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為這些受過幾十年教育的人臉紅，他們在人格上呈現出巨大的蒼白，缺乏縱深的歷史感，也沒有對人類豐富情感的好奇心和把握力，侷限在一種膚淺的生存狀態之中。他們作為人的存在，缺乏血肉和靈魂。”
——許知遠，《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許知遠被大眾熟知，源於一次與馬東的針鋒相對。
深受90後喜歡的《奇葩說》主持人馬東，在被許知遠問及：你嚮往過精緻嗎？
他用犬儒主義者的慣用姿態，聳肩、撇嘴、笑了：我們有過精緻化嗎？我們每個時代都向往過精緻，但我們從來沒有過。
馬東自嘲底色表現為無從抵抗的悲涼，所以深得虛無主義的青年一代的人心。而那個底色表現為不甘心的憤怒的許知遠，則被打入矯情、故作姿態的空中樓閣裡孤芳自賞。
不得不說，這是時代的問題，不是許知遠的問題，也不是馬東的問題。
這個時代就是一個喪失高貴、缺乏信仰、渴望庸俗的時代。氾濫成災的知識被貶斥為無用，摧古拉朽的技術被推上神壇，萬物的主宰——人，逐漸喪失靈魂、泯滅熱情、喪失力量、千人一面，這就是所謂的“無從抵抗”，所以只能“隨大流”。
許知遠，從20幾歲到現在，仍舊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存在。
應該是在2018年，在花家地社科院附近的街上，華燈初上的傍晚，我與許知遠擦肩而過。他揹著一個大大的黑色單肩書包，看起來很沉，一頭鋼絲燙髮在夜風中飛舞，低著頭，輕盈地躲避著路上的不起眼的障礙物，弱不禁風地邁著書生的步伐踽踽而行。
後來才得知在花家地社科院裡的那棟被爬山虎覆蓋的小樓，是單向空間起飛的原點。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單向街書店老闆許知遠，帶著以夢為馬的詩情畫意，獨自前行。
以前我覺得這樣一個帶著偏見的知識分子，在喪失意識沒有意見的商業大浪潮中，是一種特別彆扭且不受歡迎的艱難逆行，自從我瞥見那個獨自行走的不合時宜者後，突然，我很想調頭與他同行。
對許知遠的態度轉變，是看了他在《十三邀》中採訪俞飛鴻的那一期。
當那個想死在女人懷裡的許知遠，在面對驚為天人又篤定自若的俞飛鴻時，他臉紅了，害羞了。
男人看到自己心儀的女人時，開始緊張、羞怯、手足慌亂，渾身上下表露出一種自慚形穢的尷尬。這一切被對面的女人一一捕捉到，秩序井然的她卻反而認為這是一種可痛惜的愛意，像母親一樣照顧著失控的小男孩，呵護他那不安全的心。
看到一向直男癌傾向明顯的許知遠，此刻卻慌亂緊張地靠在牆角默默抽菸，突然，我覺得他很可愛，因為他所有強行掩蓋的姿態都洩露了他的坦誠。
當他面對90後熱捧的犬儒主義代表李誕的調侃時，他吃驚地反問：哦？真的嗎？為什麼不能跟觀眾說“我想死在女人懷中”呢？我就是這麼想的啊。
李誕的嬉皮笑臉給出的回答依然是許知遠心知肚明的答案：不合時宜。
翻開2001年許知遠出版的第一本書《那些憂傷的年輕人》，這一年我剛走進大學，這令我回憶起大學時代的青春時光，重新燃起了些許熱焰，不禁感嘆：同樣是大學生，我是那樣單調空洞，而許知遠是那樣深刻豐富。
這些寫於許知遠22歲到24歲之間的片段文字，為讀者呈現了一個北大學子在大學時光中的所思所想。現在看來，這些充滿了憂患意識的文字，在互聯網時代的初期即預言了網生青年必將面臨的信仰崩塌與精神危機。
我的青春是被搖滾樂滲透的日子，the Beatles，BEYOND，Nirvana，the eagles，竇唯，崔健，許巍等等，翻爛了郝舫的《傷花怒放》，柯特·科本《燦爛涅槃》，鮑勃·迪倫《像是一塊滾石》等等，伴隨我的是無名的躁動與憤怒，卻缺少了許知遠那份對未來世界的憂傷和警醒。
這個同樣聽著Nirvana的青年，在不停地汲取經典著作中的營養，海量的閱讀使得他的文章中充滿了茨威格、赫爾岑、海明威、夏多布里昂、艾德蒙·威爾遜、帕索斯、馬爾庫塞等大人物的名字，而看到這些名字，大多數現在的大學生仿若文盲一般驚慌失措。
在這本文筆莊嚴、風格井然有序、邏輯嚴明的處女作中，許知遠批判了信息時代的大眾快速地吞食快餐知識，消化不良的腸胃淤積了成堆的垃圾，卻還心滿意足地自詡知識分子。
他為讀者生動地描述了對北大的不滿，以及迷惘又憤怒的大學生活。他癱在骯髒的宿舍單人床上，幻想著穿越到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人文主義璀璨奪目的黃金時代，與那些他仰慕的有趣靈魂交談，談論這個時代失落的文學與藝術。
他甚至抨擊了現代大學諂媚地與市場經濟接軌急功近利的行為，以功利性與工具性的教育架構來培養能夠無縫與市場對接的所謂專業人才，而忽略了一個學生作為一個“人“的健全人格的培養。他在校的時候，北大推倒了南牆，與社會更加親密無間，大量的資金流入象牙塔，竊取了不能咀嚼消化的知識，於是在今天我們目睹了北大方正宣告死亡。
他認為學校應該著力培養一個理想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毫無理想的功利主義者。育人者首先應該是一個人文主義者，而不是一個工廠的規範訓導主任，大學應該培養出一個鮮活充滿力量的創造者，而不是嵌入機械流水線的一枚螺絲釘。
他倡導重新閱讀經典，引入了一個例子：
1990年的某一天，《紐約》雜誌電影專欄作家大衛·丹比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一個只讀新聞、時事書籍，以及各種雜文的人了。他對自己很憤怒，認為自己越來越遠離生命本來的意義。於是，他回到1960年代讀書的哥倫比亞大學，花了一年時間閱讀了從荷馬史詩到亞里士多德，再到盧梭、尼采，再到現在的波伏娃及伍爾夫等在西方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經典著作。這一年，大衛·丹比48歲了，他興奮地將一年的潛心苦讀視為“激動人心”的經歷，並將一年的讀書心得匯成一本書《偉大的書——我與西方不朽作家的歷險記》。
讀罷《那些憂傷的年輕人》，我不甚唏噓，後悔為什麼沒有在2001年，這本書出版的那一年閱讀此書。那時，我們同樣憤怒，可是最後我的憤怒演變為破壞，許知遠的憤怒進化成建設。
這麼多年，他帶著憤怒去建設知識分子應有的單向空間，在書店裡他只賣自己推薦的書，並孜孜不倦地融入他曾經蔑視的互聯網世界，產出了視頻節目《十三邀》，在這個節目中，同樣，他所採訪的人物都是他喜愛的，他們身上都帶著許氏珍視的“理想主義”。
許知遠，他一直並將永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如馬東說的，許知遠的底色表現為憤怒，絲毫沒有妥協的跡象，因為他嚮往重塑19世紀黃金時代的輝煌，人文主義高歌猛進的時代，無與倫比，卻令今人自慚形穢，並宿命般地妥協為悲涼。
對不起，我為我曾經的偏見說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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