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不僅是一種分配模式，還是一種社會關係

今年的奧斯卡將“最佳電影”獎項頒給了韓國電影《寄生蟲》。在影片中，兩個貧富懸殊的家庭以一種奇詭的方式緊密聯繫在了一起。擁有社會學學科背景的導演奉俊昊通過刻畫上層階級家庭的麻木和下層階級家庭的無望，藝術化地呈現了一個普遍存在於當下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問題——社會不平等。

自上世紀60年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擁有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經歷了一系列的軍事獨裁政權之後，今天的韓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理論上，韓國同許多其他民主國家一樣享有“公平公正”這一價值基礎。但是，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等因素加速了民族國家內部的社會貧富分化。在經濟上享有優勢地位的人往往在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從而，經濟不平等被轉化為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又造成進一步的政治和經濟分野——許多自由民主國家似乎陷入了類似的“惡性循環”。

加拿大學者韋爾什在《歷史的迴歸》中提出，經濟不平等不僅侵蝕了個體間相互尊重的能力，還削弱了社會凝聚力。要想緩和這一問題，她呼籲人們重新閱讀歷史，以更多地瞭解歷史中的人們如何應對與之相伴的諸多挑戰。

不平等的迴歸

譯/魯力

不平等對於自由民主的挑戰

冷戰結束之後，經濟增長似乎是全球化擴散的必然產物。在西方社會內部，社會民主政黨的關注重點——比如英國的新工黨(New Labour)和加拿大的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已經轉向減貧脫困，而非應對更為廣泛和更深層次的經濟不平等。正如英國前工黨政治家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在 1998年所說的著名言論 :“只要那些骯髒的富人交稅，他的政黨就會對他們特別好。”這些稅收可以使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窮人生活達到一定的水平，並改進和進一步發展社會服務。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隨著經濟的發展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人們的相對經濟地位，而不僅僅是絕對的經濟福利水平，對於維護自由民主制度的健康程度至關重要。這也同樣基於很多原因，簡而言之，經濟不平等——特別是在今天這樣史無前例的嚴重不平等的情況下——不能簡單地被看作資本主義的一部分。

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平等現象已經被證明對經濟有害。在其著作《巨大的鴻溝》(The Great Divide)中，斯蒂格利茨就揭示了不平等現象增加是經濟發展獲得成功的必然結果。如果頂尖 1% 的人口掠奪了所有的收入增長，那麼中產階級就太過弱小，無法創造在歷史上推動經濟增長的消費支出。其結果是，大多數人最終要依靠借貸——通常借貸規模超出其償還能力，這也使經濟波動加大，更容易遭受衝擊。在2008 年金融危機之前——現在還有很多人夢想回到這個階段——經濟就已經搖搖欲墜，內部出現腐爛:金融泡沫和不可持續的過度消費。斯蒂格利茨寫道，“僅僅依靠生命維持設備維繫”。

國際基金組織也警告不平等所帶來的負面經濟效應，特別是在效率和穩定方面。國際基金組織的研究還表明，經濟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往往增長率較低、不穩定性較高——這也挑戰了我們經常聽到的觀點，即爭取更為平等的環境最終將傷害經濟發展。這些研究結果，為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外的經濟增長和福利指標提出了替代方案。舉例來說，經合組織發起了“好生活計劃”(the Better Life Initiative)，目的是採取多維度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方式，包括個人和家庭的多樣化經驗和生活條件。其研究發現，經合組織國家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在家庭收入方面表現相對較好，但在就業保障、住房負擔能力和工作生活平衡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公共衛生 研究人員理查德·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凱特·皮克特(Kate Pickett)也認為，有必要通過更廣泛的措施來評估社會成功與否，而不僅僅是通過 經濟方式。在他們的暢銷書《公平之怒》(The Spirit Level)中指出，社會中最嚴重的疾病——包括精神疾病、吸毒、肥胖、社會生活喪失、監禁和兒童福利低下——隨著社會中的經濟不平等的增加，都在明顯上升。因此，不平等的影響並不侷限於窮人，而是會損害整個社會結構。經濟不平等所帶來的第二個有害影響是它會很快轉變為機會不平等。

如果我們接受了斯蒂格利茨的說法——收入位於頂尖 1% 的人因其對社會繁榮做出的貢獻就不必“公平對待”的話，這種對機會平等的侵蝕會更讓人擔心。這也是他的論點直擊重點的地方 :不平等最大的辯護方之一——或許也是不平等最後的堡壘——就是捍衛所獲得的財富。那些能賺更多錢的人要麼工作更加勤奮，要麼擁有特殊天賦，要麼敢於承擔非同一般的風險。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經濟愈發不平等的世界裡，這樣的理由卻很難站得住腳。

儘管有一些例外——比如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處於頂尖階層的人通常不為社會謀福利。他們也不創造工作崗位。相反，頂尖 1% 收入中的絕大多數人，追求經濟學家所說的“尋租”——從現有財富中獲取更多利益，而非創造新的財富。也有很多人從關係中 獲取財富——不管是家庭關係還是政治關係。斯蒂格利茨也指出，他們“總是想從國家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額，而不是去做大蛋糕”。這些高收入者在金融企業中的數量多得不成比例，一些人通過非法借貸和市場操縱牟利，直接導致了2008 年的大衰退。

關於不平等的另一個擔憂，也是長期困擾政治理論家的，是其將經濟優勢轉化為政治權力的潛力。這一動能侵蝕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每個公民在為其社會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的過程中應有平等的話語權。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懷疑財富如何換來政治影響力，美國政治學家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也蒐集了很多證據來說明這一點。通過研究在美國提出的數以萬計的政策變遷，他指出，那些受到富人青睞的公共政策——例如某些特定形式的稅收政策，比那些受到底層或中產階級青睞的政策更有可能被政治代理人提出(比如，參議員和眾議員)。此外，今天各個階級之間影響力的差異，已經比 10 年前的更為明顯。正如斯蒂格利茨令人印象深刻的論述，今天的美國政治已經不再是“一人一票 ”， 而是變得越來越 “ 一美元一票 ”。

一個反饋循環由此建立:經濟不平等轉化為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造成進一步的政治和經濟分野。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評論家開始將美國描述為“財閥專制”— 一個富人統治的國家，而非民主國家。即便這些擔任公職的人不是都處於財富的頂峰(儘管其中很多人是)，美國的富人對於誰來執政、採取什麼樣的行動還是有著不成比例的影響力。近年來，美國通過了不少有利於大企業和美國富人的立法和政策舉措，其中包括削弱對金融活動的監管(90 年代在克林頓政府時 期就開始了)，環境保護署在商業壓力之下的逆轉判決，更多容忍企業隱瞞“離岸利潤”——正如所謂的“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中披露的那樣——以及國稅局對高收入美國人在稅法方面的“寬鬆解釋”。美國富人與對富人有利的特定政策之間的緊密聯繫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特定的政黨結構、競選籌資法，等等。吉倫斯認為，從廣義上看，由於缺乏真正的政治競爭，以及狹隘的思想趨於一致，這些正在破壞美國的代議制民主。這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樣有可能出現。

歷史迴歸?這次有所不同

對於這些令人警惕的情況，一個普遍的反應是“這以前也發生過”。這些挑戰中，一些是來自經濟方面， 比如 20 世紀 30 年代的大蕭條以及 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和高通脹。還有一些是政治方面的，不管是意識形態的對抗——比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對共產主義，還是民主制度內部的危機——比如70年代的水門醜聞。在這每一個關鍵時刻，評價家們關注的都是民主失敗的前景，聚焦民主的弱點而非其優勢。正如英國小說家和歷史學家 H.G. 威爾斯(H. G. Wells)在1933 年預測的，當法西斯獨裁統治崛起的時候，民主 將很快被拋棄，因為“對於繼續解決的政治和社會問題而言，民主已經過時了，只會帶來絕望。

英國政治科學家戴維·朗西曼(David Runciman) 認為，對於危機和失敗的關注，是自由民主制度得以進步的一個關鍵因素。他指出，民主制度一直“向前邁進”，並伴隨著“持續不斷的智力焦慮”。回想起來，這種焦慮似乎也是錯位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被證明有從危機中恢復的能力——即便是經歷類似戰爭和經濟衰退這樣的大危機。朗西曼說:“成功與失敗攜手並進，這就是民主的條件。”隨著時間的推移，使自由民主制度運轉的其他因素——它的靈活性和反應能力——也會偶爾出錯。但好消息是，民主制度有自我糾錯的能力。專制社會缺乏制衡機制，統治者很容易一頭栽進災難之中。相反，民主制度則有政治和憲法保護，可以阻止自己“摔落懸崖”。

儘管朗西曼認為民主有確保長盛不衰的隱藏能力，但他同時也指出連帶風險 :自滿和過度自信。如果所有的警報都同時響起，我們會將其屏蔽。如果不能從危機中吸取教訓，變得更加有遠見卓識，自由民主制度會不停地犯同樣的錯誤。朗西曼寫道 :“民主 已經獲勝了，但是還沒有長大。”自由民主制度從歷 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似乎是沒有什麼危機是真正嚴重的。每當民主制度到達危機邊緣，最終都能恢復理智，並重新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但是這一動態過程也可能滋生魯莽情緒，並將民主變成危險的比膽遊戲 :

“當事情變得非常糟糕時，我們會調整。如果不是真的糟糕，我們不需要調整，因為民主制度自身最終可以做出調整適應。兩邊都在玩這樣的遊戲。比膽遊戲沒有問題，但一旦走錯，就會引發致命危害。”

我們不禁提出這樣的問題:這一次會不一樣嗎? 我們今天遇到的，到底是真正的麻煩，還是自由民主制度遇到的另一個挑戰時刻，並且——最終——可以被克服?福山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是，儘管福山指出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能漏洞，即自由民主制度還是變成了既得利益政治精英的人質(特別是在美國)，但福山還是沒有找到可以替代的政治制度。他看到的仍然是更顯著的、更為積極的趨勢——比如自1970 年以來，民主國家的數量已經增長了三倍。

就我個人而言，倒不會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前途杞人憂天。只有歷史，才能證明我是對是錯。在過去，自由民主制度似乎已經被證明擅長應對危機。但是，正如朗西曼提醒我們的，自由民主制度並不能特別清醒地認識到或者避免某種危機——儘管已經有了充分 的警示。這是因為民主政治中的“表面噪音”，常常使他們很難看到真正的轉折點或者關鍵節點。

更重要的是，隨著我們距離自由民主的起源越來越遠，我們的注意力也更多被這樣的負面論調所驅動:至少我們的政治制度允許我們趕走這些壞蛋(每隔四到五年)。丘吉爾曾經這樣嘲諷道:“民主是最壞的政治制度， 除了那些我們在歷史上已經反覆嘗試過的制度之外。”

但是，自由民主制度積極的一面怎麼樣了?那些增強自由民主能力，帶來尊嚴、能力和建立集體認同的聲音又去哪了呢?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讓越來越多的人忘了民主最為積極，也是最基礎的價值觀——首先就是公正的價值。

公正和自由民主

使今天許多自由民主國家社會團結崩潰的事件， 很多發生在更加微觀和私人的層面。這是因為經濟不平等可以改變人的期望和行為。我們知道，那些規模較小的事件不僅會挫傷普通人的積極性，更糟糕的是會滋生痛苦，並可能演變為革命或暴力行為。

對於社會中的上層而言，不平等往往變成了一種享有特權的感覺，然後會轉化為進一步破壞社會信任和共同目的的行為。在過去的10年中，行為心理學家對不平等如何改變思想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換而言之，人們對財富和特權有特定心理。

雖然我們都以競爭的動機，在我們各自的生活中奮鬥——比如，是花時間幫助別人還是專注於自己的目標。心理學教授保羅·皮夫(Paul Piff)和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團隊表明，越富有的人越有可能為了 追求自身利益而損害他人。研究人員對數以萬計的參 與者分別進行了數十次試驗，發現參與實驗者隨著財富水平的提升，擁有特權的感覺也會提升，同情心和幫助別人的意願則會下降。儘管這一趨勢總有明顯的例外——比如我們常說的億萬富豪慈善家。皮夫指出， 從統計學角度來講，隨著人們提升至收入和社會層次的頂端，“先為自己著想”的傾向總是更強烈。在他的實驗中，這一現象可能導致更多的自私和不道德行為——比如，通過作弊增加獲勝的機會、支持工作中的不道德行為、違反交通規則，等等。

讓我們分析以下兩個實驗。在第一個實驗中，在人行橫道上觀察各種不同類型的汽車的司機。在 90%的情況下，當看到行人過馬路時，汽車司機都會停車——除了那些駕駛豪華汽車的司機。皮夫的研究發現，後者會直接駛過，而非等待行人過馬路——46%的司機沒有停車。在第二個實驗中，研究者設計了一個類似強手棋(Monopoly)的遊戲——某個玩家被賦予更多的錢(資源)以及骰子(機會)——並觀察他的行為相對於另一個玩家的變化。在一場場的遊戲之後，皮夫和他的團隊發現，被賦予更多資源的玩家發展出更為強烈的自我意識——變得更吵鬧、更粗魯，對其他玩家更不敏感。他就連拿餅乾吃的時候，自我感覺都要比其他玩家好。

雖然貪婪對所有人都有影響，但是研究表明，這一影響在各個社會階層中體現得並不一樣。經濟層次最高的人當中，擁有更多資源和獨立性的人其行為受到的影響更為明顯。擁有更多財富的人，可以更有效地處理不道德行為帶來的“下游成本”(downstream costs)，而減少依賴則可以使他們不太關心別人的評價。這兩個方面的相互結合，可以提升貪婪和自我主導行為的能力。事實上，即便是在普通的人際互動中，這種自主意識也可以很明顯地體現出來:實驗表明，經濟水平較高的人與社會環境更為脫節——經常隨便塗塗畫畫或是玩手機，而且更加難以對他人的情緒進行識別和反應。

行為心理學家由此得出結論，嚴重的不平等會影響社會融合，並導致皮夫所說的“分層惡性循環”。頂層的人覺得自己比底層的人更有價值，有更多的手段可以不依賴其他人，也讓他們覺得自己不虧欠任何人。這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富人往往在經濟上更加保守，反對增加稅收和公共支出。重複一遍:這些措施不僅僅是為了經濟上的優勢，在工作中同樣也有心理因素——隨著財富增長而增加的特權感。因此，這些心理因素可以使不平等現象複合化，因為經濟等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偏向富人的政策和對制度不成比例的控制。

深化經濟不平等是一個道德問題——它侵蝕了個人相互尊重的能力，削弱社會凝聚力。經濟學家們已經證明了深入發展的經濟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有害影響，社會學家和醫學研究人員則闡述了其對健康結果和預期壽命的破壞性影響。政治學家則說明了它如何削弱公平的價值，而這也是自由民主的關鍵基礎。

我將公正稱為人的基礎價值。但事實上公正的價值遠不止於此，公正是所有靈長類動物的價值基礎。在荷蘭靈長類動物學家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進行的一項著名的實驗中，兩隻捲尾猴被要求做例行的工作——給實驗室工作人員送石頭——以獲得回報。在實驗的開始階段，猴子完成任務，得到黃瓜。它們很高興，接下來又繼續進行了 25 次甚至更多的實驗，以得到更多的回報。但是在此之後，回報的標準改變了 :猴子 A 在任務完成後得到一條黃瓜，猴子 B卻得到一把葡萄(對猴子而言是很豐盛的獎勵)。第 一隻猴子開始很困惑，並迅速重複完成任務，看看它是否也能得到葡萄。然而，這樣的區別對待一直持續， 猴子 A 變得越來越憤怒，因為它每次只能收到黃瓜，而另一隻猴子卻能得到葡萄。它開始把黃瓜扔到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身上，敲桌子，然後憤怒地搖著籠子。

在自由民主國家中，風險和回報總是相輔相成的。我們通過平等參與辯論和決策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公正已經進入了民主的DNA。當我們傷害基本和共同的道德基礎時，我們也開始摧毀那些勇敢的個體——通過共同努力——一塊磚一塊磚奠定起來的基礎。然而，在現代的自由民主政體中，願意公開談論公正的人太少，人們也不願採取針對性措施，嚴肅地對待這一問題。中間派和左翼政黨只是通過調整收入稅，以及增 強勞動力技能，對再分配政策進行輕微的調整。這些都是不錯的主意，但也只是敲邊鼓。目前政策所導致的，正如《衛報》的保羅·梅森(Paul Mason)所說，“是寡頭的遊艇與食品救濟倉庫共存”。如果我們不準備解決財富不平等的問題，我們就不會改變這一根深蒂固的、正在危害公正的模式。因此，研究不平等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更為基礎的再分配方案，其中就包括對私人財富進行累進稅收，對房地產銷售得到的收益徵收反向遺產稅，以及增加所有銀行交易的透明度。

這些更大膽的解決方案，似乎與我們當代的政治階級還有不小距離。然而最終，我們對社會存在的弊病，比如不平等的看法發生轉變，需要在政治上進行更深層次的轉型。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如果我們想要深度轉變，首先就要從我們自己開始。這就是 20 世紀的歷史所揭示的:個體站出來反抗不平等，要求更為平等的參與權，以及為了公正而抗爭。今天自由民主國家面臨的危機表明，我們需要重新閱讀歷史，更多地瞭解我們的社會是如何應對全球和國內挑戰，以及為創造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而進行的鬥爭。然後，我們需要把歷史帶入現在，並開始我們當代的鬥爭。

▼

各國角力、難民遷徙、

貧富不均、社會不公⋯⋯

21世紀，是歷史的終結還是歷史的迴歸？

▼

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

（現代人小叢書系列）

[加拿大] 珍妮弗·韋爾什 著

魯力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0年2月

三輝圖書天貓專營店現已上架

內容簡介

20世紀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並導致“歷史的終結”。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本書作者珍妮弗·韋爾什立足國際局勢最新變化，回應並反駁了福山的這一著名論點。韋爾什指出，21世紀的世界並未如福山所預言的一般，成為自由民主的開放世界；戰爭與難民、政治與經濟的國際角力、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等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本書促使讀者重新審視自由民主的歷史，並引導讀者思考以下問題：如果歷史正在迴歸，它具有怎樣的當下特色？人們正如何使用歷史？自由民主是否是歷史的必然產物？我們應如何促進自由民主的發展？

關於“現代人小叢書”

1961年起，加拿大廣播公司、阿南西出版公司和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共同發起了“梅西公民講座”項目，圍繞群體意識、技術、大眾媒介、債務和財富、公民權利等一系列與當下公共利益關切的議題，邀請到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識分子展開面向公眾的演講。這些演講的內容以出版物的形式流傳下來，在西方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我們從中選擇了對今日國內讀者尤有啟發的首批12本，組成這套“現代人小叢書”系列的第一部分，其作者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著名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哲學家查爾斯·泰勒、文學批評家諾斯羅普·弗萊……它們講述了人們應該如何面對現代社會依舊未能擺脫的工具理性的“鐵籠”命運，如何在充滿困惑和迷霧的生活中保持批判的理性和審慎的樂觀，以及，更重要的，保持並回歸自我的本真。

這裡有作為一個公民，你應該知道的一切。

已出版

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〡珍妮弗·韋爾什（Jennifer Welsh）

書摘：在遷移的世界中，何處是歸依

償還：債務和財富的陰暗面〡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書摘：債務背後的慾望與利益，道德與人心

培養想象〡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

書摘：沉浸於時間中的巨人

畫地為牢〡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

書摘：群體既是你的安慰，又是你的敵人

技術的真相〡厄休拉·M. 富蘭克林（Ursula M. Franklin）

書摘：當全球化威脅人們生存的根基無意識的文明〡約翰·拉爾斯頓·索爾（John Ralston Saul）

書摘：在個體和政府之間，存在著怎樣的中間力量？

效率崇拜〡賈尼絲·格羅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

設計自由〡斯塔福德·比爾（Stafford Beer）

閱讀更多 三輝圖書 的文章

關鍵字: 曼德爾 英國 證券投資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