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6歲,肝癌晚期,為活命賣了房子,欠下幾十萬

我46歲,這個年紀正是應該贍養老人,養育子女,奮進全力支撐家庭的時候,但一場大病奪去了我的一切。


我跟妻子來到深圳這座城市很多年了,一直在打工。2017年,妻子工作的電子廠倒閉了,她經歷了短暫的失業,很多工廠都以年齡大為由不願意招她。商量了好久,我們決定開個小餐館,掙多掙少再說,人一定不能閒著。我白天在外面跑業務,下班早了,就回小店裡幫忙。是很累,可我是兩個兒子的父親,壓力大著呢。


我46歲,肝癌晚期,為活命賣了房子,欠下幾十萬


老家的兩個孩子帶不出來,從小就由爺爺奶奶帶著,算是大家口中的“留守兒童”。孩子的爺爺也在幾年前腦溢血去世,現在重擔都落在了我的老母親身上。好在兩個孩子都長大了,老大偉偉在讀大專,老二斌斌準備高考。 斌斌一定要努力啊,我打工這麼多年,也才給老大攢了一套房子,把小鬼供完大學,以後的婚姻大事就只能靠他自己了。


2018年5月的一天,我感覺頭有點暈,量了下體溫——38.5℃,有點感冒、發燒,應該沒事。我就去附近的社區健康中心瞧一下,讓醫生開了一點中藥。吃了幾天藥,燒退了,病卻沒走,那幾天我開始嗜睡、噁心、肚子也陣陣的疼。整個人虛弱的什麼都做不了,直到有一天吃完晚飯,我剛站起身卻控制不了自己,向一邊的地板倒下去。當晚我被送去了深圳中醫院,這是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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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說是肝硬化,狀況不太好。”妻子坐在床邊對我說。

“什麼是不太好?你知道這20多年,我肝一直都有點小毛病,這次怎麼就狀況不好了?”我有太多疑問了。

“肝硬化,裡面全都壞了,功能都失效了,醫生說是失代償期。”妻子沒再多說什麼。


這肝臟20年來一直有點小問題,只要不影響工作、生活,也沒多在意。誰知道毛毛雨已經變成了洪水猛獸。我打定了主意,這病一定不能讓斌斌知道,孩子馬上就要高考,最關鍵的衝刺月決不能被我耽誤了。保守治療一下,20年都沒事,這次也會過去的。治得差不多,趕緊就回去工作了。在醫院就跟燒錢一樣,把孩子的學費都燒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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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想法跟妻子聊了一下,她會理解我的。


“肯定不能給斌斌說,但治病的事,你說了算?還是醫生說了算?既然來了就安心治一下,再說,你還有醫保呢。”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上天對我家人的考驗,2018年6月9日,斌斌高考結束,我也被批准出院。這一個月,花光了為孩子攢下的學費,但是我的病情始終沒有讓我夫妻倆之外的人知道。


這個夏天,放暑假的偉偉、剛高考完的斌斌一起來到深圳,一家人在出租屋裡其樂融融,他們卻不知道,老爸剛從鬼門關走了一圈。


斌斌比他哥哥爭氣,考上了本地的一個大學。既然沒有孫輩需要照顧,我把母親也接來了深圳,跟妻子一起打理小餐館。


平靜的生活只維持了半年,2018年11月份,我又倒下了。一年內兩次住院,任誰都無法再輕鬆對待,經過全方面的檢查,我才知道自己攤上大病了“除了肝硬化、糖尿病,還有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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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肝臟已經完全失去了功能,為了維持生命,只能不停地輸血,每天睜開眼就是一包血漿掛在病床前。這成了我住院期間揮之不去的記憶。


短短五天,我就累計輸血超過2000ml,我感覺自己已經不是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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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血漿、血清和注射液輪番上陣。我這個正值壯年的身體,此刻連一個將死之人的身體都不如。在大病面前,錢就是一切。而我的家庭,正被我拖進地獄。


在深圳中醫院的ICU住了二十多天,我每天都處在死亡的邊緣。身體裡的肝癌已經到了晚期,根本無法治癒,只能從其他方面緩解病情。而代價是巨大的,每一天都是幾萬元的花銷,ICU就是個燒錢機器,我深有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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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不想白髮人送黑髮人,更不想幾十歲的兒子先自己一步離去。為了維持我的治療,她向所有親戚借錢,多則幾萬,少則幾百。我的妻子也向孃家借錢,就是這樣我一直在ICU住到了12月底,逐漸脫離了生命危險,才轉到普通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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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我們回家吧,這病就這樣了,不然人沒了,家也垮了,”我看得很清楚,晚期肝癌治不好,只是推遲那個誰都不想接受的結果,“該借的錢都借了,趁著我還有力氣,還能幹活,不能讓孩子擔上我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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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給通知了,過幾天能辦理出院,”妻子搶在我媽開口前說話了,“但病還要繼續治,這家醫院治不好,我們去別的醫院,過完年就去。”


這個新年在一片掩飾中度過,偉偉和斌斌一問起關於我身體的事,就說已經治好了,不要擔心。讓孩子知道這個幹嗎?他們還是學本事的時候,沒必要為父輩的磨難擔驚受怕。可是另一個聲音又在說:“孩子已經成年了,應該告訴他們真相,死亡也是重要的一課。”


孩子開學後,全家又開始準備看病的事情。我們把租了多年的房子退了,把小餐館也轉了出去。帶著不多的傢什,去往廣州,去中山大學腫瘤醫院治療。


內心深處,我也是一個怕死的人,我還想看見兩個孩子成家立業,想把我多年辛苦的老母親贍養到老,還有這半年在我身邊操勞的妻子,我已經欠下了太多。如果此刻放棄,就前功盡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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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醫院的醫生給出了明確又殘忍的答案:“你這已經是晚期,只有肝移植可以治療晚期肝癌,否則只能活三個月了。”


醫生馬上又告知:“現在肝源比較緊缺,快的話三個月,慢的話有可能一年才有匹配的供體。這個手術花費大概在30萬以上。”


憤懣,剛給了我生的希望,馬上又是無邊的黑暗。經過上次從ICU出來後,我真的不知道下次意外什麼時候來,可能根本等不到有合適的肝源,即使有了,去哪裡再借錢?


回到城中村,在狹小的出租屋裡,母親、我、妻子,誰都不願說第一句話。這大概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劇,你知道希望在那裡,但你沒有抓住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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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又一天,總是妻子出去買菜,母親再做成我從小吃到大的飯菜。走到這一步,誰都不知道再如何進行下去,生的門正在對我關閉。


這天,妻子出門時,母親也跟著出去了,說是想透透氣。她們比往常回來的也晚了一些,不過手裡沒有菜,而是從外面買回來的熟食。


“兒啊,我跟你媳婦又去問了醫生,除了肝移植沒別的法子,”母親說話有些顫抖,“我的肝也能行。”


“家裡還有一套給偉偉準備的新房,抵押出去,手術費也夠了,”妻子又跟著說,“錢沒了可以再掙,命要緊。”


我生命裡最重要的兩個女人,替我做出了事關生死的決定。我羞愧又感激地流下了眼淚。

2019年04月23日,偉偉、斌斌也向學校請假來到了醫院,我在在全麻下,進行了肝移植手術。


我46歲,肝癌晚期,為活命賣了房子,欠下幾十萬


手術後,一家人或坐或站的圍繞在我的病床邊,母親在緊挨著我的病床上。該說的祝福已經說盡,我看著妻子,這位從我一窮二白就陪伴在我身邊,自始至終不離不棄的女人;我看著母親,你兩次給了我生命,對我的付出遠遠超出我所能回報的;還有我的兩個孩子,以後就靠你們撐起這個家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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