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家附近開了眷村餐廳，提供豆漿，油條，飯糰，簡樸但有味的眷村吃食。由於開在摩登商場裡， “村”字必然就符號化了，牆上掛了些看似老舊的物件以營造眷村之氣氛，對於多數與我一般毫不瞭解眷村文化歷史的食客，儼然意義不大。不過，口嚼眷村之食，目光掃過那些特殊年代的物件，也不免激起了我對眷村的好奇。
眷村在臺灣，通常是指1949年至1960年代，解放戰爭失敗的國民政府，為了安排被迫自中國大陸各省遷徙至臺灣的國民黨軍及其眷屬所興建的房舍。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接收臺灣，當時由於中國大陸戰亂以及國民政府派任、個人投資等多種因素，已逐漸有中國大陸各省人員來臺。 四年之後，1949年，國軍失利於國共內戰，大量“國民政府”黨政官員、公務員、軍隊及各省居民被迫轉往臺灣定居。據統計，1946年臺灣人口610萬，稍後的1950年卻激增為745萬。其中絕大部分實為此階段的新住民。“國民政府”宣稱為了解決150萬以上的居民帶來的居住問題，以興建房舍或安排宿舍，並將新住民加以群聚於一定範圍，即為後來的“眷村”。
1980年代，外省人居住眷村的比例超過三成，不過也有部分數據顯示，當時外省人配住眷村者僅六分之一。 早期眷村多位於在市郊並利用日據時期遺留之日人房舍。以數量而言，大量集中在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等地。在國軍營區附近也常有眷村，例如海軍左營軍區與臺北松山空軍基地及新竹新竹空軍基地周遭附近。
因為居住地點與居民因素，眷村發展出臺灣社會現象中相當特殊的族群與人文現象，目前有學者將其視為臺灣相當重要的次文化。一般而論，早年此種無產權房舍群聚通常所佔區域大小不一，其文化氛圍自成一格。在“國民黨政府”統治初期，語言，習慣，文化鮮少受眷村外環境影響。即使漸趨搬離眷村的眷村第二代，在國家觀念，倫理概念，家族意識，中國文化感受，均與眷村外的社會有較大不同。這種氣氛使部分遷出者仍懷念眷村生活。
因“外省人”圈居的眷村生活與周遭臺灣“本省人”居住環境相當不同，以致眷村居民多安於封閉生活領域，無法融入語言、文化十分不確定性的外遭環境。另外，其無法融入因素，也為眷村第一代居民多已年邁力衰，不願輕易改變既有生活方式。也因此，有人曾以“竹籬笆”來形容居住於眷村外省人的自我圈禁。例如知名電影：《竹籬笆外的春天》。而包含《竹籬笆外的春天》的編導李佑寧之外，臺灣亦有許多居住眷村，將其經驗書寫成各式作品的眷村作家。如：愛亞、陳銘璠、邵僩、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
再者，1950年代因國共內戰遷臺的眷村人民，一般效忠“中華民國”，反對“建立‘臺灣獨立’國家”的想法。他們多半認為，臺灣是短暫居住地，而仍響應蔣中正等“反攻大陸”之號召。另一方面，因眷村居民無償居住眷村的優惠等措施及228事件的發生，讓部分臺灣人對眷村居民懷有省籍情結，併產生仇視。雖然如今“反攻”等觀念已經淪為笑談，但“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新“獨立”國家認同仍是眷村新移民與舊有住民關係緊張的主要來源。
談到眷村，就不能不提從這裡走出來的名人。政治人物中，宋楚瑜算是最出名的一個。據說，璩美鳳當時還和鳳凰衛視知名主持人吳小莉住在同一個眷村，兩人是同學。眷村出來的演藝界人士就更多了，鄧麗君、楊德昌、林青霞、任賢齊、焦恩俊和周渝民等都在眷村生活過。鄧麗君父親在軍中工作，剛到臺灣時隨著部隊到處遷移，後來搬到屏東眷村，鄧麗君就是在那裡度過童年時光的。任賢齊還創作過一首《老張的歌》，獻給父親和臺灣老兵們。
眷村的文化也提供了大量寫作素材，白先勇的小說裡經常出現眷村。此外，朱天心、苦苓等臺灣文人也紛紛發表作品，描寫眷村人在“原鄉”與“現實”之間的掙扎。
伊能靜在魯豫的節目中回憶到：“小時候的眷村顯得擁擠、雜亂，如今被留下來的四四南村實際上也與當初的眷村有差距，會顯得乾淨、漂亮很多。”在伊能靜的印象中，眷村中家家戶戶的門窗都是很小，房屋也是極其低矮的，甚至沒有地板，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生活條件非常差、過得很苦。
但是伊能靜覺得那時候人與人之間卻有一種非常純粹的情感，每當吃飯的時候，天南海北彙集在這裡的人便會聚集在家門口吃著各自從家裡端出來的食物，而且家與家之間從來都不需要鎖門，沒有任何的防備，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所有人剛來到這裡的時候都是一無所有的，根本都沒有值錢的東西，當然還是在異鄉的情感讓他們連接在一起。伊能靜的爸爸是山東人，因此每當這個時候都有一群的山東人拿著一根大蔥、大蒜站在家門口不停地啃，不時地說著關於故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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