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人民檢察院
抉擇：
疫情期間提訊
“這可能是我職業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次提訊了。”3月8日，重慶江北區檢察院檢察官王東海感慨。
2月3日，曾提訊各種犯罪嫌疑人無數的檢察官王東海，接到一個電話要求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時，第一次感覺到了為難。彼時，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肆虐。
來電方是江北區公安分局法制支隊，起因是有個系列“專案”，涉案人員多、罪名多，涉案金額達30億元。因案情複雜、法律關係錯綜交織，公安機關希望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以使得該系列案件順利推進。
事實上，王東海不是沒有選擇餘地。
根據疫情期間的特殊情況，最高檢和重慶市檢察院已明確發文，能夠使用遠程視頻提訊的儘量不接觸犯罪嫌疑人。
一場確定“介入方式”的特殊會議，在疫情高壓的背景下，在江北區檢察院會議室召開。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會議一開始，就有人提出了三套不去看守所當面提訊的方案：一、直接進行書面審查；二、遠程視頻提訊；三、將訊問提綱交駐所檢察官代為訊問。
三套方案，即便是在非疫情期間，也均完全合法、合規。
“我個人建議，還是儘量克服困難，到看守所現場提訊。”王東海字斟句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書面審查和遠程視頻提訊，並不太適用於這種涉案人眾、罪名多的複雜案件；駐所檢察官因對案情不熟悉，也難以達到提訊效果。
會議最終的結果，是一致同意赴看守所現場提訊。
2月13日，公安機關將第一批4名犯罪嫌疑人向江北區檢察院提請逮捕。
2月17日上午，根據看守所疫情防護期間提訊的相關要求，王東海和唐倩、餘名洋等人身著防護服、手套、鞋套，戴著口罩，護目鏡，一步步走進江北區看守所。
“這是我近10年檢察工作生涯中的第一次，這次提訊印象太深刻了，恐怕一生都會銘記在心。”經歷了嚴格的體溫檢測等流程，甚至隨身物品消毒等程序後，檢察官餘名洋感概萬分。
較量：
微妙的心理戰
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技術活。檢察官需要密切觀察犯罪嫌疑人的表情變化，聽取被訊問人的語氣變化、聲調變化等，以此來判定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波動、態度變化、是否如實供述等。
然而，當犯罪嫌疑人戴上口罩之後，包括表情、聲調等特徵，就與以往截然不同了。更棘手的是，檢察官厚厚的防護服、口罩、護目鏡等，不僅嚴重阻礙了檢察官的表達，也嚴重影響了訊問對象接收信息。
“我沒有故意串通招投標，我當時只是為了幫朋友的忙。”
“找了兩家公司的資質讓他拿去用，分到的錢是介紹費。”
“都是行業約定俗成的，不犯法啊。”
……
或許是因為被雙方厚厚的防護裝備阻隔帶來的某種安全感，犯罪嫌疑人試圖將所有行為都合法化。王東海等人敏銳地意識到這種微妙的心理變化，開始調整訊問策略。
“從事招投標那麼多年，你不知道正常招投標程序?你又是如何開展的?”
“介紹兩家公司就拿到這麼高的介紹費，這麼高昂的介紹費誰給的？又是通過什麼方式給的？”
……
連珠炮式的反問、質問砸過去後，犯罪嫌疑人雙手開始不自覺地微動，視線也開始轉向其他方向，一度陷入了沉默。
“沉默對你沒有一點好處，時間也不站在你那一邊，現行法律規定的是認罪認罰可以從寬……”王東海不失時機地開始“普法宣傳”。
犯罪嫌疑人終於繃不住了，打斷王東海的話，語氣低沉而急切地說：“算了，檢察官，我如實交代，也認罪認罰……”
該犯罪嫌疑人最終交代了最核心的案情之一，即找公司就是為了幫助“圍標”，那些高額的介紹費，就是幫忙圍標成功後給的分贓。
突破：
防護服下的交鋒
另一間訊問室裡，犯罪嫌疑人採取的則是另一番“套路”。
“我沒聽清你說的什麼啊檢察官!”
“你說話聲音能不能大點呢?”
多次提高說話聲音、最後以近乎吼的音量在訊問的餘名洋開始意識到，對方正在放大防護服、口罩等客觀條件的限制，有意地“裝聾作啞”。
略一思考，餘名洋對同事唐倩以正常音量說：“記錄下來，犯罪嫌疑人已做過健康檢查，無耳聾耳鳴等疾病，但卻聲稱聽不到訊問，拒絕回答訊問。”
然後，他又轉頭對該犯罪嫌疑人依舊以正常音量說：“剛剛問你的問題，相關涉案人已經交代你就是當事人，並且你起了主要作用.......”
“哎呀!不是不是的!我只是參與者啊!也不能都推到我頭上啊!”犯罪嫌疑人一看這陣勢慌了，聽力“瞬間恢復”，不僅打斷了餘名洋的話，還立即主動交代了詳細案發經過。
臨近中午，為節省時間，王東海等人自帶方便麵，在看守所辦公樓大廳吃完方便麵就又投入到緊張的提訊工作中。
那一天，因提訊人數較多，這樣的訊問整整持續了一天，直到下午6點。脫下防護服等厚厚裝備的一刻，他們才發現汗水已溼透衣服。
2月20日，江北區檢察院以涉嫌串通招投標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周某等四人。
“所有案子都是有相應時限要求的，疫情再緊，一個檢察官都必須嚴守法律的底線。”王東海說，這些都是作為一個執法者本就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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