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繼東漢、唐朝之後，第三個“宦禍”時代。和唐宦官專權亂政相比，明朝“宦禍”延續時間更長，禍亂範圍更廣，對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個方面的危害程度更深。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卻是歷史上對宦官專權反應最為激烈的封建君主，其即位後製定的一系列抑制宦官專權亂政的法令制度也最為周全。即便如此，也難以阻止宦官勢力在有明一代的泛濫猖獗，且愈演愈烈。
明末清初著名史學家、思想家黃宗羲認為，“奄寺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明夷待訪錄》）
明朝“宦禍”為什麼如此猛烈？導致其氾濫猖獗的根源是什麼？對此，後世史家學者多有論述，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明朝“宦禍”始於明英宗時期，英宗對王振的縱容，使權閹王振專權亂政，帶了一個壞頭。
明朝第一個專權宦官王振形象圖
這一觀點主要是針對“專權亂政”而言，但並不是明朝宦官勢力氾濫猖獗的根源。從明朝宦官勢力的發展演變看，從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宦官勢力就開始逐步興起，併為以後的泛濫成災埋下了禍根。
也就是說，明朝“宦禍”的根源，恰恰是對“宦禍”危害認識最為清醒、也大力抑制宦官勢力的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正如清代史學家、《明會要》作者龍文彬所言：“自來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之周······自禁之而自紊（亂）之，又何怪後人之變本加厲耶？”
一邊制定禁令，大力防範宦官專權；一邊又出爾反爾，帶頭破壞禁令，導致宦官勢力興起，朱元璋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分析朱元璋自相矛盾的背後原因，不妨先看看他是如何認識和防範宦官弄權亂政的。
1、朱元璋注重吸取漢、唐“宦禍”亡國教訓，對宦官專權亂政的危害有著清醒認識
朱元璋於1368年正式登基稱帝、建立明王朝後，十分注意總結借鑑歷代王朝興衰經驗教訓，採取了一系列重建政治秩序、整頓吏治、發展經濟文化等措施，鞏固統治基礎。
他特別重視君主專制，對漢、唐兩朝宦官專權亂政、最終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有著清醒認識，曾當著眾朝臣的面感慨地說：“我讀史書，漢、唐後期，都是宦官亂政誤國，每次都覺得很遺憾。宦官只能在宮廷灑掃使役，豈能參政掌兵？漢、唐的宦禍，雖然是宦官之罪，但還是君主太寵信他們了。假如不讓宦官掌兵參政，他們就是想禍亂朝政，也做不到啊！”（據《明史紀事本末》）
朱元璋劇照
朱元璋還多次強調宦官的職責、數量和使用原則，“此曹（宦官）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 “（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不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明史》）
正是基於對漢、唐宦官禍亂朝政的認識和教訓，朱元璋稱帝后，先後多次下令，頒佈抑制宦官勢力的法令、制度和措施。筆者根據手頭資料，大體統計了一下，從明朝建國第一年，即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七年間，朱元璋至少先後七次頒佈“鐵令”，禁止宦官專權參政，抑制宦官勢力：
洪武元年，朱元璋稱帝不久，即下令禁止宦官參政典兵；
洪武二年，命吏部定製宦官機構編制，對宦官的職責範圍和數量提出明確要求，只准灑掃使令，不能過多；
洪武四年，又命吏部制定各級宦官的官品，規定宦官的品級在從七品到五品之間，並再次強調宦官職能為“司晨昏，供使令”；
洪武六年，下令借鑑前代對宦官的糾劾辦法，設置內正司，專門糾察宦官失職犯錯及不法行為；
洪武九年，再次強調宦官只可灑掃役使，嚴禁染指兵權；
洪武十七年，下令宦官不準參與職責以外之事，各朝廷部門嚴禁與宦官有文書往來；
同年，朱元璋專門讓人鑄造了一塊大鐵牌，立於宮門，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以警示宦官越權干政。
朱元璋制定的抑制宦官勢力措施遠不止這些，據明史記載，洪武年間，還陸續頒佈了一些其他限制宦官的制度法令。如，宦官不許讀書識字、不得穿戴朝臣官服，等等。
朱元璋畫像
這些禁令都是以朝廷名義正式發佈，可謂“鐵令”。如果嚴格執行落實，無疑是對宦官勢力的有效制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些制度法令，在執行過程中，很快就成了擺設，而破壞這些制度法令的帶頭大哥，正是朱元璋自己。
2、朱元璋帶頭破壞抑制宦官干政的制度法令，既與當時的政權結構有關，又與自身性格特點密不可分
一套周全細密的“限宦”制度，是如何被朱元璋自己出爾反爾，一步步破壞掉的呢？
一是不斷擴充宦官機構和人數。朱元璋曾多次明令嚴格限制宦官機構和人數。洪武二年，專門詔令吏部定置宦官機構，設立了內使監、御用司、尚酒局等各類監、司、局等宦官機構約20個，這一數量已經基本接近明朝宦官機構全盛時期的24衙門。宦官人數也遠超明初的“置宦者不及百人”。
其後，洪武3年、10年、12年、16年、17年、28年，又先後六次增設、升格、更定宦官機構，至洪武末年，宦官機構計有十一監、二司、十五局（庫）、三所、七門官。
機構的膨脹必然帶來宦官人數的大幅上升。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僅洪武十五年，一次就增加宦官360人。由於對宦官需求數量不斷增長，洪武時期，朝廷還向高麗、安南等附屬國索要閹人，僅洪武二十四年，就向高麗索要閹人200多名。
明朝宦官形象圖
二是信賴並安排宦官廣泛參與各項政務。朱元璋多次嚴令禁止宦官越權參與外廷政務、事務，但洪武年間，宦官參與政務的記載屢見不鮮，涉及朝廷的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
如外交方面，洪武二年，宦官金麗淵奉命出使高麗國；洪武十年，安南國王去世，朱元璋命宦官陳能代表明朝廷前往哀悼；
經濟方面，洪武八年，宦官趙成、慶童先後被派至西域邊境，購買馬匹，參與茶馬交易。二十五年，派宦官前往邊地購買良馬萬餘匹，交易茶葉30餘萬斤。
軍事方面，宦官開始參與犒軍、視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派遣宦官吳誠、呂玉到貴州總兵行營犒軍、觀方略，首開明朝宦官涉足軍隊事務先河。
在政治事務上，宦官常常作為皇帝特使，奉命到各藩王處宣旨傳諭。洪武十二年，因靖江王朱守謙之父作惡放縱，宦官陳景奉命遠赴西南，宣讀朝廷諭旨，警誡靖江王朱守謙遵紀守法，並逮捕了朱守謙的一些親信。
可見，朱元璋雖然制定了細密的“限宦”法令，但並未真正落實，反而不斷增設機構和人員，擴大臣官職責範圍。
那麼，朱元璋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與當時明朝的政權結構和個人性格密切相關：
一是廢除宰相，集中君權，為宦官參政提供了機會。明朝建立後，朱元璋為了加強統治，建立了新的政權結構，即，廢除宰相制度，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專制皇權，所有奏章均由自己處理。
鄭和下西洋開明代宦官帶兵先例
朱元璋是歷史上最勤奮的皇帝，每天處理朝政，從不間斷，史載其每天批閱奏章200多份，處理政事400多件，最多時一天批閱奏章1600多份。
但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不可能事事親力親為，在沒有宰相的情況下，身邊的宦官無疑是分擔朝廷事務的最佳人選，從而給宦官參政提供了機會條件。
二是性格多疑猜忌，寵信倚重宦官。朱元璋出身低下，放過牛、出過家、討過飯，從社會最底層起步，登上皇位成為天下至尊，造就其性格中的多面性，即既有堅韌、自信、節儉、勤奮的優點，也有自卑、多疑、猜忌、殘忍的負面性格特點。
特別是其多疑殘忍的負面性格，導致他稱帝后大殺、濫殺功臣朝官。僅胡惟庸案、藍玉案，就分別牽連誅殺朝臣及其家族3萬多人和1萬5千多人。這也是其對朝臣極不信任、廢除宰相制度的主要原因。
對朝臣猜忌、疏遠，朝廷中唯一可供親近、寵信的就是整天圍在身邊、日夜相處的宦官群體。所以隨著皇權的鞏固，朱元璋逐漸改變了對臣官的反感、戒備態度，不惜破壞自己親自制定的各項打壓宦官勢力的法令，越來越多地寵信並倚重宦官，參與各種朝廷事務。
明末權閹魏忠賢
有一件事頗能說明朱元璋對宦官的態度。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後被朱元璋“撫以為子，令從己姓”，很受寵愛。洪武中期，鑑於宦官參政越來越廣泛、宦官隊伍不斷壯大，時掌大都督府兼國子監事的李文忠勸諫朱元璋“內臣（宦官）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聽後大怒，說“你是想削弱我的羽翼嗎！這肯定是你的門客教唆的。”
於是下令將李文忠的門客全部誅殺，李文忠因受驚嚇生病暴亡。在朱元璋眼中，宦官是他的“羽翼”，是他治國理政、分擔政務的幫手，李文忠以外甥兼養子的親情身份都不能與宦官相比，可見其對宦官的寵信程度。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朱元璋為什麼一邊連續出臺抑制宦官勢力措施，一邊不斷增加宦官力量、參與朝廷事務了。
也正是朱元璋的縱容信賴，使得宦官勢力從明朝初期，就廣泛滲透於朝廷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種活動中，並在其後不斷髮展壯大、愈演愈烈。
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取皇位
3、朱元璋對宦官干政的放寬縱容，為後期宦官勢力的擴張提供了惡性“示範”，為“宦禍”氾濫理下了禍根
朱元璋雖然開了明朝縱容宦官干政的先例，但其時的宦官並沒有做到專權亂政，這主要是由於朱元璋文治武功，智謀兼備，又勤於政事，治國理政能力突出，能夠較好地駕馭宦官。
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明宣宗前期。作為明朝第三位君主，明成祖朱棣在“靖難之役”奪取皇位的過程中，由於得到了宦官較多的幫助，即位後，對宦官更加信賴依重，明朝的宦官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在朝廷的地位和作用也比洪武年間更加突出。
永樂三年，宦官鄭和率領艦隊奉命出使西洋，每次帶領士兵兩萬多人；永樂八年，宦官王安、馬靖奉命出監都督、巡視地方軍隊，開明朝宦官帶兵、監軍、巡視先例。
永樂十八年，特務機構“東廠”正式設立，宦官提督東廠，又為宦官干預司法提供了條件，宦官的權力更加勢重。“自是中官益專橫，不可複製”（《明通鑑》）
宣宗初年，朝廷又專門成立了供宦官讀書識字的內書堂，更為以後宦官參政創造了條件。
從朱元璋到明宣宗前期，宦官勢力得到進一步擴張，但這期間幾任君主都比較有作為，對宦官的使用、管束把握適當，致使宦官難以形成專權亂政的權力基礎，宦官雖然勢高權重，卻仍在專制皇權的有效控制之下。
明朝宦官劉謹被處死
直至宣宗後期，君主開始耽於玩樂，蠢蠢欲動的宦官開始興風作浪。公元1435年，年僅九歲的明英宗朱祁鎮即位，之後，以權閹王振為首的宦官勢力急速膨脹，壓抑已久的宦官專權亂政終於浮上水面。
但從英宗開始，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大多沉湎於享樂，不理朝政，甚至幾十年不見朝臣，他們只是接受了先朝君主使用宦官參政的習慣，卻沒有承傳先朝君主勤勉理政的傳統和駕馭宦官的手段，在相權衰落的情況下，宦官趁機擴張勢力，填補了朝廷權力真空。
於是，從英宗朝的王振開始，到憲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立地皇帝”劉謹、神宗朝的皇帝“大伴”馮保、熹宗朝“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直至明王朝滅亡的200多年間，一大批權閹走上政治舞臺，作威作福，禍亂朝政。
這些勢大權重的宦官，結黨營私，禍亂朝政，殘害忠良，魚肉百姓，對明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社會各方面造成極大危害，嚴重影響了明朝的統治秩序和基礎，激化了社會矛盾，最終引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將明王朝推向了滅亡。
清代乾隆帝在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時，認為“明亡不亡於流寇（指農民起義軍），而亡於宦官。”（《國朝宮史》）這話雖然有點絕對，但卻充分說明了明朝“宦禍”氾濫的危害。
通過以上梳理，不難看出， 明英宗一朝雖然開了宦官專權的惡例，但並不是宦官勢力興起的根源。明朝宦官走上前臺，步步坐大，以至於禍亂朝政，禍國殃民，其深層原因是朱元璋改革政權體制、廢除丞相制，留下了權力真空，而他對宦官“由防而縱”，並帶頭破壞自己制定的”限宦“法令，又給宦官攫取權力創造了必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明朝宦官勢力由興而盛、愈演愈烈，最終引發亂政誤國，背後的始作俑者正是朱元璋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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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史料：《明會要》《明史》《明史紀事本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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