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元月，楊瀾採訪王世襄時問道：當您精心收藏多年的傢俱被運走時，您當時的什麼樣心情？
王世襄老人笑著說道：“對文物的佔有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對它們的研究和欣賞。這些東西，由我得之，最終又由我遣之。豈不就是一個最圓滿的結束？”
王世襄，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鑑賞家、收藏家。
1914年5月25日出生於北京一個官宦之家。他的父親早年留學法國，曾任軍機大臣張之洞的秘書，後來成為一名外交官，母親是在英國留學歸來的一位畫家，著名的《金魚百影圖》就是出自王世襄母親之手。
生活在書香門第家庭的王世襄擁有著十分優越的教育環境，他每天上午接受完西式教育下午接受傳統儒學教育。這樣“中西結合”的教育待遇，為他一輩子的學術修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但王世襄在小的時候卻不是讓人省心的孩子，與品學皆優的哥哥不同，他喜歡的卻是學堂外面那廣闊的田園。
哥哥王世榮比王世襄大兩歲，在十歲之時便不幸早夭。哥哥夭折後母親便把全部的愛都放在王世襄身上，她也開始改變自己的教育方式，更加註重培養孩子的身體。
王世襄兄弟與父親
寬鬆的家庭氛圍讓王世襄玩得更瘋，稍大些時便和京城的幾位公子哥一塊養養鴿子、鬥鬥蛐蛐，後來更是熬鷹養犬，經常邀幾個好友一起呼鷹喚狗去野外捕獵撒歡。
如此多姿多彩的業餘生活佔據了他絕大部分的學習時間，以至於他在學校時曾因主課不及格而差點被學校開除。好在老師們看他的國學成績極好，便幫他爭取了一個轉系的機會。自幼飽讀詩書的王世襄便從醫學系轉到了文學院國文系。憑著過人的天賦與之前的積累，王世襄很輕鬆拿到了燕京大學的畢業證。畢業之後，他更是順利考進了燕京大學的文學研究院，研究中國畫論。
但就在這一年，最疼愛他的母親猝然離世。
人往往在失去時才覺得擁有的可貴。
母親的去世讓這個半大少年瞬間長大，他幡然醒悟，母親的縱容不是支持他的不務正業，只是希望他能擁有一個健壯的體魄，更希望凡事他能學會思考、判斷。而這一切的背後的壓力都扛在母親那單薄的雙肩上。
他決心不能再這樣虛度光陰，他不想成為一個一事無成的紈絝子弟。
“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秋鬥蟋蟀，冬懷鳴蟲，韝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
母親的喪事結束之後，他將自己所養的鴿子、老鷹、蟋蟀、獵犬等等都送給了他人。
上課讀書，這是他人生中的一個大轉變。
重回學校的他開始潛心學術，將自己的研究方向選定為中國畫。一冊碩士畢業論文《中國畫論研究》，他一寫就是五年。
《中國畫論研究》是他寫的最早也是最難的一本書。他一輩子一直在想著將這個選題完善寫好，奈何一直到晚年校對文稿操勞過度導致一目失明也沒能改到滿意。感覺此生已無力完成這本書，又不捨讓它埋沒，便在書的首頁上寫下“世襄未定稿”五字。
1945年，是王世襄最為幸運的一年。
在這年他與學妹袁荃猷喜結良緣。在婚後漫長的歲月裡，不論王世襄身處順境還是逆境，知書達理的袁荃猷始終陪伴他的左右，相互扶持著走過或甜蜜或艱苦的一生。
婚後不久王世襄被任命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那是他長大之後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夫妻和睦，家庭美滿，又在自己最喜歡的領域做著自己最喜歡的工作。
不久後隨著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成立了“文物清理損失委員會”。經馬衡、梁思成的推薦，王世襄被派遣回到北平尋找因為戰亂而損失的文物。
盛世古董，亂世黃金。
許多日本和德國的文物販子都趁著國內戰亂，賤買文物然後伺機盜運出境。
通過多方打聽，王世襄得知了有個叫楊寧史的德國人購買了眾多青銅器且尚未運走。
王世襄不忍坐視國寶流落海外，多次往返於北平、天津之間明察暗訪。幾經波折之後，最終順利地收回了楊寧史賤買的240件青銅器，其中包括價值連城的“宴樂漁獵攻戰銅壺”、“商饕餮紋大鉞”等。
青銅器的收回極大鼓舞了王世襄，他告別了妻子踏上東渡日本的輪船，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追索被掠國寶。
追回國寶的工作並不順利，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最終王世襄克服重重困難，終於把存放在東京中央圖書館的107箱善本書及2000多件珍貴文物運回國內。在這些藏書有從莫高窟盜出的唐代經卷，也有《永樂大典》等珍稀古本。
王世襄萬萬沒想到如此大的功績卻在數年後給他帶來了滅頂之災。
由於經手的文物太多，有心人卻認為他“不可能不貪汙”，在這樣莫須有的罪名之下，他接受了長達十個月的拘禁調查。由於找不到相關證據，十個月後他被宣佈無罪釋放。
重獲自由後的笑容還未綻開的王世襄卻接到一封解聘書——他被故宮博物院開除了。
失去了視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王世襄卻沒有放棄收藏文物的愛好。從此以後故宮少了一個研究文物的專家，街上多了一個踩著單車走街串巷專門收購一些別人不感興趣的漆器、竹刻、銅器，還有那些破舊傢俱的老人。
最讓他得意的要數那張“天下第一紫檀案”，是明末清初宋國仲祠堂裡的珍品。當時有人告訴他，宣武門賣舊貨的那兒出了一張案子，沒有人買。王世襄到那兒一看，這麼大的紫檀案子，太難得了！他當即花80塊錢買下來，興奮得直呼：“撿了個大便宜！”
由於年代久遠，收回來的很多傢俱早已破敗，他就拜京城裡的老木匠為師，跟木匠師傅一件件把它們修復好，還原成一張張無比雅緻的桌椅床櫃。
王世襄（左）和祖連鵬
隨著修繕古傢俱的不斷增多，王世襄對它們的理解也不斷加深，後來他撰文編著了
《明清傢俱鑑賞》、《明清傢俱研究》及《明式傢俱萃珍》三本大作，精於素描的妻子為他繪製精準的配圖。他的明式傢俱研究與郭沫若的青銅器研究、沈從文的中國服飾研究並稱為當時收藏文化界的“三大聖經”。
這三本書後來被譯成英、法、德等多種文字出版，受到海內外的熱烈歡迎，也因此颳起了一股明清傢俱收藏熱。
他收藏的一件明朝櫃子在2015年保利拍賣會上，創造了歷史以1725萬元成交。
因為對這些老北京玩意的研究，王世襄先生也得了一個“京城第一大玩家”的稱謂。
連馬未都提起王世襄時都畢恭畢敬：“王世襄老先生是真大家，我們只學了個皮毛”。
與王世襄有著70年交情的羅哲文說：
“王世襄並不是人們想象中提籠架鳥、悠哉遊哉的八旗子弟，而是把所玩之物當成一門學問來研究，這是王世襄和其他普通玩家的最大區別。”
平靜的生活沒有持續太久，不久後一場文化浩劫便來臨了。為了保護文物，他聽從妻子的建議，主動請求文物局的人前來“抄家”，最終這批珍貴傢俱、藏品被沒收，但萬幸得以保全。
文物雖躲過了一劫，但人沒有。1969年，已經55歲的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寧的“五七”幹校參加“勞動改造”。
從一個貴族少爺，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可是他依然不減快樂的心情。
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在王世襄這裡只有一種心境，那就是快樂。正是：“世上，沒有不快樂的人，只有不肯讓自己快樂的心。”
在浩劫中，像老舍先生，陳夢家先生等名士都因不堪受辱，而自殺身亡。但王世襄卻始終保持豁達、樂觀的心態。
王世襄卻並沒有因為逆境和苦難而喪失了鬥志，即使終日被困在鄉野之中，王世襄依舊沒有忘記自己最初的夢想。於是，他開始在艱苦的環境中繼續進行著自己的工作。
在勞動改造期間，王世襄著成了《雕刻集影》《畫學彙編》等多部著作。
回到北京後，王世襄又開始了自己走街串巷的生活，看著留給自己的那間小房子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傢俱堆滿，他感到無比的欣慰的同時也時常愧疚。因為這間漏雨的小房子已經不能很好地保護這些文物，若這些文物被風雨所毀，那自己也是歷史的罪人了。
香港商人莊貴侖聽聞此事後，便上門找到了他。提出想把他的藏品收購後捐給剛建成的上海博物館傢俱館作為功德以便紀念父輩。
王世襄開出的條件只有一個：這《明式傢俱圖錄》上的79件傢俱，要一件不留地捐獻給上海博物館。而自己只要夠在北京城買得起一套公寓錢就可以。
就這樣，王世襄花費40年蒐集的79件明式傢俱全部以當時行價的十分之一，轉交到了上海博物館傢俱館中。
看著傾盡自己畢生心血收藏的傢俱，一件件搬出了自己的小院，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失落。但王世襄也知道這是這些藏品最好的歸宿。
“我對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態度，只要從它獲得過知識和欣賞的樂趣，就很滿足了。想永久保存，連皇帝都辦不到，妄想者豈非是大傻瓜！”
2003年，陪伴了王世襄60載的妻子逝世。王世襄寫了14首《告荃猷》，字字泣血：
“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無時已。”
2009年11月28日，這位被故宮開除、自學成才的文博大家，這位窮其一生玩得專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盡興而去，享年95歲。
聞聽噩耗的香港作家董橋連連搖頭， “這樣的老人，以後沒有啦，沒有啦”。
王世襄老人的遠去，帶走了舊日京華的又一抹亮色，帶走了一種飄逸典雅的、充滿文化趣味的生活。
王世襄的很多老友感嘆，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駕鶴西去，京城空餘鴿哨聲。”
世間好玩的人多，會玩的人少，最難得的就是像王世襄這般“玩物成家“。正如他本人所言： “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樂。倘得來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樂而言？”實乃大智。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有人說王世襄“玩”出了前無古人之論，後無來者可承的 “世紀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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