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血都沒流卻失血過多而亡，這是真的嗎？

你可能聽過這樣一個故事，或者相似的版本：

有人對即將處以絞刑的囚犯進行了一項實驗。他們將死囚固定，並在他的手腕上劃開了一道口子，讓血滴落到桶裡，然後蒙上了囚犯的眼睛。隨後實驗人員打開水龍頭讓水滴流到另一個桶中。囚犯誤以為水滴聲是自己正在滴血的聲音，沒過多久便死了，並且死狀和失血過多而亡一樣。但實際上，囚犯手上的傷口早就已經凝血，根本不足以致死。

這個故事是真的嗎？這樣的場景真的有可能導致人的死亡嗎？

就目前的考據來說，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尚不完全清楚。而至於這樣的場景是否會讓人死亡，答案是，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有這種可能。

故事也許是假的

但人可能真的會被“嚇死”

不少地方都提到過這個故事，一種廣泛流傳的說法是，一名叫做馬丁·加拉德的美國心理學家實施了這項實驗，但如果進一步核實，會發現並沒有這樣一個科學家，更別提他的生平紀錄。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榮譽教授、著名心臟病學專家伯納德·朗（Bernard Lown）在他1996年首次初版的著作《失落的治療藝術：在醫學中實踐同情心》（The Lost Art of Healing: Practicing Compassion in Medicine）中也提到過這個故事，他指出這個案例來源於一本印度醫學期刊，但書中並沒有提到該期刊的名稱，暫時也找不到具體的文章。

所以目前來說，這個故事仍然缺乏絕對可靠的信息來源，只能對它的真實性存疑。

今天這裡想談論的是第二個問題，也就是說如果刨除倫理道理的顧慮，假設真的存在這樣的場景，那麼一個人有可能因為這樣的事情而死亡嗎？

“被嚇死”

心理預期引起生理反應

其實影視劇中也經常借鑑到類似的情節——

當然影視劇通常都有玄幻或是誇張的成分，不過究其本質，所有類似的故事情節描述的都是一種難以解釋的死亡。在整個過程中，死者死亡之前都認為自己正處在一種令人恐懼的場景裡，並且最終死於這種模擬的恐怖中。

1942年，美國生理學家沃爾特·布拉德福德·坎農（Walter Bradford Cannon）發表了一篇文章，並提出了“伏都教死亡”（Voodoo death）的概念。所謂的伏都教死亡，也叫做“巫毒教死亡”，就是在心理暗示和情緒衝擊下引起的猝死，坎農假設恐懼可以影響一個人，使其身體狀況因心理困擾而惡化。

與單純的“被嚇死”相比，這種死亡通常會呈現出和所處環境、接觸事物、心理預期等相關的生理表現，就比如前面提到的囚犯呈現出失血過多而亡的樣子。所以說，伏都教死亡實際上描述的是一種

心因性死亡或者心身死亡。

坎農在文章中還列舉了不少這樣的例子，比如他提到一個毛利的婦女曾吃了一些水果，但後來被告知這些水果來自禁地，於是她深感神的靈魂會殺死自己，結果第二天中午便去世了。

又比如文章中講到了一位叫做羅布（Rob）的北昆士蘭土著，在被巫醫指過骨頭後（當地人認為被巫醫指過骨頭意味著即將死亡），他突然變得十分虛弱，而當巫醫澄清這是一個誤會後，他又很快好轉了。

這些例子都是來源於落後並且有強烈迷信的地方。坎農也提到，這種死亡現象非常特殊，對於生活在文明社會中的人來說，它是陌生甚至難以置信的。

當時坎農還提出了這種死亡背後可能的生理機制，但這種機制後來被認為是錯的，也有不少學者質疑文章中案例的真實性，甚至指出不能完全用“心理-生理”的聯繫來解釋這種死亡。但令人吃驚的是，這麼多年來，坎農提出的“心理困擾會引起真實生理反應”的假設並沒有被推翻，反而是被填補、闡述以及普遍接受。很多研究者甚至試圖通過影像學等方式來解釋它的生理基礎。

反安慰劑效應

很多研究者認為，伏都教死亡應該是一種比較極端的反安慰劑效應（nocebo effect）。

你也許知道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但不一定聽說過反安慰劑效應。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給予他一顆沒有任何藥物成分的糖丸，但患者的情況卻得到了改善，這是安慰劑效應。和安慰劑效應相反，反安慰劑效應通過負面假設和條件來發揮作用，比如沒有乳糖的飲料卻引起了乳糖不耐症患者同樣的胃部症狀。

研究者們經常會把反安慰劑效應稱作安慰劑效應的“邪惡雙胞胎”。可以這樣想，就像安慰劑效應是從惰性或虛假治療中產生積極反應或治療效果一樣，反安慰劑效應則是從無害治療中產生消極或有害反應。一些奇怪和極端的醫療現象也許可以歸因於反安慰劑效應，比如因為身處Wi-Fi環境中而出現頭痛、頭暈或者類似過敏的症狀。

你可能會感到懷疑，認為這種神奇的效應只存在於想象中，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讓我們知道，雖然它不可預測、違反直覺，但卻真實存在。實際上，無論是安慰劑效應，還是反安慰劑效應，它們都不僅僅是引起了心理上的變化，更存在真實的生理反應。

你的不適

可能來自你的預期

目前，反安慰劑效應集中體現在醫療手段副作用以及疼痛相關研究中。

2013年，發表在《英國醫學雜誌》（BMJ）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對於部分人來說，服用降膽固醇他汀類藥物的副作用可能會超過其益處。報告還突出了他汀類藥物最顯著的副作用——肌肉疼痛。這篇文章在英國引發了一場風暴，不少網絡媒體對研究的片面解讀導致大約20萬患者在6個月內停止服用該藥物，並且副反應的報告率大幅度上升。

實際上，服用他汀類藥物後報告的副作用更多地與反安慰劑效應有關。2017年，《柳葉刀》（Lancet）上發表的一項針對10180人長達兩年的追蹤研究顯示，相比於不知情時，如果患者和醫生知道在使用他汀類藥物，肌肉相關的不良反應事件報告比例會顯著增高。

而在這項大規模研究之前，其實就已經有不少研究發現並報告了類似的現象。

有研究讓120名良性前列腺增生但勃起功能正常的患者隨機接受非那雄胺的治療，以緩解前列腺疾病的症狀。一半的參與者被告知藥物可能會導致勃起功能障礙等不良反應，而另一半則不被告知。最終，第一組中有43.6%的人報告他們經歷過一種或多種副作用，而不知情組報告副作用的比例只有15.3%。基於另一項大型前瞻性研究的結果——非那雄胺用藥一年後副作用的最大百分比為15%，研究者認為第一組的數據是偏離實際情況的。

《英國醫學雜誌》也曾報道過，接受虛假治療的手臂疼痛患者，藥物組（實際是糖丸不是真的藥）近1/3的人報告出現了嗜睡、口乾、躁動等症狀，針灸組（針頭可伸縮，受試者不會真的被扎到）近1/4的人報告針灸部位有疼痛、腫脹、發紅。而這些副作用正是患者之前被告知可能會遇到的情況。

《科學轉化醫學》（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的研究，則用神經影像學的方法支持了這種臨床觀察。當接受熱痛苦刺激的健康參與者被告知鎮痛藥給藥中斷時，儘管實際上給藥仍在繼續，但受試者報告的疼痛指數卻從39上升到了64。而此時的影像學檢查顯示，受試者大腦中疼痛強度編碼區域中的神經活動也有顯著變化，並且與受試者所報告的疼痛程度相吻合。

實際上，反安慰劑效應所引起的生理反應涉及多個級別的神經生物學變化。德國漢堡大學彭多夫醫學中心的研究者表示，

人的認知可以調節大腦皮層－腦幹－脊髓的疼痛下行神經通路的連接，從而影響疼痛的感知，誘發反安慰劑效應。

而除了疼痛感知，觸覺、壓力覺、溫度覺等其他感知覺的神經迴路也都在調節反安慰劑效應中起著作用。不過儘管如此，要完全揭示效應背後的生理機制及相互作用，還是需要時間的。

對你來說只是不適

對有些人卻是生命危險

那麼，這種效應最嚴重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呢？

有文獻報道過這樣一個案例。一名26歲的男性，與女友分手後陷入了失落情緒中。隨後，他看到一所大學裡關於抑鬱症的臨床試驗廣告，由於他幾年前就有過抑鬱發作的病史，於是報名參加了試驗。他被分在了對照組，拿到的藥物也是安慰劑，但他以為自己服用的是有抗抑鬱效果的藥物。服藥兩個月後，因與人爭吵，他情緒受到衝擊，一口氣服下了29粒膠囊。他

害怕自己用藥過量，於是立刻前往醫院。在急診室裡，他經歷了嚴重的低血壓，需要靜脈輸液才能維持足夠的血壓，否則有生命危險。

實際上，反安慰劑效應雖然是普遍存在的，但

造成的實際效果往往受到個人性格的影響。英國赫爾大學的研究員朱莉安娜·馬佐尼（Giuliana Mazzoni）表示：“安慰劑和反安慰劑效應都存在非常強烈的個體差異。有些人很容易受到影響，但也有人根本沒反應。” 比如疼痛就是一種非常主觀的體驗，人們感受到的疼痛程度不僅僅取決與疼痛刺激的實際強度，還受到一系列內部信念和調節這些信念的外部因素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另一點是，相比於正面預期，人們會更快地接受負面預期。神經生理學家盧瓦納·科洛卡（Luana Colloca）表示：“反安慰劑效應的另一個表現就是，負面影響出現的時間有時會比人體對藥物的生理反應還要早得多。”

不想被這種負面效應牽著走

該怎麼辦？

與安慰劑效應相似，反安慰劑效應可以由他人的語言建議、個人自身的預期以及過往經驗引起。而由於文化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價值觀和經驗的差異，所以

不同文化下的反安慰劑效應也會有所不同。

有研究指出，和實際暴露於高度疼痛誘導的效果相比，口頭誘導的反安慰劑效應有時候甚至可以達到一樣的強度。對於某些患者來說，僅僅是告訴他們副作用就足以引起那些症狀。比如在知情同意過程中提供的信息和不良反應的告知會加重反安慰劑效應。

而如果要引起反安慰劑效應，發表在《疼痛》（Pain）上的一項薈萃分析指出，“口頭建議+調節”的模式比單純的口頭建議引起的效應更強。所謂的“調節”，通常是在實驗前讓受試者接受一些訓練和操作，比如讓他們觀察真實的疼痛。

於是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例子，我們就會發現，實際上確實存在這樣的可能。假如故事中的死囚正好是一個反安慰劑效應極強的人，從經驗來講他又確定流血過多會造成死亡，再加上先前劃開一條小口的“調節”……一系列因素的組合也許真的有可能造成死亡。但要說明的是，並不是每個人處在相似的場景中都一定會接受這樣的暗示，也就是說，這樣的致死概率其實是極小的。

反安慰劑效應是可變的，極端的風險也很低，但有時候卻還是能帶來明顯的反應，並且可能影響到臨床治療效果，因此臨床實踐中最小化反安慰劑效應是十分重要的。

醫護人員常常面臨的一個困境是，一方面他們需要準確告知患者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但一方面對於某些患者來說，這種告知又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加強反安慰劑效應。

所以或許需要重新考慮疾病管理的傳統觀念，比如疼痛管理上儘量避免放大疼痛的副作用。比起告知患者“少數人會出現某症狀”，其實更好的說法是“大多數患者能夠耐受”。這才是更能減少反安慰劑效應的方法。

而對於普通患者來說，由於自身的信念和期望可以影響臨床治療，那麼多與專業醫生溝通、多關注和了解治療的價值，可以有效地減少效應的負面影響。而如果你的家人和朋友正在接受醫學治療，一些積極、溫暖的語言暗示也可以起到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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