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8日, 年僅二十五歲的一代影后阮玲玉在家中自殺身亡，一時間轟動了整個民國。這位默片（無聲電影）時代當仁不讓的熒幕女皇以令人唏噓的方式告別了她那個時勢造之卻又生不逢時的年代，只留下“人言可畏”的遺言令後人三思。
▲《神女》劇照：默片時代最優秀的電影和人物形象
而阮玲玉卻不會想到，又或許在意料之中，她的去世成為了報界的狂歡，產生的“流量”甚至成就了一個“近世十大社會新聞”。
人言可畏：簡單而可怕的理由
人們很快找到了阮玲玉的遺書，讀來唏噓不已：
我現在一死, 人們一定以為我是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因為我對於張達民沒有 一樣有對他不住的地方, 別的姑且不論，就拿我和他脫離同居的時候，還每月給他一百元，這不是空口說的話，是有憑據和收條的。可是他恩將仇報，以冤 (怨 ) 來報德，更加以外界不明，還以為我對他不住，唉，那有什麼法子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一死了之罷，唉！我一死不足惜，不過還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罷了。阮玲玉絕筆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
聊聊事情的原委，選擇在國際婦女節自殺並非控訴或者特殊意義，而僅僅是因為第二天將與前夫張達民對簿公堂，原由據說是通姦。
▲中間是張達民，右邊阮玲玉
而此時距離兩人分手已經一年多了，每個月100大洋的“反贍養費”（女兒歸阮）沒有滿足這個遊手好閒的紈絝，他先是各種死纏爛打，故意洩露倆人私事讓小報記者炒作，給了性格偏抑鬱的阮玲玉很大的壓力。
這也不是阮玲玉的第一次自殺，對丈夫的極度失望她曾經尋死過（未遂），這時出現了她生命中的第二個男人。
奇怪的“續筆”
遺書的後面還有幾行歪歪扭扭的字：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現在死了，總可以如他的願，你不殺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張達民，看你怎樣逃過這個輿論，你現在總可以不能再誣害唐季珊，因為你以（已 ) 經害死了我啊!
唐季珊是阮玲玉當時的男友，當時赫赫有名的富豪兼電影製片廠的股東。這封遺書令他一度脫罪，但並不足信：尚有如此深愛之人，為何會獨自離去呢？隨後的筆跡核對果然證明了公眾的猜測：所謂續筆乃是唐一手偽造。
▲阮玲玉和唐季珊
說來，張達民的訴訟說來並非捕風捉影，早在1932年時唐阮二人在一次應酬中認識，隨後就在新閘路的一幢小洋樓開始同居。但阮玲玉很快發現後者又找了新女友，隨後對她經常性地打罵，顯然又是一次所託非人。
如此，二人當為共犯乎？且看看當時的“輿論”。
阮玲玉女士的擔心很快成為了現實，一場風暴在她死後迅速醞釀成型。
第一波：尋找“真正”的元兇
一個無賴, 他是任何事情都幹得出來的, 不問他自己曾否和阮玲玉有否婚約, 不想自己已經領到她二千四百元的脫離後贍養費，仍厚著臉皮告人通姦。--唐瑜《悼念阮玲玉》
她的死，完全是張達民害的，張達民真該雷轟雷劈，才能給阮玲玉報仇雪恨。--《中華日報》1935年 3月 14日。
張達民作為元兇，很快迎來媒體的口誅筆伐，但這很快就沒有了新意，媒體試圖挖掘更深層的原因，引導輿論的展開。
因張織雲與唐季珊有過戀情，傳說因阮玲玉導致彼此戀情的破裂。記者採訪張織雲，張說：
外間或認為阮女士為餘之情敵，此實錯誤，以餘之心坎中，確無此印象也，餘於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評，但為中國婦女缺乏真實學問，致其悲痛耳。大概婦女因缺乏真實學問之故，意志比較薄弱，每在遭受痛苦時, 易為錯覺支配。至於唐季珊之為人，在餘未發生意見之前，頗能相愛，但愛情未能專一，此殆為一般男子之通病，或不獨咎唐君。--《時報.一個覺悟的前輩》3月11日
平心而論，張織雲對阮玲玉“缺乏真實學問，意志比較薄弱”的評價並不過分，對唐的維護也是社會的現實，雖有避重就輕之嫌，也不失合理之處。然而，次日的報道卻冠以醒目標題，輿論批判隨後轉向唐季珊，言辭也更為激烈:
▲劇照：《戀愛與義務》
一個富商，尤其是置女性於股掌之間的富商，無論怎樣的女子，縱逃不出這層惡勢力的魔障，張織雲不是一個嗎？殺害了阮玲玉的罪魁是這誘惑女性，玩弄女性，蹂躪女性的唐季珊啊!
一個女伶、女明星的出世, 以及在社會上名聲地位的造成, 都非這批寄生蟲的扶掖及捧場不 可。而歷來女子伶人及現代女子影劇家的悲劇, 大半起因於此。
批判目標導向了唐季珊為代表的富人，甚至有人提供其“管束太嚴，不得自由，完全把阮玲玉當做一個洩慾的工具”的虐待“罪證”，而明星公司（阮生前所屬）則發表聲明“絕不以公司的名義參加唐季珊主持阮玲玉的喪事，因唐為電影界之罪人, 致阮於死之導火線”。
至此，唐張二人的共犯身份被“輿論”坐實。
第二波：關於為何尋死的大討論
隨後，輿論在更廣闊的層面深入展開，《鐵報》刊登廣告說：敝報認為阮玲玉之死, 乃一嚴重社會問題, 為特公開徵求社會輿論。關於阮玲玉之死，究為社會所殺耶，為唐季珊所殺耶，為張達民所殺耶，為阮玲玉女士自殺耶，凡屬讀者皆可投稿。
▲劇照：張曼玉主演的《阮玲玉》
《中華日報》也發表了徵求讀者意見通知：我們覺得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來討論誰殺害了阮玲玉是必要的。這一問題，我們是希望著讀者們能夠迫制一下自己奔騰著的情感，冷靜地思考一下，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誰是元兇，誰是幫兇，儘量地寫出你們的意見。
那麼，我們來看看這些徵求而來的所謂“輿論”吧。
在一般人看來，阮之自殺, 不外乎“婚姻問題之牽累”，雖然稱她剛烈女性，也將其死歸於紅顏薄命 ，女人命苦。
一些固守傳統貞潔觀者認為阮玲玉自殺是不守婦德的必然結果，“阮在女明星中，夙以風騷擅長，似屬楊花水性女子”，“如果從了張達民之後, 不和唐季珊發生關係，不和張達民脫離 (關係 )，當然不致被張所告，不被張告，自然也不必怕什麼人言。”
有人則認為這是愛慕虛榮的結果：阮玲玉是一個死不足惜的女性 (除了藝術功績 ) ，因此“是自己促成的, 奔放狂縱送了她的性命, 享樂奢靡埋沒了她的靈魂”。
▲阮玲玉和蔡楚生《新女性》的拍攝現場
有究根溯源者則認為阮玲玉不能超脫享樂的誘惑，墜入物質生活的牢籠，是不正確的意識殺害了自己“她一個覺醒的或半覺醒的靈魂，腦子裡的封建殘餘是很有力的，不是進步的新女性。”王塵無（電影評論家）則說阮玲玉的生活和思想，是完全資本主義的，不能在這種半資本半封建社會立足了。阮玲玉作為小有產階級的女性，她的意志與生活存在巨大矛盾。
不知不覺中，矛頭又轉向了阮玲玉本人的原因，難道她是死得活該不成？
擴展：該怎麼做的問題
很快，話題擴展到了社會的現實原因。
杜重遠（愛國民族企業家）曾提出“自殺是弱者的表現, 阮玲玉的自殺只是表現了自己的怯懦”。隨後不認同者建構了被殺的話語傾向。
“世界上並沒有自殺的人，歸根到底自殺者莫不是被殺者。”
“阮玲玉女士的死，不是自殺，分明是被殺的！手槍也許是張達民的訴訟和唐季珊的欺騙；然而動手放的真正劊子手，卻是這古老的中國的封建社會。”
自殺被歸於民國的罪惡社會，推動輿論導向社會批判，揭示自殺事件所反映的社會弊端。如批判民國當局提倡的尊孔讀經，導致容不下再嫁的阮玲玉，“已經死去了的封建殭屍又在復活起來，而且儘量的發揮著底下腐朽的氣氛，阮玲玉之死就是在這一條件之下被犧牲了”。
▲張曼玉的氣質神還原了一代影后
“墳墓裡挖出的封建主義的男權, 以欺壓弱小的女人, 女人無處可逃” ，進而批判現行制度無法保證女性的根本權益, 只是男性壓迫女性的工具。 批判者們認定封建主義的毒害、黑暗社會的逼迫、現實制度的缺陷導致了阮玲玉的死亡，所以要“以更大的力量，來徹底的掃除這封建勢力和黑暗社會” 從個人批判向社會批判的延伸, 超出個體死亡的悲劇事實，賦予了自殺事件廣闊的社會意義。
在另一個層面，同時引發了“如何預防自殺”的討論，人們認為首先應從個人改造做起，實有改變生活態度的必要，應稍帶一些變革的態度：“現代婦人所以脫不了男子的玩弄，一大半由於女子的生活太不堅實，安適淫靡的小布爾生活。其實不一定是怎樣的絕對快樂。藝術的園地早已大開了，應該起來衝破束縛，而為自己打出一條出路。”
或要求女藝人改造人生觀，認為自殺“終是弱者的態度，既有這種堅決意志，應該與惡環境奮鬥到底，應該把她在影片中代表弱女性奮鬥的精神拿出來，應付一切才是”，“電影演員更應當，從這一慘變中覺醒過來，深切的認識現實，更正確地認識歷史決定意義的前途。然後將自己的認識和信心，通過電影藝術 發揚光大。同時將個人生活極力單純化、樸素化、科學化，以畢生精力從事藝術的奮鬥”。
承上，阮玲玉匆忙告別了世界，作為社會話題的核心又存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從個人恩怨情仇，到封建主義毒害、黑暗社會壓迫，批判對象由個人延伸到社會；她時而是被殺的弱者形象，時而又是為婦女解放而犧牲，具有獻身精神的新女性；甚至延展到對於社會之改良和預防自殺途徑的探討... ...
不否認都有幾分道理，剖析更是深遠而徹底，但說起這份熱鬧的原因，竟然是細思恐極。
再談人言可畏
斯人已逝，時過境遷，筆者無意對往事另起爐灶，然而就遺書所言而論之，死因並不複雜，兩位渣男自然是難辭其咎，而“人言可畏”這一點，魯迅先生曾做過精彩的論述：
現在的報章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 ...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 ...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於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 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人言可畏論》
這是魯迅先生專門為悼念阮玲玉女士所寫的文章，對民眾的看客心理、窺視女性的癖好者鞭撻入木三分，也揭示了阮玲玉成為受害者的原因--“有名無力”竟是原罪：有足夠的話題度，也是毫無反抗之力的羔羊，哪怕再大的名聲，也不會有人來出頭，不管生前死後都是如此。
當時新聞媒體的分量甚至還強於當下，尤其在這類無關國計民生話題上足以左右輿論的方向，當年有記者曾呼籲報章因“慎用輿論權威” ，告誡報界“不要僅僅為了滿足你們的卑劣的慾望 (如迎合低級趣味以推廣銷路等等 ) 而不惜違反神聖的記者道”，可惜大多數人卻由淺入深、面面俱到的坐實阮玲玉“人言可畏”的預言。
由此可見，之前炒作“通姦”一事時的“人言”，又還會有誰呢？
當阮、唐、張的訴事發生以後，有多少報紙上，用著各種引人注意的字符，油滑的評語，標題這事件，以博得觀眾的歡迎，增加報紙的銷路。因此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發生許多漫罵、批評、譏諷，而使藝人多感神經，受一個極大的刺激，而至恐懼、悲痛、自殺。-金君敏《阮玲玉女士自殺之檢討》
這段難得的反省頗具諷刺意味地登在了上躥下跳的《中華日報》上，此前他們正在大張旗鼓的徵稿討論阮玲玉的死因，活著生食其肉，死後對人血饅頭大快朵頤，賊喊做賊，何其可笑？至於受害者作何感想，誰又在乎呢？
結語：往事莫重來
如此，我們當能夠阮玲玉女士的苦衷：碰到兩個渣男本是大概率事件，又何忍責怪？她只是一個柔弱的年輕女性，背不起“封建殘餘反抗者”、“新時代女性楷模”等高大上的稱謂，死後卻被打造成各種形象；她不擅長反抗，只會用死亡來逃避，後卻發現何必要泉下有知呢？
既然死不足惜，為何又怕人言可畏呢？張達民一人焉能行此大惡？阮玲玉的死因歸根結底在於悠悠眾口（外界不明），好事者太多，更有甚者唯恐天下不亂，與他們後來“主持正義”時道貌岸然的醜惡嘴臉如出一轍。歸根結底，所圍繞的不過一個“利”字而已。
當年如此，現下依舊，阮玲玉所遭遇的無時無刻不在重演著，當年李詠先生赴美治療前後，國人可還記得給了他們多少謾罵和詛咒？而當去世消息傳回時，竟有幾人內疚慚愧，卻多見人血饅頭？當年為利，今朝為爽（或流量），共同點則在於貌似都不用負責任。
多說無益，也不想跑題，借用司馬光《訓儉示康》中的一句話結個尾吧：
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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