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莫高窟圖
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西方探險家來到敦煌的時候，那裡一片荒蕪，莫高窟的下層洞窟有些還半掩在沙下。1963年，當樊錦詩從北京大學畢業到達敦煌文物研究所時，莫高窟許多洞窟還裸露在鳴沙山的崖壁上，任憑風吹日曬。
這樣一個荒涼的地方，和今天敦煌好像是兩個世界，也和我們從敦煌壁畫、雕像、寫本、絹畫上看到的莫高窟迥然有別。
敦煌市與敦煌石窟所在地三危山相對位置圖
那麼，古代的敦煌和莫高窟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呢？
敦煌，位於河西走廊的西端，在中國歷史上是個不大的城市，但由於她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擁有和其他普通的地方城市不一樣的歷史，使她曾經擁有著豐富多彩的東西方文化。
一、從莫高窟“張騫通西域圖”談起
來到莫高窟參觀的人，不應當錯過北段下層的第323窟。這個窟的主室南北兩壁的上部，描繪了八個故事，一般叫做“佛教史蹟畫”，從漢代的“張騫出使西域”，到隋代的“曇延法師故事”，是敦煌的僧人用繪畫的手法所描述的唐朝以前的佛教歷史[1]。畫面像是展開的卷軸，這樣的圖像形式在敦煌石窟壁畫中是獨一無二的。
莫高窟323窟主室北壁局部
最引入注目的是第一幅“張騫出使西域”，這裡描繪漢武帝打敗匈奴獲得兩個金人，但漢武帝並不知道其名號，所以就派張騫出使西域，去西域的大夏國打探實情。畫面上的金人顯然是立佛的模樣，也就是說，在唐朝的佛教徒眼裡，中國佛教的歷史是從張騫出使西域開始的。
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但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佛教傳說。然而，這個故事和敦煌首次在歷史文獻上的出現，緊密相關。
真實的歷史情況是這樣的：敦煌原本是遊牧民族月氏人的領地，他們很早就把和田的玉石轉運到中原內地。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蒙古高原的匈奴趕走月氏，成為包括敦煌在內的河西走廊的主人，同時他們也南下進攻新建立的漢朝。漢朝經過七十多年的積累，到漢武帝時富強起來，決定反擊匈奴。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尋找與匈奴有著深仇大恨的大月氏人，希望他們能夠“斷匈奴右臂”，所以張騫出使的目的地，不是壁畫中的大夏，而是大月氏。
公元前121年，漢將霍去病擊敗河西的匈奴，漢朝在這裡陸續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成為漢帝國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張騫開通漢與西域的聯繫，敦煌成為漢朝溝通西域的絲綢之路的交通咽喉，敦煌懸泉置（驛站）發現的漢簡，就記錄了大批西域使者經過敦煌而東往西來[2]。事實上，張騫出使西域和佛教沒有任何關係，但卻是和敦煌的歷史息息相關。
二、小浮屠裡——敦煌最早的佛教痕跡
公元1世紀，在貴霜王朝的大力推動下，佛教從西北印度向外迅速傳播。據《魏略·西戎傳》的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3]湯用彤教授認為這是無可置疑的佛教初傳中國的記載[4]。
但在此後的一個半世紀當中，文獻中沒有佛教在西域綠洲王國（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流行的記錄，東漢時期的一些“佛像”表現的也是中國本土信仰對佛教因素的盲目吸收[5]。因此，許理和（E. Zürcher）教授認為東漢的佛教是越過西域、河西地區的“遠程傳遞”式的傳播，所以似是而非，直到公元148年安世高至洛陽，開始建立僧伽教團，譯經講道，教授生徒，中國才有了真正的佛教[6]。
懸泉漢簡“小浮屠裡”
然而，1991年懸泉發現的一支請柬類的漢簡帶給我們新的認識，它明確提到敦煌有一個“小浮屠裡”，也就是說這個裡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因此得名。根據同一考古遺址（F13）出土的紀年簡牘，年代範圍在公元51年到108年之間，因此這枚簡的時間當在東漢明帝永平元年（58年）以後的半個世紀之內。這是目前所見河西地區最早的佛教遺蹟了[7]。
東漢明帝時期也是文獻記載佛教開始流行於中原的時期，可以想見，在貴霜和漢朝的雙重影響下，佛教在敦煌也已經找到立腳點，而且進入敦煌民眾的社會。與此同時，新的考古發現也提示，西域綠洲王國在貴霜帝國的影響下，開始接受並弘揚佛教。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西晉時期的敦煌高僧竺法護的出現。法護原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應當是沒有遷徙的小月氏後裔。年八歲（236年）出家，師事從天竺（印度）來的沙門為師，所以法名“竺法護”。他篤志好學，日誦萬言，感覺“方等深經蘊在西域”。於是發憤前往西域，遊歷諸國，搜尋佛典。回來後，自敦煌至長安、洛陽，沿路傳譯，寫成漢文。大概在284年至308年之間，翻譯佛經175部，354卷，大乘“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竺法〕護之力也”[8]。
日本大谷探險隊曾在吐魯番吐峪溝石窟發現296年抄寫的《諸佛要集經》寫本[9]，這是四年前（292年）竺法護在洛陽剛剛譯出的佛經，說明法護所譯大乘經典從中原向西流傳到高昌。
三、莫高窟的開鑿和 “涼州模式” 的西漸
西晉滅亡後，在十六國時期（304—439年），敦煌先後歸屬於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和北涼五個政權。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來，促進了敦煌耕地的開發和經濟實力的增長。在高僧的感召下，在統治者的支持下，在當地大族的贊助下，敦煌的佛教得到迅猛的發展。
《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碑陽與碑陰
據698年立於莫高窟的《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的記載，366年，有個叫樂僔的沙門，從東向西，杖錫來到敦煌城東南鳴沙山東麓，忽然眼前一亮，金光燦爛，好像有千佛在金光中顯現。於是，他就在鳴沙山東面的懸崖上，開鑿了莫高窟的第一所佛窟。不久以後，又有一位從東方來的法良禪師，在樂僔的窟旁，又營造了一個洞窟[10]。從此，開始了近千年的敦煌石窟藝術創造。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樂僔，還是法良，這兩位莫高窟的開創者都是從東面來的和尚。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兩人到底從何而來，但當時敦煌以東地區開鑿石窟最主要的區域應當是河西首府涼州（武威）附近的造作。
雖然我們沒有早到4世紀後半葉涼州的資料，但401年登基為北涼王的沮渠蒙遜，曾經在武威南山中開鑿窟寺（即天梯山石窟），立一丈六尺高的石佛像。北涼王室建造的這種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被北京大學宿白教授命名為“涼州模式”，他總結了這種模式的幾個特徵，如設置大像的佛殿窟和方形或長方形的塔廟窟；主體佛像為釋迦或交腳菩薩裝的彌勒；窟壁主要是畫千佛；佛、菩薩的面相渾圓，身軀健壯，形體較大，等等[11]。
這種模式，可以在河西地區的早期石窟中看到。至今，敦煌莫高窟樂僔、法良開鑿的洞窟已經很難尋覓，但有一些屬於北涼時期的洞窟和小型石質佛塔保存下來[12]，可以看到北涼佛教造像模式的影響。
還值得提到的是，439年，北魏大軍攻下北涼首都姑臧（武威），涼王沮渠牧犍投降，但涼王的弟弟沮渠無諱、安周在敦煌抵抗，隨後率眾經鄯善（今若羌），於442年入主高昌，建立高昌“大涼”政權。在北涼流亡高昌的人中，有不少士族精英和高僧大德。445年涼王沮渠安周開始建造一所王家寺院，並樹立《涼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
吐魯番出土《涼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
德國探險隊曾經找到高昌城中的這個寺址（編號M），平面長方形，主尊像為交腳菩薩裝的彌勒，正是“涼州模式”的典型特徵，這無疑是從敦煌帶去的工匠根據涼州的模式而建造的，透露出敦煌佛教石窟造像也應當是“涼州模式”[13]。
四、玄奘東歸與莫高窟的唐風
公元5世紀後半葉以來，敦煌社會動盪不安，佛教卻沿著五涼王朝以來的發展勢頭進一步擴大其影響。特別是北魏王朝對敦煌的直接統治，為敦煌地區帶來了中原的佛教文化，這是北魏吸收了涼州佛教以後，經過平城（今大同）到洛陽的發展而形成的更高水平的文化。敦煌藏經洞保存的479年駙馬都尉馮熙在洛州寫的《雜阿毗曇心經》卷六[14]，莫高窟還發現過北魏廣陽王慧安發願刺繡的佛像殘片[15]，都是北魏遷都洛陽前從都城平城帶到敦煌的。
北魏末年，中原動亂。525年，北魏皇室出身的元榮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使北魏洛陽和敦煌的關係進一步密切起來。東陽王元榮在敦煌大做佛事，曾出資抄寫佛教經典十餘部，有數百卷之多，又在莫高窟開鑿一個大型石窟[16]。從西魏到北周，敦煌在大家族出身的李賢、於義（建平公）的帶領下，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掀起一個高潮。574年北周武帝滅佛，但對敦煌佛教石窟開鑿的影響似乎不大。
敦煌早期洞窟
隋朝（581—618年）統一南北，中國又開始走向兩漢以來的全盛時期。不論是隋文帝還是隋煬帝，都十分佞佛。在統治階級崇佛浪潮推動下，敦煌各階層民眾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僅在莫高窟一處就開鑿了八十個左右的洞窟，形成一個興建石窟的高潮。601年，隋文帝曾下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供養佛舍利，瓜州（敦煌）也在莫高窟的崇教寺起塔供養[17]。
隋末唐初，天下分崩離析。618年唐朝在長安（今西安）建立後，因為還是群雄割據的局面，所以封閉西北關津，“禁約百姓，不許出蕃”。玄奘在627年西行求法，是從瓜州、敦煌間的道路偷渡出去的，沒有經過敦煌州城。
等到644年玄奘回到于闐的時候，唐太宗已經在640年滅掉給與玄奘西行求法以大力支持的吐魯番高昌王國，玄奘無法再去報答高昌王麴文泰，於是投書唐太宗，稱自己是“私往天竺”，聽候發落。此時唐太宗正有意經營西域，立即“令敦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沫（且末）迎接”，讓玄奘倍道兼行，儘快入關歸京[18]。大概在644年秋冬之際，玄奘經過敦煌，於翌年正月到達長安。
大概因為趕路，玄奘在敦煌似乎停留時間不多，也沒有記載他曾到莫高窟巡禮。幾乎就在玄奘一行經過敦煌的時候，莫高窟正在開鑿一個重要的石窟，即當地大姓翟氏家族的220窟。
莫高窟220窟全景
北壁七身藥師佛立像
東壁維摩詰經變文殊問疾局部下方的帝王圖
根據窟內保存的題記，這座石窟是在642－662年間陸續完成的，其主室南壁繪西方淨土變，北壁繪藥師經變，東壁繪維摩詰經變，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北壁一排七身藥師佛立像，以及東壁維摩詰經變中與閻立本《歷代帝王圖》相同的帝王圖像。這些圖像從未在此前的敦煌壁畫中出現，應當模自長安的畫樣[19]。
此窟營建時，正是玄奘經過之際，敦煌的畫家沒有將玄奘帶來的印度佛教瑞像繪於壁上，說明匆匆而行的玄奘對當時正在開鑿的敦煌石窟沒有貢獻。而220窟的長安畫樣，更可能是得自從長安而來敦煌迎接玄奘的使臣之手，他們為了迎候玄奘，一定提前到達敦煌，而這些奉太宗之命來迎接玄奘的人，應當也非等閒之輩，他們把長安“新樣”帶給敦煌，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在唐帝國統一興盛的年代，經過河西走廊的傳統絲綢之路重新活躍起來，敦煌再次成為絲綢之路上的咽喉之地，一隊隊粟特商團東來西往，不同宗教的僧侶也絡繹不絕，大量絲綢從長安由官府或商隊運到敦煌，佛教典籍乃至道教經典也從長安輸送到敦煌。
敦煌無疑成為一個人員往來、貿易交流都極其繁盛的絲路城市。莫高窟壁畫隨著長安新出的畫樣而不斷更新，一些大家族爭先恐後地開鑿“家窟”，敦煌當地的文武官員仍然是敦煌石窟的重要供養人，粟特商人也給敦煌的藝術帶來許多伊朗風格與情調。到極力崇佛的武則天執政時期，莫高窟已經是號稱有一千多所窟龕的雄偉石窟了。
五、敦煌千佛洞的中興
755年，唐朝爆發安祿山叛亂，唐朝調集駐守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的各路勁旅前往中原靖難，使西北地區兵力空虛。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國乘虛而入，從青海北上，進攻唐朝領地。吐蕃軍隊從河西東部向西部一步步攻佔唐朝領土，使得河西一帶的高僧、士人都最後龜縮到敦煌城中。但吐蕃並沒有強攻敦煌，敦煌民眾經過十年的艱苦抵抗，786年，在吐蕃答應“勿徙他境”的條件下，最終“尋盟而降”，使得高僧、士人帶來的河西文化得以保存在敦煌。
莫高窟第159窟所繪當時吐蕃贊普禮佛圖像
吐蕃統治敦煌時期（786－848年），大力崇佛，敦煌佛教更加昌盛，寺院和僧尼劇增。敦煌不僅擁有唯識學大師曇曠和法成[20]，還有曾前往藏地傳播禪法的高僧摩訶衍[21]。而且巧合的是，在此期間，敦煌避過了唐朝的“會昌法難”（844—845年）對佛教的破壞，佛教教團和寺院經濟得到了空前的充實和發展，民間百姓的抄經、唸佛、開窟、造像，更是始終不絕，敦煌文書中有沙州經坊大量抄寫佛經的記載，莫高窟也維持著過去的榮光。
848年，沙州土豪張議潮率眾起義，趕走吐蕃的敦煌守將節兒，並迅速向東西方向擴展。851年，唐朝為之設立一個新的方鎮，名叫“歸義軍”，以張議潮為節度使，敦煌從此開始了延續近二百年的歸義軍時期。張氏歸義軍經過張議潮、張淮深、張淮鼎、張議潮女婿索勳的統治，到910年秋，節度使張承奉知唐朝已亡，自稱白衣帝，建號金山國。但不久被東鄰甘州回鶻王國打敗。
914年，曹議金取代張承奉，廢金山國，去王號，仍稱歸義軍節度使。可能具有粟特血統的曹氏家族，通過和親等手段，與周邊甘州回鶻、西州回鶻、于闐王國睦鄰友好，並與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朝貢關係，使得歸義軍政權存續了一百多年的時間，直到1036年為西夏所滅[22]。
莫高窟156窟張議潮統兵出行圖
吐蕃的崇佛政策深深地影響了歸義軍，佛教在歸義軍時期繼續盛行，莫高窟在歸義軍張氏時期迎來了一個新的造窟高潮，有人稱之為“敦煌千佛洞的中興”[23]。曹氏歸義軍繼續這一作法，在莫高、榆林兩地，修建或改造了許多洞窟，幾乎歷任歸義軍節度使都建造了自己的功德窟，其中最重要的洞窟如下[24]：
156窟是張議潮的功德窟，其中有慶祝861年張議潮統軍收復涼州出行圖，這標誌著歸義軍控制了整個河西走廊。
94窟是張淮深功德窟，882年建立的《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張淮深碑》）裡有該窟畫塑的記載。
9窟是一度篡奪張氏歸義軍政權的節度使索勳的功德窟。
98窟是大約924年建成的曹氏首任節度使曹議金的功德窟，窟內供養人像總共有二百多身，囊括了其家族成員、沙州的僧官大德、文武官員，代表了曹氏歸義軍的統治基礎。
100窟是繼曹議金任節度使的曹元德與其回鶻母親天公主合建的功德窟，敦煌文獻中稱之為“天公主窟”。
22窟、256窟可能都是繼元德為節度使的曹元深的功德窟。
61窟和55窟都是繼任的節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他統治敦煌時間最長，是10世紀敦煌文化最為昌盛的時期。其中第61窟以文殊菩薩為主尊，背屏通壁繪五臺山圖，是中原五臺山文殊信仰的敦煌翻版[25]。
454窟是繼曹元忠任節度使的曹延恭的功德窟。
榆林窟第6窟是繼任的曹延祿功德窟，目前還沒有在莫高窟發現他的功德窟，表明他的統治中心向東偏移。
莫高窟第61窟及其西壁《五臺山圖》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不僅僅是敦煌官民百姓的信仰中心，也受到周邊回鶻、于闐等不同民族的供養。由於歸義軍節度使家族與于闐王室一直保持聯姻的關係，所以于闐的瑞像圖、守護神、供養人像大量出現在敦煌洞窟中，甚至我們在每一位歸義軍節度使的供養人像上面，都可以見到于闐的牛頭山瑞像和八大守護神[26]。
莫高窟第9窟甬道頂部瑞像及於闐守護神
歸義軍時期是敦煌歷史的重要階段，它雖然名為唐朝的一個軍鎮，實際上是一個地方王國。這樣以敦煌為中心的地方政權，在敦煌的歷史上只有十六國時期短暫的西涼政權可比，因此歸義軍時代是敦煌歷史上一個輝煌的時期，它使得漢文化在敦煌保存下來，佛教向民俗化方向發展，其他宗教文化也表現出各自的活力，並且與民間文化漸漸合流。
歸義軍官府安排協助了許多西行求法僧前往印度，敦煌的寺院也接待了不少東來的梵僧前往中原，對9、10世紀的中西文化交往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27]。封存於歸義軍後期的莫高窟藏經洞中的寫本、絹畫，原本應當是三界寺的供養具[28]。這座不大的寺廟，卻保存瞭如此豐富的寶藏，匯聚了各種文化因素的典籍，這可以說是敦煌國際都會面貌的一個展現。
隨著歸義軍的沒落和西夏的佔領，西夏王國的重心在東面，敦煌逐漸失去昔日的輝煌，莫高窟的崖面到歸義軍晚期已經完全飽和，沒有開窟的空隙之地，因此除了重修，很少造作。雖然馬可波羅在13世紀後半留下了有關敦煌的點滴記載，但在清朝重新設立敦煌縣之前，莫高窟乃至敦煌幾乎完全被人所遺忘。
今日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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