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怡爽
【研究分享】杨怡爽：印度为何没有成为发展型国家？（上）
四、印度重新成为发展型国家的压力与尝试
80年代末90年代后，印度逐步实现内外改革，放弃了许可证制度，市场力量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可观的中产阶层，但是其制造业部门发展乏力，而此期间印度企业并不是与政府相互扶助而是通过尽量“规避”政府而成长起来的。而在2000年初的快速增长后，2009-2014年，由于市场化改革受阻，印度又进入了所谓“政策麻痹（Policy Paralysis）”时代，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愿意参与全球竞争的印度相关利益群体（包括部分城市新兴工商阶层）厅外游说能力不足，另一个原因是中下阶层对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公正性产生了强烈质疑，换而言之，不再相信进一步改革能够直接转换为福利的增长，国家难以用“共同富裕”和“做大蛋糕”的图景说服不同群体支持改革措施，这使得印度政府在实现嵌入性自主和统一和执行发展意愿方面先天不足。
莫迪政府自我标榜的鲜明特色与选举承诺，就是其对发展意愿的强调。莫迪政府上台后，力推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发展制造业，根据“国家制造业计划（NMP）”，印度计划在2022年前将制造业比重提高到25.0％，且每年为超过1200万的年轻人创造就业岗位，同时推行一系列政策，包括将汽车、化学、信息技术、医药、旅游、铁路等首批25个行业列为发展重点；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行相关法律法规改革，试图扫清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包括外资准入限制和退出机制、统一税制改革、土地法改革、劳动法改革等；推出能源领域的重要改革，放开柴油价格管制、提高天然气价格、减少能源补贴对政府财政的高压。莫迪政府有着明确的意图：要疏解劳动力压力和实现其当选时的发展许诺，必须实现制造业部门的快速扩张。而现代经验证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发展型国家是最为成功的。当然，印度并不必成为传统的发展型国家，但是朝着弹性发展型国家发展是一条可行之途。
尽管莫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政策改革方面，莫迪政府也没能摆脱一些历史固有问题。由于反对党、利益集团和工会组织反对，莫迪政府在推行单一市场的税法、劳动法和征地法等关键领域的改革的推进，实际上远比其改革计划缓慢。为提高办公效率和改善投资环境，莫迪在整顿政府作风、重塑政府形象及反腐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是这些官僚弊端与腐败现象，只是印度国家能力和自主性不足等固有问题的体现形态，而非其根本症结之所在。换而言之，莫迪政府要推动其发展规划的实现，最主要地是解决其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不足的问题。
2016年下半年发生的废钞事件（demonetization）尽管至今褒贬不一，经济学家依然在忙于估算其对印度经济造成的影响，但是对于任期过半的莫迪政府而言，这一次废币最大的意义，恐怕不是如其表面目标所示那样是打击黑钱扩大税基，也不是打击了政治对手的政治献金基础或促进了印度的电子支付发展，而是采取了这种全国性的争议政策，却并未动摇到莫迪政府的执政和选举基础——北方邦的选举大胜，再次说明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党（BJP）对印度的控制力呈现60年代国大党政府以来印度50年未曾见到的一家独大格局。政治与经济评论者对这次废钞的看法，无论正面负面，都认同这体现出了莫迪政府对经济部门更强的干涉与动员能力，早在此政策执行之初就有人怀疑莫迪此举是为了更加大胆的改革政策投石问路。显然，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莫迪的废钞无疑是成功的，但这是否体现了在莫迪政府下国家自主性已经有所加强，因此印度政府在施行其发展规划道路上能够面对更少的阻力，还依然有待观察。
本文转载自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17年5月25日文章
作者是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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