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國內的電影導演，不得不提張藝謀，從上世紀80年代初，作為我國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張藝謀在短短的時間內，便完成了從電影攝影師到電影演員，再從電影演員到電影導演的華麗轉身。1950年出生的張藝謀，可謂是大器晚成，由於年代的特殊原因，在28歲的時候，張藝謀依然是一名工廠工人，在當時，張藝謀最大的夢想便是當上工廠的攝影幹事。據說為了攝影愛好，當年張藝謀還通過賣血來購買攝影器材，正是憑藉著人生的逆境中，有如此執拗的堅持，張藝謀才一步步實現並突破自己的夢想。
1978年，張藝謀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的攝影系，和他同一屆的，還有國內第五代導演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陳凱歌。不同的是，當年陳凱歌就讀的是導演系。在剛畢業的幾年，張藝謀和陳凱歌還有過幾次合作經歷，他們合作完成的《黃土地》被稱為第五代導演的扛鼎之作。在一次次完成華麗轉身之後，張藝謀對電影的野心已經不再僅限於此，後來他從廣西電影製片廠跳槽到老家的西安電影製片廠，而這個過程中，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吳天明開出的讓張藝謀當導演的諾言，是“誘使”張藝謀跳槽的核心條件。
在跳槽到西安電影製片廠第一年的時候，張藝謀先是以攝影和演員的身份參與創作了電影《老井》，這部影片讓張藝謀獲得了金雞獎的最佳男主角。正當很多人為張藝謀的成就歡呼雀躍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這僅僅是他作為電影傳奇騰飛的一個開胃小菜。在1987年的時候，張藝謀開始以導演的身份，著手將莫言的小說《紅高粱》搬上大銀幕。這是一項極富有挑戰的工作，不要說當年莫言的知名度，即便是現在，很多人對莫言的印象也僅僅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很少有人看過他的小說。所以當年《紅高粱》這部小說的流傳度很低，而改變這樣的一個作品，本身並沒有太多的受眾基礎，而這個作品吸引張藝謀的地方，正是這部小說中，所蘊含的蓬勃生命力。
為了創作好這部作為導演的處女作，張藝謀聯繫到了原著小說作者莫言擔任電影的編劇之一，並發動演員海選。據電影的副導演楊鳳良後來回憶說，當時選演員只有一個標準，就是要符合角色的形象。當時選演員並沒有任何的功利心，目的很單純，也沒有炒作的想法。即便是影片的男主角姜文，雖然已經憑藉《芙蓉鎮》有了名氣，但是依然要經過面試，而面試姜文的人，則儘量的不去看《芙蓉鎮》中姜文的表演。為的依然是演員和角色外形與氣質的符合性。
在選女主角時，鞏俐讓大家有了猶豫，因為鞏俐的外形偏瘦，不太符合大家心目中“九兒”也就是“我奶奶”的形象。但是在試鏡，試妝之後，鞏俐身上獨特的氣質吸引到了眾人，特別是張藝謀，他再略微猶豫後，確定鞏俐就是自己要找的“九兒”。後來莫言第一次見到鞏俐時，也擔心張藝謀看走了眼。但是當影片上映後，鞏俐不僅征服了張藝謀，還征服了世界觀眾。
《紅高粱》這部電影的主演除了鞏俐飾演的“我奶奶”九兒和姜文飾演的“我爺爺”餘佔鰲，還有另外一位特別的“主演”，那便是百餘畝青殺口的野高粱。當年拍電影時，張藝謀執意要到莫言的老家高密東北鄉實景拍攝。這讓莫言有些摸不著頭腦，因為莫言小說中的紅高粱，並不是莫言親眼所見，那只是他心中故鄉的傳說，是他的神話。而那個時候的高密，也早沒有百餘畝的高粱地了。所以要拍，就還得重新種高粱。張藝謀倒是不覺得艱苦，他們為了趕進度，甚至在項目沒有批下來之前，吳天明便私自下令種下了百餘畝高粱。
可能就是這種為了電影單純的想法，讓這部影片最後擁有了超越時間和國界的藝術感染力，在拍攝這部影片之前，張藝謀雖然在電影圈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這次卻是張藝謀第一次做導演。但是張藝謀並沒有想太多，他當時只是單純的要拍攝一部心中想要的電影。為了更加契合自己內心的想法，張藝謀對原著小說的故事情節做了大量改動。因為是現代的寫作手法，所以《紅高粱》原著小說中，很多寫作手法比較超前。而對於自己的小說被改編，莫言倒是表現得很大度。
“我對張藝謀沒有任何要求，我說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於原著，改編莫言的作品愛怎麼改怎麼改。你要“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裡實驗原子彈也與我無關。非但無關，我還要歡呼你的好勇氣。拍好了是你張藝謀的光榮，拍砸了也不是我的恥辱。”在談到小說被改編時，莫言如是說。
正是有了這樣的“特權”，也使得張藝謀可以放手去做，大膽去改。事後電影的效果也證明，莫言沒有信錯人，張藝謀也的確不負厚望，最終不僅張藝謀獲得了光榮，莫言也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最大限度的一次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電影藝術和文學藝術看似相通，但是也的確有著很大的區別，畢竟表現內容的載體有很大的不同，電影依靠銀幕上的畫面，人物對白，配樂，等全方位的電影語言去感染觀眾，將觀眾代入到一個特定的場景中。而小說需要的是以文字的技巧，帶著觀眾放飛思想，共同去幻想那個遙遠的傳說。
所以當拿到最終版的定稿劇本時，莫言很是感慨，定稿的劇本和他們之前確認的內容變化很大，張藝謀做了大量的刪減，僅僅保持了十幾個場景。莫言驚訝地發現，原來就這麼點內容就可以組成一部電影。但是當看到影片後，莫言才明白，拍電影和他想象的差距很大，在劇本中顛轎僅僅幾行字，但是在電影中卻足足顛了5分鐘。這便是電影直觀的魅力和衝擊力，《紅高粱》很好地發揮了電影語言的效果和渲染力。
這種渲染力相較於小說而言更為直觀，更富有感官上的侵略性。而這也正是莫言在原著小說中所要體現的，但是《紅高粱》發表後，並沒有引起轟動，當時這本小說也僅僅是在文學圈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普通讀者中的流行程度卻很低。所以當時莫言並沒有憑藉這部小說有太大的知名度。雖然莫言並不反對將自己的小說改編為電影，但是他本人當時因為一些情況，卻對小說改編為電影並不感冒，他的父親在當時還告誡他，要保持低調。
後來《紅高粱》參展柏林電影節，一舉獲得柏林電影節上的金熊獎，讓國產電影在全世界揚眉吐氣，而《紅高粱》的電影票也從幾毛錢被炒到了5-10元錢。後來莫言回憶：“電影真是了不得，大半夜回到北京，還能聽到有人唱妹妹你大膽地向前走”。莫言也由此發出感慨，還是電影的影響力大。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慨，是莫言自己的書生意氣，同時也是他對電影的一次再認識。莫言也坦言銀幕上的畫面的確很震撼，非常的具有感染力。而他也慶幸張藝謀是一個值得信任的好導演。
這部影片上映後的25年，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國內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人，他的這次獲獎，更為《紅高粱》這部影片增添了傳奇色彩。這也說明張藝謀非常有眼光選到了這樣一部珍貴的作品，而張藝謀和莫言雖然分屬於兩個領域，但是他們藝術相通的力量，讓他們彼此在各自的領域中相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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