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以後，上海關押日本戰犯的場所除提籃橋監獄外，還有國民政府國防部戰犯監獄。它建於1947年1月，位於江灣殷高路5號(現為上海市勞動教養所)，由於地處江灣高境廟附近，所以又俗稱江灣戰犯監獄。該監獄初稱上海戰犯拘留所，由上海軍事法庭的軍法官董悌庵上校任代理所長，後由姚開白任所長。當年的1月16日，原關押在提籃橋監獄十字樓內的186名日本戰犯(實際在冊人數為189人，其中1人保外就醫，2人因病住在監獄醫院內)全部被移押到江灣。後經國民政府軍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行政院秘書處等部門聯合組成的戰犯處理委員會第53次常委會討論，從1947年8月起，上海戰犯拘留所升格為國防部戰犯監獄，原拘留所的官兵發1個月的薪金，一律遣散。國防部委派陸軍少將鄒任之為典獄長，另行組建工作班子，其監舍設施也作了擴建。
寒冷夜月黑風高，日戰犯越獄脫逃
國防部戰犯監獄關押的日本戰犯及戰犯嫌疑人員較多，涉及面廣，其中既有侵華日軍第十一集團軍軍團長奈良日光中將、第六十師師團長田中勤中將、第六十四師師團長船行正之中將、第六十九師師團長三浦忠次郎中將、日本駐中國海軍司令官福田良中將等日軍高級將領，也有一批軍階較低、但民憤很大的日本軍隊中下級官兵，如淪陷時期侵華日軍駐崇明憲兵隊長大庭早志、崇明憲兵隊特高課長中野久勇等。
國防部戰犯監獄雖然戒備森嚴，規格很高，典獄長領少將軍銜，但在獄政管理、生活衛生方面其實剛剛起步。被押的日本戰犯中，不少為未決犯、待審的嫌疑人，他們沒有統一的囚服，穿的多是普通衣服，有西裝，也有軍裝。監獄的建築比提籃橋監獄要差上一大截，戰犯監獄大多是平房，四周也沒有高高的圍牆，只用帶刺的鐵絲網把監獄圍了幾圈，四角設了一些崗哨，哨兵每隔一定時間前來換崗。時間一長，站崗的哨兵感到抗日戰爭已經勝利，被關押的戰犯已經繳械投降成了死老虎，翻不起大浪，因此思想上放鬆了警惕，存在到崗不到位的現象，而這些日本戰犯卻時刻窺視監獄動向，處處尋找監獄管理上的漏洞。
1947年12月14日，一個月黑風高的寒夜，日本戰犯中野久勇身穿西裝，謊稱拉肚子去上廁所，離開囚室，竄到沒有上鎖的監獄工作人員辦公室，然後通過辦公室的窗口翻窗跳出，用事先早已準備好的工具撬開鐵絲網，越獄潛逃，去向不明。此事經媒體曝光後，輿論一片譁然，老百姓紛紛指責戰犯監獄的管理人員嚴重失責，崇明縣的群眾更是憤恨不平。
事後查明，那天天氣十分寒冷，站崗的衛兵偷懶，躲在避風口，視線正好被擋，中野久勇就是利用這個空隙越獄脫逃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獲悉上海國防部戰犯監獄有名在押的日本戰犯逃跑，大為震怒，臉色發青，深感手下辦事不力，同時懷疑這名日本戰犯涉嫌買通看守人員或是行賄了典獄長後才得以逃脫，所以下令將典獄長鄒任之撤職查辦，解往南京關人監獄，聽候軍法處治。鄒任之被關押了3個月才被放出，因查明日本戰犯中野久勇的脫逃與他沒有直接關係，但他負有領導和管理責任。蔣介石命國防部通令各地嚴加緝查，儘快把中野久勇抓捕歸案，又由國防部下令任命孫介君為上海國防部戰犯監獄典獄長，王成荃為副典獄長。
阿司匹林惹嫌疑，看守所內避風頭
侵華戰爭期間，中野久勇在擔任崇明憲兵隊特高課課長之前。曾任江灣新市街憲兵隊長，在上海駐紮時間較久，不但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而且能聽懂當地方言俗語，又能說中國話，自詡為“中國通”。中野久勇認為自己三十出頭，年富力強，憑本事在上海灘上混日子綽綽有餘。越獄後，他直奔市中心的南京路，先把穿在身上的一套西裝在舊貨商店賣掉，又到九江路的一家小店買了套普通長衫，化裝成中國的平頭百姓。這一出一進，還餘剩了點小錢，他就在附近的小菜館內飽餐一頓，酒足飯飽後泡了一個小時澡，又讓揚州師傅為其捶背揉腳，晚上在小旅館裡睡了個安穩覺。這樣一來身上也沒剩下多少零錢了，中野結束了一天的“小開”生活，當起了“癟三”：白天半飢半飽混跡江湖，晚上到上海北火車站候車室的長椅上宿上一夜。由於2月份天氣還十分寒冷，中野有點感冒，就去藥店買了幾包粉狀的阿司匹林，吃下藥粉以後感冒好多了。他想起有位朋友住在嘉定，12月16日就步行到位於上海西北方向的嘉定。
1947年底，嘉定仍有城牆，城內治安管理比較嚴格，城門口有警察站崗檢查過往行人的國民身份證。脫逃出獄的中野久勇當然拿不出證件，而且身上還被警察搜查到兩包粉狀的阿司匹林藥粉。那時社會上販毒、吸毒現象比較普遍，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當局正在打擊煙毒犯。警方懷疑中野身上的白色藥粉是毒品白粉，懷疑他是一名毒品販子。中野久勇謊稱自己是來到江南經商的廣東人，叫王壽章，由於兵荒馬亂，證件不慎遺失，身上白色粉末是治感冒的阿司匹林，如果不信可當場化驗，但兩位警察以其有販毒嫌疑，將剛從國防部戰犯監獄逃出的中野久勇關進了嘉定縣的拘留所，一關就是18天。18天中，中野只過了一次堂，因小地方設備不全，辦案警察工作粗放，對具體細節不去進行調查，就把“王壽章”以“販毒嫌疑犯”的身份於1948年1月5日移押到上海警備司令部看守所，而且一關又是20多天，後來這兩包白色的藥粉經化驗證實不是毒品，確係阿司匹林藥粉，中野久勇才消除嫌疑，於1948年2月2日被放出。那時也沒有什麼行政賠償制度，中野久勇只好自認倒黴，唯一的好處是避過了“風頭”，躲過了30多天軍警系統對他的緝查。
謀生計橋頭推破車，為小錢爭執露身份
1948年2月初，剛從上海警備司令部看守所放出來的中野久勇狼狽不堪，吃喝無著，睡無處所，屋簷下、橋洞口都是他的棲身之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國民政府在北平、瀋陽、濟南、徐州、太原、武漢、南京、上海、廣州、臺北等地設立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大批日本僑民被遣送回國，中野久勇既不敢顯露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又不敢以中國難民的身份去登記就業。為了餬口，他利用新春佳節低三下四地當街乞討，由於機緣不錯，討得了不少零錢，積少成多，中野就利用這筆錢住小旅館，到菜館吃小炒，盡情瀟灑一回。這筆錢用完以後，他白天又到街頭乞討，晚上睡在屋簷下度日。日久天長，中野感到這樣下去總不是個辦法，就到蘇州河邊上的乍浦路橋的橋頭給上坡的黃包車、三輪車、塌車、黃魚車的車伕推車，從中拿點可憐的小費。在舊上海及上海解放初期，有人專門從事這一職業，俗稱“推橋頭”。這樣，中野就可以維持每天的生活，碰到運氣好，有時還略有結餘。一天，他花了點小錢買了一套舊衣服、一頂舊“羅宋帽”，樣子倒很像中國人，不過一開口，他的口音與地道的上海人相比當然還有一段距離，總有點不倫不類。
再說中野久勇從戰犯監獄脫逃後，上海的警察機關接奉緝拿中野的命令後一天也沒有安穩過，在車站、碼頭、機場等主要交通路口派員分頭巡查，經30多天的日夜忙碌卻一點線索都沒有，連連受到上級部門的訓斥。關於中野久勇的出走方向也眾說紛紜，有的說去了北方，有的分析他混入日本僑民回到了日本，甚至還有人推測他跑到了蘇北解放區，但也有人認為中野久勇哪也沒去，就在上海落腳，採用了“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策略。有關部門就利用上海警察系統、特工系統的力量，派出暗探到上海包括妓院、賭場、夜總會等各種藏汙納垢的地方去偵查。一天他們接到一名臥底的線報，稱越獄逃脫的中野久勇在上海乍浦路橋“推橋頭”。為了不打草驚蛇，上海警備司令部採取“智取”的辦法，派兩名資深幹探看熟中野的相片，默記其面容，由其中一人扮成商人，一人裝成車伕，使用一輛三輪車默契配合，由乍浦路橋從橋南到橋北，再從橋北到橋南，藉機接觸觀察橋上各種推車人，用“釣魚”的方法，設下“魚餌”專等“魚兒”上鉤。
一天下午，他們從橋南過橋北，在橋堍邊有個頭戴“羅宋帽”、30多歲的人上前為他們推車，其面容與照片上的中野久勇十分相像。當車到橋中，一位喬裝打扮的幹探故意拿出一張5千元(相當於後來的5毛錢)，要推車者找回3千元，但那人只肯找回2千元，還用上海話回答：“先生，現在物價飛漲，鈔票不值錢，一隻大餅也要賣到3千元錢。”此人對話從語音上來說大體可以，但其中大餅的“大”字講得非常不順耳，有點怪異，好像外國人在學漢語。
“這個推車人是日本人，就是從監獄裡逃跑的日本戰犯中野久勇。”兩位於探腦海裡同時閃過這一念頭，不約而同地利用接回鈔票的機會，將一副鋥亮的手銬銬到推車人的手上。1948年2月28日下午，脫逃兩個多月的日本戰犯中野久勇終於落入法網，拘獲歸案。為防止二次脫逃，這次對他嚴加看管並將其調押到設備良好的提籃橋監獄。
1948年2月28日，在今虹口區四川北路江灣路的一幢大樓內，上海軍事法庭對被捕歸案的日本戰犯中野久勇進行了審判。（來源|《讀者報》 作者|徐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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