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超
我是尚武先生，我來回答。
這句話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學者顧炎武說的,後世稱他為亭林先生,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清初三大儒”。顧炎武為寡母王氏撫養長大,母親常教育他要以岳飛、文天祥、如方孝孺等忠勇英雄為榜樣,做人要忠義有氣節。他天資聰穎,博聞強記,14歲便考取秀才,加入了晚明著名的士人團體復社,後來屢次參加科舉考試均不成功,又因為感嘆時世變亂、八股文摧殘人才,於是退而讀書修身。他遍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等文獻典籍,後通過捐納,成為國子監監生。
清兵入關後,顧炎武的母親絕食自盡,臨終前囑咐顧炎武終身不得為清朝效力。顧炎武棄家遠遊,博覽群書,精研學問。康熙十年(1671),他嚴詞拒絕了清廷讓他修撰《明史》的邀請。
此後,顧炎武繼續潛心於學術研究。他精力過人,又沒有其他嗜好,直至老年,幾平天天沉迷於閱讀各類書籍,晚年還注重經學的考證。顧炎武對宋明理學非常不滿,認為理學家“著書不如抄書”。康熙十七年,朝廷開博學鴻儒科來招攬明朝遺民,顧炎武先後三次表示了不願為清廷效力的決心。他稱自己是年已七十的老翁了,別無所求,唯缺一死;如果朝廷真的要步步相逼,他只好以死明志!
第二年,朝廷開設明史館,再次向顧炎武伸出了橄欖枝。顧炎武依然表示自己要麼自盡,要麼逃走,還是不願意出山。康熙二十一年,70歲的顧炎武上馬時不慎摔倒,不治身亡。
在治學方面,顧炎武主要是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理、性、命等義理,主張把儒學當作“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來看待,而不是僅僅把它看成個人“安身立命”的依據。他強調“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認為作為“道”的義理和作為“器”的實踐兩者是不可分的;君子治學的目的在於明道,在於救世,如果只是專注於文章詩詞,那只是所謂的雕蟲小技,不值一提。他畢生身體力行,實踐著自己的主張,除研讀經書外,注意結合實際,考察和研究社會,並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
由此,顧炎武開創了清初儒學的一代新風,被認為是清代以考據為特色的乾嘉學派的開山祖師。顧炎武的代表作《日知錄》集中體現了他的經世致用的學術和政治思想,內容涉及詩文、訓詁、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吏治等多個方面。書中,顧炎武談到了“保國”與“保天下”的不同:“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後人將這段話總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膾炙人口的警世名言。
尚武菌
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顧炎武，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三大儒”。曾參加抗清鬥爭，後致力於學術研究，著有《日知錄》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來自此書。它的意思是說，為了國家的興盛或衰亡，每個普通的人都有責任。
明朝末年，清軍入關，崇禎上吊自殺，京師陷落。消息傳到江南，一時人心惶惶。為避戰亂，顧炎武和家人只得東躲西藏。其時，江南各地的抗清義軍紛紛興起。顧炎武和摯友歸莊、吳其沆也放下筆桿子投入到抗清運動當中，參加了前明僉都御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義軍。諸義軍意見統一，決定先收復蘇州，再奪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時間高亢的戰鬥情緒充斥著整個海內外，顧炎武等人你有關戰爭題材的詩文也相當豐富。
但即便這樣亦抵不過清軍的八旗精銳，義軍攻進蘇州城便遭到了伏擊而戰敗，松江、嘉定亦相繼陷落。顧炎武逃回崑山，又與楊永言、歸莊等人守城拒敵。不過幾日時間崑山再次失守，死的人達到數萬，顧炎武本人則因城破之前已往語濂徑而僥倖得免。
顧炎武終生為反清事業而奮鬥奔波，這與國破家亡、妻離子散的悲痛經歷和他一直受到的良好家庭教育有著密切的關係。崑山城陷，死難者4萬餘人，顧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兩個弟弟慘遭殺害，好友吳其沆也被捕遇難。顧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於常熟，王氏聽說城陷，竟絕食15天而死。
臨終時她給顧炎武留下遺言說，我雖然是婦道人家，但蒙受國恩，願意與國共存亡，這是義。你不在異國做臣子，不辜負世世代代皇恩，不忘祖宗遺訓，這也是義，那我在九泉之下便可以瞑目了。顧炎武悲憤欲絕，將母親的遺命謹記心田。
雖然倉促建立、苟且掙扎的弘光及閩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權已先後瓦解，顧炎武親身參與的抗清活動也一再受挫，但是他並未因此而頹喪。他以填海的精衛鳥自比，“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意思是說，我願意用我一生的時間來為抗清事業做貢獻。此心日月可鑑，至死不改。滿腔忠憤，不能自已。
清朝定國以後，顧炎武儘管從表面上看是在做生意，卻依然心存故國，時時關注著沿海一帶抗清鬥爭的進展情況，希望能有建功立業的機會。他在《流轉》一詩中寫道：“……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意為清晨登上北固樓，感慨之下流下了如雨的眼淚。想到中原廣袤無垠的土地，發誓一定要光復國土。功名總會有，策著馬像漢光武帝那樣威武。
這一時期，顧炎武還同歸莊、陳忱、吳炎、潘檉章、王錫闡等人共結“驚隱詩社”，表面上號稱“故國遺民”、“優遊文酒”（汪曰楨《南潯縝志》），其實是以詩社為掩護，秘密進行抗清活動。顧炎武在淮安結識定交的摯友王略、萬壽祺，也都是富有民族氣節的志士。
顧炎武決意不與清廷有任何合作。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議修《明史》，顧炎武拒絕做任何推薦；第二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館。
顧炎武所說的“天下興亡”，並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興亡，而是指廣大的中國人民生存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因此，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流芳千古的傳世名言，就成為一個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的口號，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成為一代又一代旨在報國的炎黃子孫的座右銘。
而在顧炎武的一生中，也確實是“以天下為己任”而奔波於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患中，還在呼籲“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充分表達了他的高尚情操。
業餘歷史學家
語意本於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顧炎武。出處：顧炎武的<>卷十三:"保天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成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多年來流行一種說法,認為是顧炎武說的。劉潔修經過考辨之後,認為按照語言發展運用的實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語意本於顧炎武,而八字成文的語型則出自梁啟超。
這裡的“天下”即祖國之意，後來人們也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更清楚地表達了對祖國的忠誠、熱愛之情和責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