最早的幼兒教育骨幹。嚴修不僅在治學上貢獻卓越，治家同樣頗有成就，為子女制定了家訓，並積極讓他們接受新式教育。
擔任貴州學政推進新式教育
嚴修，字範孫，號夢扶。嚴氏家族祖籍為浙江慈溪，十七世紀中期，其七世祖經商遷至天津，從此，以鹽商為家業的嚴氏家族定居天津。嚴修的父親嚴克寬曾任天津長蘆鹽場的總綱，家境殷實。
1860年，為避英法聯軍之亂，嚴家遷居河北三河縣，嚴修就出生在那裡。直到1862年，全家才遷回天津。在天津長大的嚴修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教育，6歲即入塾，7歲習字，8歲作試律，12歲開始參加八股科考，18歲應院試，補廩膳生。嚴修讀書努力刻苦，求學和仕進之路也很順暢。1882年，22歲的嚴修鄉試考中舉人，第二年又考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嚴修
值得一提的是，嚴修在考進士時，認識了同來參加考試的徐世昌，兩人趣味相投，再加上後來兩人同時中舉，關係更進一步。後來，他還通過好友徐世昌認識了袁世凱。雖然很早就中了進士，但在任翰林編修期間（1886-1894）並不得志。究其原因，是崇尚實學的他與當時的官場、學壇有些格格不入。
1894年8月，嚴修被任命為貴州學政。在貴州任職的近4年間，他積極推進現代教育，這是他將自己辦學理想付諸實踐的開端。在貴州時，嚴修力主教育變革。因為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嚴修既熟讀詩書，又較早接觸西學，從十幾歲起就閱讀了不少算學、格致書籍，到貴州後他繼續收集西學目錄，購閱了《泰西新史攬要》《萬國公法》等書籍，在他的大力推行下，原來一直以經史子集為主要內容的貴州學子，開始學習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識。
隨著他在貴州施行教育改革的深入，嚴修心中醞釀出改革科舉的想法。1897年，嚴修大膽上書光緒皇帝，提出開設“經濟特科”的建議。其核心思想是在暫時不廢科舉的情況下，另開特科招納人才，選拔通曉時務的各類人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嚴修的這個建議，是對中國自隋朝即實行的科舉制度的最大挑戰。嚴修的觀點與維新變法的思想比較一致，因此後來梁啟超直言，此舉為“戊戌維新之起點”。
有人歡欣鼓舞，有人自然不高興。嚴修的老師徐桐震怒，吩咐門房說：“嚴修非吾生，嗣後來見，不得入報。”
1898年1月7日，嚴修由貴陽啟程返京。貴陽士子依依不捨，歡送他的隊伍相接數十餘里。有意思的是，在嚴修回京的路上，光緒皇帝準開經濟特科。
嚴修回京的行程是這樣安排的：由黔入湘，然後至漢口乘江輪到上海，再換海輪迴天津，最後從天津回北京。在迴天津的輪船上，嚴修見“餘艙外有一人，堆行李於船闌之內”，他推窗問是誰，那人竟然是康廣仁。原來，康廣仁陪生病的梁啟超去北京。嚴修就這樣與梁啟超相識。兩人相談甚歡，康廣仁不得不提醒梁啟超：“數日來未曾說如許多話，今日話已多矣。”
回到北京，嚴修覲見光緒皇帝，拜見李鴻章，又在一次聚會中與康有為“暢談許久”。
不久，光緒皇帝頒佈“定國是詔”，是為“戊戌變法”。不過，變法持續了一百多天便匆匆結束，同很多變法措施一樣，嚴修提出的經濟特科還未真正發揮作用，就被廢止。此後，嚴修也被免官回到天津。
新式家塾誕生南開中學
儘管仕途受挫，但嚴修並不在意，他反而更加堅定了投身新式教育的決心。1898年底，嚴修以天津嚴氏家館為基礎，招收親友及嚴家子弟，聘請熱心西學的張伯苓授課，開始試辦新學，即為“嚴氏家塾”。兩人一拍即可，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合作。他們也沒有想到，這座明顯帶著實驗性質的新式家塾，會成為教育史上一個新里程的開端。
張伯苓（1876-1951）也是天津人，比嚴修小16歲。張伯苓成沒有走科舉之路，十幾歲時，便考進了北洋水師學堂。就在完成學習，並被派往北洋艦隊實習期間，中日爆發黃海海戰。海戰的失利，再加上1897年，因目睹晚晴和英國交接威海衛的儀式中喪權辱國的場面，張伯苓心灰意冷。張伯苓認為參加海軍報國無望，便另覓他途。此時，新的教育在中國風起雲湧，“教育救國”成了他的理想。恰好此時嚴修正在為他的家塾聘請老師，經過友人推薦，張伯苓來到了嚴修家塾。兩人迅速成為興學道路上的親密戰友。
▌嚴修（左）和張伯苓（右）
嚴氏家塾除了教授傳統的經史文學之外，還有英文、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知識及體操等課程。張伯苓負責整個西學。沒過多久，天津另一位鹽商王奎章，也請張伯苓教其子弟，取名為“王館”。當時，張伯苓手下學生多起來後，張伯苓還給學生們加了一門體育課。在體育課上，張伯苓在兩把太師椅椅背中間放一根長雞毛撣，讓學生們練跳高；讓同學們互相彎腰練習跳馬；課餘還帶孩子們到戶外去打球，騎自行車……
因為這些頗具開創意義的嘗試，1904年，嚴修被當時的直隸總督袁世凱任命為掌管全省教育的直隸學校督辦。在職期間，嚴修和張伯苓再次去日本考察（此前嚴修曾自費前往日本考察）。在這次考察期間，嚴修意識到中學的重要性：“中學居小學與大學之間，為培養救國幹部人才之重要階段。”從日本回來後，嚴修和張伯苓將嚴氏學館和王氏學館合併，改名“敬業中學堂”，地點仍在嚴家偏院，這也被看作南開中學創辦之始。
敬業中學堂由張伯苓任監督（校長），嚴修更加關心學生學習，並經常為學生批改作業。此後得天津士紳鄭菊如的幫助，他將天津城西南的一片開窪地帶，捐給敬業中學堂作為新學校的校址。1907年秋，中學堂由嚴宅遷入新校舍，因為那裡有“南開窪”之稱，新學校就被稱為南開中學堂，也稱南開學校。
開辦第一所私立幼兒園
為了辦好教育，嚴修多次東渡日本，學習他們的教育理念。1902年，嚴修第一次東渡日本，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教育改革之初，是先設小學，再立幼稚園，然後再開辦女學校。回國後，嚴修聯合林墨青、王寅皆等鄉紳，創辦了天津第一所正規小學，即天津民立一小。1903年，嚴修率先聯合天津士紳創設天津民力第一、第二兩所小學堂。這兩所小學堂的開辦，不僅震動天津，更帶動了天津的教育。
在開辦第一所小學的同時，1902年，嚴修還開辦天津第一所女塾——嚴氏女塾，1905年嚴氏女塾改稱女學。同年10月，嚴修參照日本的模式在嚴家大院裡開設了“保姆講習所”和嚴氏蒙養園。保姆講習所成為中國最早培養幼兒師資的學校，而嚴氏蒙養園也是中國最早的私立幼兒園之一。嚴修教育理念之先進，可見一斑。
▌民國時期，天津嚴氏女子小學附設蒙養園保姆及幼稚生合影。
還要提上一筆的是，提倡新式教育的嚴修，不僅把自己的孫輩孩子送進嚴氏蒙養園學習，還讓他留日歸來的女兒嚴智蠲（juān）為保姆講習所講課的大野鈴子擔任翻譯，嚴修留學日本歸來的大兒子嚴智崇（曾為袁世凱之子日文教師）則為蒙養園翻譯引進了日本幼兒教學教材。
這期間，嚴修還聯合一些熱心教育的地方紳士興辦或是協助興辦了民立、官立小學20餘所，此外還興辦師範學堂、工藝學堂等。嚴修大大推動了新式教育在天津的發展。
嘔心瀝血創辦南開大學
在嚴修為之奮鬥一生的教育事業中，最突出和最有影響力的，當屬他與張伯苓共同創辦的南開大學。
嚴修和張伯苓此前創辦的南開學校發展迅速，到1916年前後，在校中學學生達千人之多，無論是學生規模，還是學校聲譽，均為“私立辦學之楷模”。嚴修在此基礎上，開始試辦高等教育。1916年，他與張伯苓大膽開辦高等師範班，這是他們創辦大學的最初嘗試。不過，高等師範班只辦了一屆，終因師資匱乏，經費短缺，難以為繼。
嚴修與張伯苓的大學之夢沒有破滅。此後，張伯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高等教育，嚴修也於1918年赴美參觀考察。他走訪了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葛林奈爾大學、舊金山大學等知名大學，對大學的學制、行政管理、辦學經費、教育教學方法及設備、圖書情況詳細調查研究，特別對美國私立大學教育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
▌1918年，嚴修、張伯苓等在美國考察教育時合影。前排居中為嚴修，左為張伯苓，右為範靜生。
1918年底，嚴修、張伯苓回到天津，正式決定創辦一所大學。1919年的春節剛過，花甲之年的嚴修和他的“戰友”張伯苓開始為籌辦南開大學奔波。他們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見教育總長傅增湘，討論南開大學立案事宜；他們在六味齋約見蔡元培、胡適等人，徵求建立大學的有關建議；他們還在中山公園會見梁士詒、曹汝霖、周自齊等人，籌募辦學經費……不久，他們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請求閻錫山、曹錕等軍閥協助辦學。
為了籌款，嚴修和張伯苓坐過不少冷板凳，也捱過不少白眼，但為了辦成南開大學，他們堅持了下來。張伯苓曾說：“雖然有時向人家求見捐款，被其擋駕，有辱於臉面，但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作，並不覺難堪。”在他們的感召下，他們先後接受了幾筆較大的社會捐款。1919年4月起開始興建大學校舍，9月順利招來第一批新生，南開大學正式誕生。在第一批新生中就有周恩來。
大學創辦後，嚴修身體力行，不惜以個人財力、物力支持學校發展。1919年，嚴修為南開大學捐贈購書款兩千美元及30餘類中文書籍數百冊；1922年，他將5畝多良田捐出；1924年，嚴修又將《二十四史》、《九通》等幾十種古籍捐贈給南開大學圖書館。
1928年，在嚴修和張伯苓的努力下，南開學校形成了包括大、中、女、小四部在內的完整體系。就在獨具特色的“南開”全部建成的第二年，即1929年3月，嚴修溘然長逝。當時正在美國考察的張伯苓，對旅美校友說：“南開之有今日，嚴先生之力尤多。嚴公逝世，在個人失一同志，在學校失一導師，應當尊嚴先生為校父。”從此，“南開校父”便成了嚴修的專有稱謂。
▌如今的南開大學
嚴以律己 治家有道
嚴修崇尚新式教育，不僅開辦了多所新式學堂，為當時的教育帶來了很多革新思想，同樣，嚴修對自己家庭的管理以及子女的教育也非常嚴格，他為嚴家定下八條家規：“一、全家均須早起；二、婦女宜少應酬；三、夜不出門；四、消遣之事宜分損益；五、少年人宜注意禮節；六、少年人宜振刷精神；七、勿妄用錢；八、周恤親友。”
這八條家訓，無疑是嚴修對嚴氏子女及嚴家後人的嚴格要求。除了注重對後人的教育外，嚴修本人更是率先垂範。
嚴修痛斥當時社會上歧視婦女的偏見，力倡廣大婦女放足。他的開明，不僅讓嚴家後代的女童從小即接受正規的新式教育，而且從1900年出生的長孫女嚴仁荷開始，嚴家孫女都幸運地留了天足。為此，嚴修還專門寫下一首《放足歌》：“少小女子頓聲哭，哭向慈母訴纏足，母親愛兒自孩提，為何縛兒如縛雞，兒訴腳痛母心碎，晝不能寢夜不寐，鄰家女兒已放足，走向學堂去讀書。”
在嚴修制定的家訓教育下，擁有幾十口人的嚴氏大家庭被管理地井井有條，規規矩矩。平日裡家中人見面，不管是幼輩見長輩，還是兄弟姐妹相見，彼此都要行禮，家中一切都按規矩辦事。嚴修治家嚴格，也給外孫女盧樂山留下深刻印象，並稱“外祖父齊家有道”。她回憶道：外祖父做過學部侍郎，自家也是鹽商，有一定經濟實力，可是外祖母從來都是布衣裳，從未見她綾羅綢緞穿金戴銀，家裡擺設也很平常。外祖父不要納妾，不要娶姨太太，不要賭博抽菸，等等。
嚴修治家雖然一向管理嚴格，但對後輩教育卻總是以鼓勵、獎勵為主。盧樂山回憶說：“外祖父一向管理嚴格，但對後輩從不打罵。有一次，調皮貪玩的表哥逃學了，外祖父知道後，給了他一個最高處罰：罰坐兩個小時。從此表哥再沒有逃課。”
▌嚴修書法作品
據盧樂山回憶，外祖父對孫輩的孩子要求每天必須練習寫字。為了啟發孩子寫字的積極性，外祖父特地請了一位寫字先生來到嚴家大院，專門給孩子們的寫字以“最優、優、良、可、次”為等級進行評定。如果評到最優，得到3枚銅板；評到優，得到兩枚銅板；良，得到1枚銅板；可，無錢可得；次，則罰1枚銅板。這樣的評定累在一起，每月計算一次，再到外祖父那裡，由外祖父親自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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