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風雲》第110回 吳佩孚打壓馮玉祥等親信埋下禍根
第一次直奉戰爭直軍得勝後，吳佩孚躊躕滿志。
在洛陽召開直系將領軍事會議，提出“武力統一”中國的主張，並狂妄地表示要“龍泉劍斬血汪洋，千里直趨黃河黃”。
吳佩孚想成為一個“獨裁者”，首先得使自己成為直系中享有支配地位的人物。因此，他憑著歷年內戰中享有“常勝將軍”的盛名和掌握著直系最多的權力和兵力，開始制服直系各大小將,以樹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的掃障活動。他先後排擠壓制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和第二十三師師長王承斌等親信。不想給他日後埋下了禍根。
馮玉祥（1882.11.6--1948.8.22）祖籍安徽巢湖，出生於河北省青縣興集鎮。馮玉祥又名基善，兄妹共7人，因當時生活困難，營養不良而夭折了5個，僅倖存哥哥基道和他自己兩人。雖僅兩個孩子，但馮家的日子仍過得清貧。父親從軍，因年老體衰被裁回巢湖老家。母親善而慈，不幸早逝。
馮玉祥在中國歷史上是以平民化、大眾化形象而出現的將軍。做出許多驚天動地之事：北京政變，逐溥儀出京；五原誓師，投身國民革命；中原太戰。失敗後退隱泰山；抗日戰爭，奔走呼號；參加新政協，不幸遇難黑海。
因家境貧苦，馮玉祥自幼便很少穿新鞋，而多穿不合腳的“二鞋”（即別人穿過的舊鞋）。為補助家庭開支，幫助父母減輕負擔，馮玉祥自小開始割草、拾柴火，和一般窮人家的孩子沒什麼兩樣；而家庭中每月進出當鋪，卻給他留下了一般的傷痕。十歲那年母親病故，他父親馮有茂所在營的管帶苗開泰好心為馮玉祥補了一名恩餉，即列入士兵冊得領一份餉以為補助。馮玉祥自此便算踏入了軍隊，但直到1896年，他才正式入伍。
兒子入伍了，父親卻被裁失業。1899年，馮有茂被裁後在保定無以為生，又因缺乏路費，只得留馮玉祥於營中而獨自歸還故里，即他們的老家安徽巢湖。想到父親孤苦伶仃，獨自上路，馮玉祥便心痛不已，他下定決定要多掙些銀兩，以迎父團聚，儘子女的孝心。當時軍隊中很多軍官是仗著同鄉親戚的介紹而來，大部分不懂軍事，甚至連軍隊中基本的喊操也不會。為此，便專門從每哨中挑一個士兵喊口令來代替官長喊操，被挑的士兵稱為教習。教習的待遇要比一般士兵高，甚至高出一倍。
馮玉祥為了多掙銀兩便專心練習喊操，以能被挑中當上教習。他每天早晨天沒有亮即到教場學習喊操，“立正”、“稍息”、“託槍”、“開步走”，每天如此，即使喊啞了喉嚨也不間斷，連大年初一也不休息。馮玉祥的如此苦練，卻招致了軍中一些人的嘲笑，他們給他取了個綽號叫“外國點心”，也就是諷刺他無論如何拼命，早晚要被洋人打死。可馮玉祥才不管什麼點心不點心的，他有自己的想法。功夫不負有心人，如此苦練了4年，他如願以償，當上了教習這一職。不僅是為了當上教習，而且是為了掃清“國恥”，馮玉祥才如此苦練。1895年，馮玉祥隨父親修築大沽炮臺。大沽炮臺位於天津，1859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軍民曾在此英勇抗擊過入侵者。馮玉祥到時，正值日本軍艦在對岸的攔沙崗停泊，他目睹中國百姓被威脅凌辱的慘狀，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後來，他又聞知《馬關條約》，喪權辱國的割地賠款，使他初步認識到日本的兇惡，認識到國家的悲哀，從這時起，他便立下誓言：“今後我不當兵則已，要當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決不許由我手裡讓日本奪了去。”
馮玉祥雖已當上了教習，實現了他初時的願望，但他的志向遠不是一個教習，他要洗刷國恥，因此，他要當更好的兵。當時，北洋軍閥正在編練新軍，而且號稱用洋槍，習洋操，馮玉祥被吸引住了。1902年，他放棄練軍中得之不易的教習位置，改投北洋的新建陸軍。以圖更大的發展。 ，
馮玉祥到新軍後，仍勤學苦練，受到袁世凱的新軍衛隊第三營左隊左哨官的青睞。該哨官為了使馮玉祥得到正規的提升，曾在袁世凱派兵挑選親兵時，將他藏了起來。因為親兵的薪餉倍於普通兵，而一心想多掙銀兩以接回父親的馮玉祥還對此頗不滿意。但他萬萬沒想到，假使當初哨官沒有將他藏起來，而使他成為袁世凱的親兵，也許就沒有日後威震一時的馮玉祥將軍了。馮玉祥在入新軍的同年，便被提升為副目，1903年升為正目，同年12月又升為第二營右哨哨長，1905年又升為第三營後隊排長。馮玉祥在軍隊中的表現，頗得標統（相當於團長）王化東的賞識。當時正值陸建章任協統（相當於旅長），陸有一侄女劉德貞，在陸家寄養，正欲擇配。王化東相中了馮玉祥，他極力從中搓合，馮玉祥與劉德貞成婚，也因此他成了陸協統的佳婿。這一姻親關係給馮玉祥帶來了不少好處，他的升遷更為順利迅速。
不久，馮玉祥即考升為第24標第2營後隊隊官（相當於連長）；1909年，馮玉祥被調任為第一混成協督隊官（相當於營副）；1910年，他又被提升為新成立的第二十鎮八十標第三營管帶（相當於營長）。由一名普通的士兵迅速上升為管帶。
馮玉祥由練軍改投新軍，是慕新軍之名．想在此一展鴻圖。但他到了新軍後，才發現情況根本沒有他想得那麼美好。新軍中同樣存在著中閏舊軍隊的所有陋習陋規，公開列價出賣官階、賄賂成風、吃喝嫖賭。1910年軍諮府的一批貝子、貝勒到東三省校閱駐軍、兇橫霸道，苛求供應，勒索賄賂，把每支價值兩元的雪茄煙，也揉碎投入火爐中燃燒取樂。他們住在日本窯子裡狂嫖，嫖賬達到30000多兩，團長2000兩，營長1000兩，連長300兩，按這個價，馮玉祥的官階也能賣1000兩。這些都令馮玉祥深感絕望，堂堂的大清帝國，堂堂的中國新軍，竟也是如此！
馮玉祥不甘就此在新車中“一帆風順”，他要實現他的願望，那就是洗雪國恥。在經過思想的反覆鬥爭、不斷醒悟後，他逐漸意識到國恥之“根源”在於腐敗的清王朝，一種以種族雪恨的復仇觀念，在他腦海中形成，一場起義的醞釀也就開始了。
馮玉祥所在的第二十鎮，當時分為三派，即革命派、保皇派和中立派。其中以保皇派的官階較高，勢力較大，而革命派也積極發展革命勢力，他們先後組織了兩個團體：山東同鄉會和“武學研究會”，借同鄉和“求知”的名義暗中聯絡同志。這種組織各種團體進行革命活動的方式為當時許多仁人志士所採用，馮玉祥他們也正是利用這種形式來等候時機的降臨。
1911年，按常例是清廷舉行秋操的時間，清廷決定在灤州舉行秋操。是年春天，馮玉祥與王金銘、施從沄等人商妥，並與第六鎮統制（相當於師長）吳祿貞、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約定，於秋操時暗帶真子彈，相機起事。不料這一計劃卻為保皇派所疑，而吳祿貞又頗露
革命鋒芒，清廷遂停止第六鎮參加秋操。第二十鎮以七十八、七十九兩標合編成一混成協，開赴灤州。正值此時，武昌首義的消息傳來，清廷忙停止秋操，命七十九標王金銘、施從沄張建功三營駐紮灤州，其餘在原防。這給這些躍躍欲試的青年軍官們一個絕好的機會。而且，這次起義本還可以造成首尾呼應的形勢，因為當時革命黨人彭家珍由奉天押運5000支槍、5000萬發子彈，往漢口接濟前線清軍。
、 彭家珍與王金銘、施從沄等互有密電往來，要求張紹曾（第二鎮統制），在灤州車站扣留，並與吳祿貞、藍天尉聯絡，直搗北京。但由於張紹曾首鼠兩端，沒有立刻舉義的勇氣，使這次絕好時機喪失，他自己反遭袁世凱的暗算而潛到天津去了。這樣一來，起義的責任就完全落到了王金銘、施從沄、馮玉祥幾個管帶身上。經過幾次接洽，他們議定，由煙臺民軍白海道至秦皇島登陸後．合力發動，馮留在海陽鎮接應煙臺民軍的登陸，到時，灤州與海陽同時起義。計劃趕不上變化。等王金銘與馮玉祥商議完回到灤州後，卻發現白雅雨、凌鋮、熊飛等30餘人持北洋大都督印信已經到了灤州，而此時南北議和行將決裂，袁世凱欲派兵南下，王金銘、施從沄等人的革命軍力量是遠不能和袁世凱的大軍相比的。先下手為強，王金銘、施從沄決定不等煙臺民軍的接應，提前動手。1911年12月31日，藉著武昌起義後的革命形勢，王金銘、施從沄等在灤州倉猝起義，並推王金銘為大都督，施從沄為總司令，馮玉祥為參謀總長，白雅雨為參謀長。他們宣佈獨立，成立北洋軍政府，並以王金銘、施從沄、馮主祥三人名義，發出給袁世凱和各國使館及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的通電，力主共和。
灤州這一變故令清政府捉襟見肘，震驚異常。清廷手忙腳亂，一面延長停戰期15日，調回唐紹儀，令袁與南方直接議和，一面調兵防堵，並令開平的淮軍頭子通永鎮守使王懷慶勸慰王、施等人，以圖緩衝並爭取趕調部隊的時間。經王懷慶從中的一攪和，起義軍進攻京津的日期又拖延了兩天，延誤了良好的戰機，給了清廷調兵遣將的時機。
在海陽鎮靜等煙臺民軍登陸的馮玉祥，此時卻絲毫不知王金銘、施從沄等已於灤州提前動手了。馮玉祥在等待發動起義，卻不知標統範國璋（保皇派）已經懷疑他了。先是因為範曾遇到馮的護兵攜油印機到馮家，而軍中又發現了若干油印的革命宣傳品，後又得叛徒張建功的密報，知道了王金銘、施從沄、馮玉祥的起義計劃，而且在灤州起義的前一日，王金銘、施從沄派周文海以換馬為名，去向馮玉祥密告打算改變起義計劃這一行動，也被範國璋知道了。
保皇的範國璋是容不得任何革命之事，他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召馮玉祥來加以軟禁。馮被軟禁後，才從範的馬弁口裡知道了灤州起義的大概。密謀起義的主要人物卻不知起義的時間和情況，反要從敵人的馬弁口裡探問消息，這大概也是此次起義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吧。
灤州起義的三個主要謀者，王金銘和施從沄被誘捕後就地處決，而馮玉祥卻得到了極好的待遇：遞解回籍，交地方官看管，後又自由返回保定。如此從輕發落，一則是因為保皇派見王金銘、施從沄已死，如再追究，恐激起新的事變；而主要原因是由於他的姑夫大人陸建章的保駕得以瓦全。
1912 年2月19日，馮玉祥到北京陸建章處。當時正值袁世凱擴充武力，令陸建章編練左路備補軍五營。陸遂委任馮玉祥為第二營營長，令其自行招募。
藉此時機，馮玉祥大量邀集灤州舊同志共同訓練，開始了馮軍集團的創建。
首先是士兵的招募。此次招兵，由馮玉祥在景縣親自招募，嚴把質量關。他認為招兵是練兵的第一步，是至關重要的，決不要“二流子”、“營混子”，這種人不僅自己練不好，而且還會成為害群之馬，把其他兵都帶壞了。因此，他的招兵標準為農工良民，身無暗疾，年在18至25歲，身高4.8尺至5尺為合格，就此，他所招的兵多為忠誠善戰者。
其次是軍官的問題。1914年4月，陸建章奉袁世凱的命令，剿辦白朗，遂調馮入陝，改編所部為第七師第第十四旅，馮玉祥升為旅長。後該部又改為第十六混成旅，馮主祥仍為旅長。馮玉祥部初具規模，但許多軍官卻不聽他的指揮，為此，馮玉祥特設一模範連，全連130人，以李鳴鐘為連長，過三綱等任排長，石友三等為頭目，馮治安、吉鴻昌、田金凱等都是該連士兵。該連訓練科目除基本教練、體操、拳擊、劈刀等外，還有戰術原則和應用戰術等，由宋子揚、劉鬱芬、何乃中、蔣鴻遇等任教官，初步培養了一批練兵的幹部，使馮軍逐漸自成體系，壯大極快，開始在複雜的政治較量中佔了上風。
袁世凱借南方革命勢力趕溥儀下臺後，自己又做起皇帝夢來，為此，他解散國會，廢臨時約法，炮製“中華帝國約法”，妄圖藉此一步登天。但他又害怕自己直接動手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遂令部下先發出擁戴之聲，自己再順水推舟冠冕堂皇地登上皇帝寶座。而此時，馮玉祥正率第十六混成旅的一部分駐在四川川北，共負責20餘縣。他是隨陳宦入川以鎮壓西南的，也是為了擺脫陸建章。在他的心中，鎮壓西南是假，反帝制和脫陸是真。因此，當他收到他簽名的擁護袁世凱稱帝的電文時，置自己力量弱小不顧，發出了拒絕簽名的電報，並義正辭嚴地表示：“寧願犧牲，定要反對帝制到底！”而且還立即召集官兵發表講演，宣傳反對帝制的道理，鼓勱士兵為參加反帝制鬥爭做好思想準備。
1915年12月25日，蔡鍔、李烈鈞、唐繼堯等於雲南組織護國軍，發動了反袁護國戰役。馮玉祥藉此大好時機，在護國運動中一方面順應潮流極力反袁反帝制，一方面又盡力以獨立身份，與各方進行周旋，樹立馮部聲勢，擴大自己的影響。
馮玉祥首先與護國軍劉雲鋒進行接洽，求得局部停戰，以爭取有利條件保存自己，劉雲鋒當時已率護國軍蔡部第一梯團進攻敘府，而馮玉祥則奉北洋軍之令為防瀘（川）兼攻敘（府）的司令。雙方經過反覆的較量和接觸後，於1916年3月1日開始局部停戰，並謀逼陳宦獨立。與劉雲鋒停戰後，馮玉祥馬上直電陳宦，痛述利害：勸其宣佈獨立，陳仍遲遲不決，因為他畢竟是袁最得意的“親信”之一。
見陳宦仍猶豫不決，馮玉祥乾脆來個“最後通牒”，即要求陳宦加緊獨立，否則以武力驅之。也就在此時，屠殺同盟會員最多的川軍劊子手周駿，以重慶鎮守使之職覬覦成都，欲取陳宦而代之。陳宦左右為難，最後被逼無奈，在馮軍兵臨城下的壓力下於5月20日宣佈四川獨立，馮部亦改成護國軍第五師，將原有的游擊隊和收編的川軍合編為三營，委任張之江為第三團團長，鹿鍾麟等為營長。
四川宣佈獨立後，袁世凱哪肯罷休？他立電其忠實鷹犬周駿，委任他為四川將軍，全力向成都進攻。這也正合周駿心意。他遂利用川人排外心理，煽動人心，與馮玉祥部在龍泉驛對峙，而且還頗佔優勢。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全國人民的唾罵中，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於羞怒中病死，周駿失去了主子，便也立刻軟了下來，派員謁馮致歉，周馮之間大戰遂免，馮玉祥也得以北返。而在此時，張樹聲、邱斌、劉驥、鄧長躍等與灤州起義間接和直接有關係的一部分人員，都聚集在馮玉祥身這，馮玉祥也逐漸強大起來，直至在討伐張勳時竟發揮主力作用。
袁世凱死後僅為一年，復辟狂辮帥張勳又跳了出來，將已廢滿清皇帝溥儀捧上皇帝寶座。真可謂“關父不死，魯難未已”。帝制陰魂久不散。張勳是借當時北京政府的“府院”矛盾，於1917年6月30日逼黎元洪“交還大政”，7月1日，扶廢帝重新登基的。
馮玉祥當時被段琪瑞免了第十六混成旅旅長職務，正在京西天台山休養。張勳復辟為他重返第十六混成旅任旅長提供了機會。在得到舊部史心田的報告後，馮玉祥立即由天台山三家店乘車出發，並派汪信卿以馮玉祥在北京的房產典押5000元，作為聲討復辟的起義費用，而且迅速著手具體的應戰工作，如疏散家屬、檢查械彈等。
一切準備工作做好後，7月6日，馮玉祥迅速趕到廊坊，發出通電，誓師討逆。在通電中，馮玉祥表示：“滄海可枯，初心不改。爰舉義旗，以清妖孽。……誓師討逆，以奠民國，……”憑著這股意氣，張勳、馮國祥初戰於萬莊，張勳的“辮子軍”不堪一擊，潰不成軍。當時，馮玉祥部、王汝勤部、李長泰部以及張錫元、陳光遠兩部等夾攻北京，張勳已成甕中之鱉。
但段芝貴卻在此節骨眼上忽然出面調停。要知道，當初馮玉祥到天津與張紹曾、陸建章共商討逆大計時，也就是他段芝貴，特邀馮晤談，頌揚他過去的事蹟“不啻是與民國共生死”，而且還要求馮玉祥大力討逆，並擔任廊坊正面的進攻。段芝貴的出爾反爾，令馮玉祥怒不可遏，他立即於7月12日再次發表通電，指責張勳叛國，罪大惡極，卻也有人居然出面調停！
他認為張勳復辟“推原禍始，則斬草未能除根之所致也，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安有調停之餘地？”他的反帝制決心，真是”滄海可枯，初心不改”。同日，各部率軍開始向天壇總攻，雙方激戰至11時，張勳的‘辮子軍”支持不住，紛紛繳槍投誠，張勳的主力遂告消滅。
張勳失敗，馮玉祥功不可沒，得到直軍首領曹錕的賞識。
吳佩孚壓制馮玉祥，他曾向曹錕哭訴道：
“吳大帥在壓迫我，弄得我不知怎樣辦是好，看樣子他是要繳我的械。”
王承斌也哀嘆道：
“老馬為主人效驅有年，現已不被信任，應當知難而退了。”
吳佩孚對他一手提拔起來的直屬部下也要示威。他派人監視湖北督軍蕭耀南，變開封督理公署為一個無所事事的衙門，逼得河南督理張福來也向曹錕哭訴，說他實在幹不下去了，願意辭職不幹。
部將向曹錕哭訴，而曹錕此時也正悶悶不樂。
曹錕認為他才是直系的頭號人物，吳佩孚在直系中坐第二把交椅。雖然，他倆之間曾有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親戚雖親，不如自己親，你要怎麼辦，我就怎麼辦”的“親密”關係，但隨著翅膀的漸硬和野心的膨脹，吳佩孚已開始向曹錕挑戰，有了脫曹錕的打算，這怎能不使曹錕擔心？
因此，曹錕藉著“羅案”事件，即是指財政總長羅文幹“納賄”，實指羅文干將與奧國借款的大部分。採取由總理批准的辦法，瞞過曹錕，全數拔給吳佩孚充作軍餉。曹錕在“羅案”後又查出大批撥給洛陽的軍費，他再也忍無可忍，於11月23日出面公佈了王寵惠內閣（洛派內閣）的五條罪狀。帶領部下將領發動了一次聲勢頗大的反吳佩孚、倒“洛派內閣”的“電報戰”。
見曹錕出頭，以前受到吳佩孚排擠的各直系將領也紛紛發電，大罵羅文幹，矛頭直指吳佩孚，“秀才不倒，大選不成”。不可一世的吳佩孚見風頭不對，急忙表示“對曹錕始終服從，對元首始終擁護”，並致電曹錕，說他對於“羅案”“謹遵曹帥主旨，主張依法辦理”。“洛派內閣”倒臺，吳佩孚終於敗下陣來。但這只是吳佩孚的一次小敗，真正的大敗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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