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本書堪稱美國巨嬰成長記錄的書是紐約大學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Jonathan Haidt和從事教育權利倡導的Greg Lukianoff合著的“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這兩位作者邏輯縝密的分析了被事無鉅細精心呵護長大的一代孩子是如何變成了思想狹隘，衝動憤怒，缺乏韌性，寬容心和同理心的年輕人。
而在描寫今天美國父母們的養育是如何圍繞恐懼和焦慮進行的這個話題中，去年出版的Kim Brooks的"Small Animal" 是我讀過的討論最詳細的書。Kim這本書源於自己生活中的一場噩夢。
事情發生在2011年3月的一天, kim帶著四歲的兒子Felix回弗吉尼亞州郊區的父母家拜訪，在即將要離開家，坐飛機回芝加哥之前，她們發現兒子的耳機壞了。
於是，她們趕快驅車去附近的Target超市買新耳機。剛把車停到超市門口，孩子因為要繼續玩遊戲說什麼都不願意下車了。
她瞭解把孩子留在車裡是有高溫窒息的風險的，因此Kim快速衡量了一下環境，天氣涼爽，車就在超市門口，孩子已經四歲，這是治安非常好的自己長大的社區，於是她把窗戶降低，鎖上門，啟動汽車警報，衝進了超市，在五分鐘之內買好耳機，回到車上，孩子對她微笑， 一切看起來並無異樣。
然而當她們飛回芝加哥，拖著疲憊的身體進了家門， 丈夫一臉嚴肅地告訴她，快打電話給你媽，她在哭。於是她知道在她離開孩子的五分鐘之內，有人看見了獨自坐在車裡的兒子，並報警了。
隨後事情逐漸失控，因為弗吉尼亞州關於父母應該多嚴密的看管孩子的法律條文很少，她沒有因為將孩子留在車裡收到指控，卻被指控犯有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輕罪。
而她的這次經歷，事實上併為對任何人造成任何傷害。所以因為有風險的可能性，就可以對父母定罪？而這樣的認定給家庭和孩子帶來的，又是怎樣的傷害？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她和孩子的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雖然最終警方放棄了對她的指控，但在這個和公權力博弈辯論的過程，對一個母親本就是一種折磨。
她感到被“官方”宣判成了一個糟糕的失職的媽媽，而她和被她“連累”的家人朋友要不斷向一群陌生人證明她是愛孩子的，她是合格的媽媽，只是每個媽媽都可能犯錯，可能粗心。
她的孩子，在媽媽變得焦慮緊張之後，也常常陷入驚恐，擔心媽媽被人帶走，甚至自責。
有一次，Felix在家門外擺攤賣曲奇餅，她通過廚房窗戶看著他。當兩個警察走過來時，她立刻衝出家門，對著警察大叫她是孩子的母親，她沒有不管孩子，她正在廚房裡看著他。而警察，只是前來買曲奇餅的。
Kim並沒有指責報警的路人，那只是一個出於好意的個人。但是作為一個寫作者，她開始深入思考，收集數據和論文，採訪學者，有過類似經歷的母親，和 “放養”運動的支持者們，探討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人們對兒童“安全”的認識如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媒體對極端事件的報道，公共政策的改變如何不斷構建了 “風險”這個概念？為什麼大量數據都顯示當今是美國曆史上對於兒童最安全的時代，人們對兒童可能面臨的極小的風險都噤若寒蟬？
而這一切觀念又如何重塑了父母的養育方式和影響了孩子的成長。
Kim的書中有這樣一段：
“恐懼本身就是有殺傷力的，母親並不會死於恐懼。更多時候，真正發生的，是“我們“乾脆消失了。我們變的比期待的自己更渺小。我們看事情不再清晰，無法投入全面的體驗，當恐懼擴散，世界便退下了。
當母親用更多的時間來害怕，她就更難用無限的母親的智慧和遠見來預防危險的發生，她也就有更少的精神，情緒，智慧和心靈的能量屬於她自己，她的工作和她的社交圈，而養育中的恐懼帶來最高的成本是，它折損了一切觸碰到的東西—養育的樂趣被抽乾，我們一心想保護的事物被傷害。”
03
結構因素 VS 個人行為
所以每一個父母該為此背鍋麼？
很大程度上不是。任何個體的決定都是基於她所在的社會結構的，所以很大程度上個體的行為是一個巨型機器運行所生產出的結果。
當母親的世界被壓縮到越小，可控制的內容越單一，她也就越可能密集養育，把所有的力氣都投入在培養孩子的競賽中去。
今年出版的“Love, Money & Parenting“ 中耶魯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也從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提供了很詳細的分析。
越是缺乏公平，貧富差距大，階級固化，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社會，家長就會承擔更多焦慮和壓力，也就越傾向於投入密集，精細，過度養育。
但同時，個人真的是什麼也不能做，毫無選擇餘地了嗎？也不是，我們依然有挪騰的空間，甚至推動改變的可能。
但前提是我們得先意識到，先想清楚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做，這麼做對我們，對孩子意味著什麼。
費利西蒂的女兒被母親的行為傷害，因為她不被尊重，不被信任，這個完全關於她人生的決定，在她毫無參與的情況下被他人以違法的方式篡奪了，這對於她也是一種羞辱。
在那一系列以交通工具命名的養育方式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當面對真實的複雜又粗糲的生活時，會無力，會脆弱，甚至會埋怨。
而她們當然有權埋怨。在被因為恐懼推動而實施的養育下成長起來的孩子，也難以享有安全充分的空間去探索真正的自己，坦蕩走自己的路。
04
平坦的水泥地能教會人什麼呢？
上週日，我們一家三口去伯克利植物園散步。因為毫無計劃，我們從進了植物園就完全讓我的兒子在在帶路，跟著他到處轉悠。
在走到一條有水坑和泥地的路的時候，我剛準備邀請在在一起跨水坑，就見親爹一把抱起了在在，大步跨過這一小段路，然後把在在放在了乾淨的水泥地上。我牙癢癢的壓低音量和親爹說：“你知道你這是在cripple他麼？”
晚上在在睡了以後，我們坐下來就白天這個插曲聊了一會兒。我和在在爹說的話大概是以下這些。
我們做得每一個行動，每一個選擇，很有可能都是無意識的，或者是一番好意的， 比如我要保護他，我想讓他別弄髒衣服，我怕他摔跤。
但我們需要從孩子的角度想一想，我們的這個行為，他接受到的信息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在在會不會意識到爸爸是愛他的，希望保護他。但他很有可能得出了“爸爸覺得我沒有能力自己做，我是不可以的”。而讓他自己走，就算弄髒了鞋子，摔跤了，並不是什麼大事。
平坦的水泥地能教會他什麼呢？而從泥地中走出來，無論是摔跤了還是沒有，都會體會到一些趣味和成就感，學到點不一樣的技巧。
完成了新任務，克服了新挑戰的驕傲的笑臉是多動人。那是一個人體會到自己的力量，感受到 “我能”的瞬間。
圖為一隻雄赳赳氣昂昂行走在植物園的小盆友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有的孩子凡事往前衝，熱愛冒險，家長可能需要更多的保護。
先不談要不要在背後推他，怎麼推，至少做到，在沒有嚴重安全風險的情況下，他願意做的事先別攔著。
那麼，保護和放手的平衡點在哪裡。在我看來，這個平衡，在於我想提供的是代勞還是幫忙，是“取代”還是“我在”。
代勞的行為主體是父母，這樣的行為常常並未經過思考，是出於我們平復自己的焦慮和不安全感。
而我在，行為主體是孩子，我們只是協助，或者只能提供心理支持，這是經過思考的有意識作出的選擇。
那麼，你在這封信裡又看到了什麼？不妨分享引起你共鳴或思考的內容，我們一起成長。
本文轉載自成長合作社，一個美國數學教育學博士，一個美國環境社會學博士，一箇中國資深媒體人開設的公號。她們的文章，有點燒腦，但都異常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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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 王瀅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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