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度觀

“明之亡，亡於萬曆”之說 原出自於《明史·神宗本紀》其衡量的標準大抵上是從朝政進行剖析 而並非僅從三大徵的勝利而論斷明朝就不該滅亡 恰恰應該反過來的是：正是由於三大徵消耗了明帝國的精氣神而墮入病態 皇帝力所不及 群臣不一干蠱 既無良藥可以解救 便在以後的一萬八千多個日夜裡 垂死掙扎

筆者據《明史》這一層面的觀點上進行論述而解答 從而希望給予題主解除困惑 亦希圖詞人才子共鳴焉

明代萬曆時期的朝政腐敗而解體為其王朝滅亡的主導因素 並非清人修《明史》故意抹殺而詆譭之捕風捉影 其朝政的腐敗而瓦解 又囊括為皇帝怠政與士大夫官僚階級的腐敗兩個大項目 而在這兩個大項目之下 又有兩個小節尤其重要 即內閣職能的衰敗與黨爭

一、皇權的腐敗

1、皇帝怠政

萬曆四十年浙江道御史楊鶴雲：“皇上二十年以後罷朝輟講、齋居決事。...日與宦官宮妾處，不一見士大夫之面。”（《大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四十年十月丙子條）故自萬曆二十年至四十八年 萬曆皇帝怠政遂有二十八年之說

萬曆十年六月 懸在神宗皇帝頭上的一把戒尺——內閣首輔大臣張居正終於逝去 神宗親政 但帝師張居正的淳淳教誨對這位帝王並沒有取得成功 甚至他開始追究張居正秉政時期 對他造成的心理傷害 在打擊了張居正與馮保以後 再無任何人可以阻攔他的帝王生活 他開始燕居深宮 隔絕文武大臣 不理政事 長期沉溺於極度腐朽的生活之中：

浙江道御史楊鶴在上疏中論道：陛下在萬曆二十年後開始罷朝講而“日與宦官宮妾處，而不一見士大夫面”而“靜攝”（《大明神宗實錄·卷五百》））

在長達二十餘年的生活裡 實際上即如雒於仁《酒色財氣疏》中所說“酒”與“色” 明人在對當時的明神宗故事描寫道：“因麴櫱而歡飲長夜，娛窈窕而晏眠終日。”（《啟禎野乘·卷一》） 而且“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罪必怒。”（《皇明經事文編·卷四百九十四》馮從吾《請修朝政疏》）滿朝文武上言奏疏開始被擱置留中或不報（見下節）

在腐敗的帝王生活下 對於朝政的懶惰也隨之而來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年初 內閣大臣沈一貫等人以禮部總結一年的災異不批答而上言請求皇帝如萬曆十五年之初“恭儉之政” 結果是“奏入不報”（《大明神宗實錄·卷三百八十》）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 主管天下官吏的吏部衙門上奏說地方州縣官員只有原來的一半：“天下郡守缺幾十之五。”（《大明神宗實錄·卷三百八十二》）《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對此考證的結果依然是“不報。” 幾天以後 內閣大臣沈一貫 沈鯉 朱賡聯合進諫請求皇帝勵精求治而感慨“臣等預有危責安能以洩洩自處，而皇上亦何可以洩洩處此也。”（《大明神宗實錄·卷三百八十二》）

在帝制社會皇帝這種長期的怠政下 大明這座帝國大廈已有將傾之跡

萬曆三十四年內閣輔臣沈鯉等對當時國家局勢奏言道：“今吏部尚書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僅以一侍郎兼理，大司馬既久在告，而左、右司馬亦未有代匱者，禮部止一侍郎。李廷機今亦在告：'戶部止有一尚書'。蓋總計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員，見缺二十四員。”結果依然是“不報”（《大明神宗實錄·卷四百一十九》）

《明史·卷二百四十·列傳第一百二十八·葉向高傳》謂：“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

萬曆四十年四月 在南京的御史聯合起來進言：“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沈之憂。”結果還是不報 （《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

萬曆後期的內閣 造成了只有葉向高一人支撐七年的局面 而葉向高終究難以支撐 繼任者方從哲亦是以一人主持內閣 而實際上這種主持 也只是虛位無實權 亦不可能有實權而行政 便至“職業盡馳，上下解體。”（《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方從哲傳》）

明朝行政體制原來給給事中配額五十餘人 御史百餘人 但是到了萬曆後期以後 六科給事中“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造成了一個官員掌管幾個部門的事務 派遣到地方的巡按官員也不能更替 六個衙門中最重要的二位部長——吏部與兵部竟然沒有當家作主的部長 都御史這官位連年之中也沒有補上 更別說在外的各地方總督與巡撫 監察道了 而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後累積數千人 但因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

在萬曆最後的兩個年頭裡 內閣大臣與“法司請熱審”還是“不報。” （《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因為刑法得不到處理 導致犯人的家屬跑到長安門下哭訴“家屬聚號長安門。”（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方從哲傳》）此時的萬曆皇帝再不能如即位之初承繼張居正改革以後的良好風氣而銳意進取去處理囚徒（見《大明神宗實錄·卷一百六十》事在萬曆十三年）

萬曆皇帝對朝政的懶惰如此 於帝制時期最為重要的大明朝社稷 祖宗與天地日月的祭祀便也懶得親力親為了 無一不讓皇親國戚或殉臣代為郊祭 筆者縱觀《明史·神宗本紀》並無一絲記載 便考證《神宗實錄》其中對於“代祭”的記載比比皆是 除了萬曆十三年四月因為天災 久未下雨而親自徒步至南郊祭祀以外（見《大明神宗實錄·卷一百六十》萬曆十三年四月條。諭內閣曰：“茲三祈雨澤，天未霈施，心甚憂懼。朕步行親詣南郊祭禱，卿等傳禮臣具儀。”）再無故事 茲舉其中數例以證明：

萬曆十六年八月 “孝康敬皇后忌辰，祭泰陵，遣寧晉伯劉應元行禮。”（《大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二》）

萬曆十六年八月“憲宗純皇帝忌辰，遣靖遠伯王學禮茂陵行禮。”（《大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二》）

萬曆十八年正月“宣宗章皇帝忌辰，祭景陵，遣新寧伯譚國佐行禮。”（《大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一十九》）

萬曆十八年正月“英宗睿皇帝忌辰，祭裕陵，遣永康侯徐文煒行禮。”（《大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一十九》）

萬曆十八年正月“禮部以今年庚寅，請上親祭東郊。上命暫遣公徐文璧行禮。”（《大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一十九》）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霜降節，遣官詣九陵並 景皇帝陵行禮。”（《大明神宗實錄·卷二百六十四》）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夏至，大祭地，於方澤。遣公徐文璧代，侯徐文煒、伯王學禮、大學士張位、尚書範謙分獻五嶽。”（《大明神宗實錄·卷三百一十》）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恭仁康定景皇帝忌辰，遣官祭陵寢。”（《大明神宗實錄·卷四百六十七》）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祭大明於朝日壇。遣公張惟賢行禮。”（《大明神宗實錄·卷四百六十七》）

明帝國步入萬曆中期之後 在朝廷內則行政衙門主管官員懸空 在地方州縣則州府官缺乏 大明帝國的國家機器實際上已經開始失去了有效的運轉 處於一種半停頓狀態

2、內閣職能的衰敗

明朝的政治體制自從丞相官制廢除以後 基本上是以六部總攬的一種官制行政 到後來內閣與司禮監權力太重 有票擬 批紅的故事 但是兩個機構之所以權重 是因為皇帝並不親自處理國家大事 所以導致了權力的下移 加上司禮監處於內廷之中 為天子親臣 日月陪伴左右 所以當內閣與司禮監爭奪權力時幾乎無一勝利 從而養成了權閹 比如王振 劉瑾 魏忠賢等人的產生

論明代內閣於國家權力結構的地位 歷代都不一樣 比如明成祖以下至明英宗時期 對於閣臣還算倚仗 但到了憲宗與孝宗二代 便反過來 武宗樂於嬉戲 但卻並不完全放權給內閣 世宗與穆宗時期 閣臣權位又變得重要了起來 神宗時期 張居正權力幾乎達到了歷代閣臣之巔峰

明神宗中後期的局勢 因為他“恥為臣下挾制” （《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二百五十七》）便既不將國家大事付諸於內閣 也不付諸於司禮衙門 而是將關於國家大事的奏疏留中起來 以為這是大臣們關於國本之爭或者說冊封鄭貴妃以及礦監稅使的煩人奏疏 所以他乾脆把這些奏疏擱置起來 不聞不問 如此長達二十餘年 在官僚的替補上 也是置之不問 不止六部科道 甚至內閣大臣 亦是如此 縱使添補了閣臣 因為皇帝 “恥為臣下挾制”而不下放權力 內閣大臣因為長期得不到皇帝的接見及文武官員的奏疏留中不報而難以票擬進行工作 內閣大臣們開始紛紛尋求自我解放

萬曆二十二年起 朝廷開始廷推閣臣 吏部舉薦王家屏 神宗不以為然 又嫌沈鯉“方鯁”（《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傳第一百五·沈鯉傳》）最終逼著他辭職 而吳道南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任命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到任 二年不到就因為丁憂離去 李廷機在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閣 僅僅在任九月 陳於陛在萬曆二十二年入閣 欲有所為 但神宗“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於陛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 （《明史·卷二百十七·列傳第一百五·陳於陛傳》）二十四年便病逝

萬曆三十四年沈一貫與沈鯉辭職 內閣之中只有朱賡一人 朱賡請求推補閣臣 神宗不聽 他在內閣的三年裡 連皇帝面都沒見到

萬曆三十五年 神宗令葉向高 李廷機 于慎行三人入閣 以王錫爵為首輔 但是王錫爵與李廷機看透了朋黨之爭與朝政的腐敗 不再想踏入這趟渾水 所以堅決不去赴任 當十一月于慎行死後 第二年十一月朱賡也逝去 閣中只有葉向高一個人 萬曆三十六年至萬曆三十九年這三年之間 葉向高上了一百多道奏疏 請求推補閣臣 但是神宗一貫不聽 他以為“一人足辦，迄不增置。”而“海內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明史·卷二百一十八·列傳第一百六·方從哲傳》）

明代的朝政 在上若有賢能的君王 下有良臣 其時尚有可為 但如果君不賢 臣又愚 還能繼續走下去嗎？

萬曆以後朝政的腐敗 與丞相之廢 確有一定的關係 按丞相為外朝政府的首腦 有一套的附屬機構 一旦廢罷 標誌著調和國家內部的各個衙門的中樞機構失去 雖然明朝在後來設立了內閣衙門 輔助皇帝辦公 但該衙門卻為依附皇權之存在而存在 一旦皇帝腐敗或不放權 又如何做到輔助？難道靠那勸諫可以奏效嗎？

明神宗時期對內閣的孤立 導致行政體制的票擬不能施行 很多奏疏被擱置起來 而他自己卻又是如此的懶惰 在三大徵以後 以為天下太平 便袖手安坐 內閣大臣以為難以施展抱負 其建言皇帝又多不聽 便自求解放 或者杜門不出 或者乾脆脫下烏紗帽自己離開 以至於內閣裡面空無一人 或只有一人的局面 所以皇權之腐敗 則內閣也難以作為

內閣本來作為皇帝的輔政諮詢機構而存在 本沒有決擇權 明朝中樞的缺陷在這種癱瘓的病態下 原形畢露 明代國家政權在中書省廢除以後 為彌補其制的內閣此時再也不能承擔軍國大事的決策及執行的職能 故黃宗羲謂：“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明夷待訪錄·置相》）

怠政二十八年的結果是 遼東女真的坐大而成為邊患與士大夫形成朋黨之爭的門戶之患

二、士大夫官僚階級的腐敗

1、朋黨之爭

有明一代的朋黨之爭 即其門戶之禍 亦肇始而爆發於明神宗時期

萬曆十年六月 一代名相張居正丟下了他一手改革的大明帝國與世長辭 繼承他的是申時行 但他鑑於張居正的的境遇 為求鞏固己身權力而“依阿自守，掩飾取名，弼諧無聞，循默避事，”（《明史·卷二百一十八·列傳第一百六·史官讚語》）張居正以後的內閣形態 已經做不到內閣首輔原有的職責——“臣良輔弼”

申時行開始揣測萬曆皇帝的心思 來坐穩這把帝國權力的第一交椅 當“國本之爭”的爆發 其以神宗之意而唯唯諾諾 所作所為幾乎是一種兩不相得罪的方式 當雒於仁上了一道《酒色財氣疏》讓神宗震怒後 他入宮表示這只是臣子的一番勸諫之心 為雒於仁解圍 但神宗怒氣難消 但卻沒有辦法 因為他心性並非如他爺爺——明世宗 一般動輒廷杖大臣 申時行見此 便請求把雒於仁的奏疏高高懸掛起來 不下發到內閣 也不發到六科給事中 並且：“諸司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 （《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申時行傳》）於是“群臣爭言立儲事，章奏累數千百，...帝皆概置不問。由是門戶之禍大起。（《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鄭貴妃傳》）至此 便開創了留中一說 “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明通鑑·卷七十九》）

明朝的朝政在票擬不通 批紅不行的一種病態下導致國是壅滯 言論龐雜 黨同伐異 門戶大開 以至於“諸司不問職業，而言門戶。”（《尊拙堂文集·卷二·士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以後 朝臣樹黨相攻更加激烈 當是時 御史鄭繼芳彈劾給事中王元翰貪贓數十萬 而由於王元翰曾經彈劾過首輔申時行 王錫爵 沈一貫三人 他認為這是鄭繼芳作為王錫爵 申時行的朋黨而對他的一種報復手段：“繼芳北鄙小賊，為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大明神宗實錄·卷之四百五十五》） 鄭繼芳的同黨劉文炳 劉國縉等人又繼續上疏對王元翰進行攻擊 似乎必須要將其逼走 而不等待皇帝的詔令便將王元翰圍困在家中 王元翰受不了這番侮辱 把家裡的箱子全部搬出來讓他們檢查 以證明清白 隨後大哭辭去官職 這件事上神宗看破了朝廷黨派的鬥爭 繼續執行他的兩不相幫政策（《史本紀》謂“因循牽制”《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這種做法 豈是作為皇帝應該做的嗎？豈是聖明的手段嗎？ 這種情況日漸增多 便造成了 “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的一種死相（《明史·卷二百三十六·列傳第一百二十四·王元翰傳》）

我們再從“東林黨”一詞的形成來看 亦可認識到當時黨爭的嚴重與激烈

東林黨之所以出名 先出於顧憲成等人對東林書院的翻修 但實際卻出於黨爭而成名 東林書院在顧憲成講學之時尚且對朝廷政事並不議論《明史·顧憲成傳》有誤 見《明史·孫丕揚傳》可知

東林書院非東林黨 亦非政黨 其東林成黨之由來 便是那敵對勢力 如齊 楚等黨派捏造相加 呼為“東林黨”

吳應箕《東林本末·序》言：“東林者，門戶之別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慾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四》謂當時廷推錢謙益進入內閣 被溫體仁 周延儒所攻訐的事情 吏部給事中章允儒對此評論道：“'黨'之一字，從來小人所以防君子，皆是這等説。臣猶記得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陳於廷，諸臣於會推吏部尚書汪應蛟、喬允升刑部尚書缺，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大抵小人為公論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為黨，留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榜樣。”

明代末期的門戶黨爭 大抵以齊 楚 浙 東林黨為主要 他們在軍國大事是爭論紛紜 當遼東戰事爆發以後浙 楚 東林等黨派彼此推行自己的政治思想及黨派人士 當時的士大夫升遷罷黜幾乎全繫於朋黨 朋黨已如大樹盤根於朝堂之上 欲以將此根鬚翦除 明帝國這顆大樹便要隨之倒下 所以後來的崇禎對此難以翦除 直至南明三朝的黨爭此起彼伏而愈演愈烈 直到清人來翦除 而明亦隨之滅亡 此種病態便自萬曆怠政而埋下了 這種病態與明代士大夫精神風貌 社會經濟發展有一定關係

2、士大夫階級精神氣節的轉變

筆者於此考閱典策而數以千計累字之後 愈論愈深 乃發現這一明代士大夫階級精神形態並不驟起於萬曆年間 而是與明代社會變遷下的經濟結構 政治結構休慼相關 即如蘇洵在《管仲論》所言：“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即是不可將這一弊病完全推卸於萬曆皇帝 但由於皇帝的慵懶 文武百官自然有一大部分隨之墮入 所以這一部分 萬曆皇帝亦有一半的責任 既已落筆成文 便稍作涉及

筆者曾將此一節目下劃為明代學術變遷的影響與社會農業 商業結構之轉型的二個節點稍作論述

明代學術變遷的趨勢 從明初至弘治 正德中期為一部分 而後王守仁 陳白沙等人基於講學的興盛開始站了起來 其為學風氣又因為左右兩派導致學風大變 這種思想意識文化正是從正德一時期形成了明代社會與文化的分水嶺 原來的保守風氣至此變得活躍 解放

這種學術思想的變遷與解放 恰恰是社會生活結構所發生鉅變而產生 此種結構便是明末時期社會經濟由農業轉為商業所造成 即商品經濟的發展 紡織業 手工業變得發達起來

集中於江浙一帶的農民 他們改變了所種植的農作物而成經濟作物 原來太湖流域的“蘇湖熟，天下足” 也轉移為“湖廣熟，天下足。” 即由於江浙一帶並不種植水稻 而趨向於棉花 甘蔗等經濟作物

萬曆《嘉定縣誌》：“嘉土沙瘠，宜木棉，不宜禾。”“春作悉以栽花（棉花）為本業。”

這種趨於利益的情況被當時的人認為是“大勢所趨”

呂柟在《涇野子內篇·卷八·鷲峰東所語》中論道：“天下勢而已矣。如北方田土出幾多徵求，是以人多逃走，田多荒了。若新河，一間門面便得一二十金，耕田得幾何？必將逐末者少抑之，人方肯去務農。”

士大夫階級作為官紳地主階級 在當時社會流動下 自然首先嗅覺 隨即便是士大夫階級的生活與精神發生巨大的轉變 一大批士大夫官員開始轉型成商賈 從而謀取財富 傳統的“士農工商”梯層階級開始受到挑戰

這種情況於商品經濟肇始之正德與嘉靖之間 明中期人黃省曾謂：“至今吳中縉紳士夫多以貨殖為急。”（《吳風錄》《說郛續·卷二十二》）

又可以從徐階子弟“兼併”田地一事可以窺測 然而這種“兼併”並非巧取豪奪 乃是明中後期一種複雜的佃戶與奴僕制度

大抵上可以說明的是 徐階通過他的特權——原內閣首輔大臣 而獲得了一大部分的“投獻” 從而可以利用土地進行種植經濟作物而經商 這種現象並不止於徐階這一家族如此 剛好的是 徐階之弟徐涉在為官南京大理寺卿時 曾對“投獻”等舞弊奏言而涉及此事 曰：“臣惟投獻、詭寄及夥計等項之弊，南京士民，往往有之。”（《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六·奏為懇乞天恩酌時事備法紀以善臣民以贊聖治事疏》）

至商品經濟大潮的流動下 甚至出現了徐芳將“士農工商”四個階級之士與商合二為一 他說：“今天下之士，未有不汲汲於利者也。夫果其汲汲於利也，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為商焉而已。故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三民論·上卷》）這種事態繼續下去 遂一發不可收拾

《南疆逸史·卷五十三·列傳第四十九·武臣·鄭遵謙傳》謂：““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寧有君父之戚，家國之感乎哉！”

《萬卷樓集·卷一·遇言序》謂：“圖祿外之富,歸則華宮室,闢田土,飾子女,流飲宴，甚乃結交守令，籍勢罔利，...”

商品經濟在衝擊小農經濟之下 傳統的儒家價值觀自然也難以獨善其身的受到了衝擊 而士大夫階級亦隨之腐敗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三十一·言行見聞錄》對於明末士人的精神有一段記載：

話說明末的文壇領袖之一的張採早年與徐汧為同科士子 在入京準備科考以後“立身不苟” 但是等到張採回蘇州時 發現徐汧之家“已高大其堂室，童僕如林，奢豪大著。”

所幸一邪必有一正 明末的主張經世致用之學的唐順之 陳子龍等人便應運而起 中國的學術思想 以後便交給歷經重大社會經濟與政治變革的王夫之 顧炎武 黃宗羲等學者來發揚光大

明朝萬曆中後期的歷史 便在上述的朝政腐敗下致使皇帝與文武大臣隔離 內閣衙門與六部等衙門裡解體 朝廷瓦解 而後來者之明光宗 明熹宗 明思宗皆無氣魄 膽識 能力來收拾這一慘局

呂坤論：“當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機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巳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而使之動，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皇明經世文編·卷四百一十五·憂危疏》《實錄》不載 而《明史》有略 故從《文編》）

《明史》論：“大勢已傾，積習難挽。”（《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

故《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謂：神宗“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下附網絡相關歷史圖與譚本《中國歷史地圖集·明代卷》萬曆十年地圖

張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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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開創萬曆中興。之所以明亡始於萬曆的原因我認為大概有一下幾點：

平定寧夏、播州叛亂、抗日援朝戰爭。鼎鼎有名的萬曆三大徵，這既是萬曆的三大功績也是被後世所批判的原因之一。三次戰爭消耗了明朝的大量國力，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朝鮮之役。萬曆二十年日本實際統治者豐臣秀吉率領十多萬大軍入侵朝鮮，日軍在初期處於絕對優勢，朝鮮王朝毫無還手之力，僅一個月朝鮮都城漢城淪陷，朝鮮宣祖李昖出逃，嚮明朝求援，明神宗隨即派李如松率大軍前去救援，雙方多次交戰互有勝負，公元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雙方議和，戰爭第一階段結束；公元1597年（萬曆二十五年）正月，豐臣秀吉派十多萬大軍再侵朝鮮，朝鮮宣祖李昖再次嚮明朝求援，明神宗再派大軍救援朝鮮，雙方多次交戰仍然互有勝負，公元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八月，豐臣秀吉意外病死，日本軍隊全部從朝鮮撤退回國，萬曆朝鮮戰爭結束。

🎈寧夏之役。發生於公元1592年（萬曆二十年）二月，原為寧夏副總兵的蒙古人哱拜在其子哱承恩、義子哱雲等人的協助下發動叛亂，連克中衛、廣武、玉泉營、靈州（今寧夏靈武）等城，後又得蒙古部落的支持，叛軍勢力愈演愈烈，朝廷震動，明神宗命麻貴、李如松、葉夢熊等將率兵平定叛亂。至同年九月，大軍先將蒙古部落擊潰，趕出塞外，令哱拜失去外援，後將寧夏城團團包圍，由於城內彈盡糧絕，同時內部發生火併，李如松等攻入城內，哱拜自殺，其子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亂平息，寧夏之役結束。

🎈播州之役。發生於公元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九月，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起兵叛亂，迅速攻陷四川、貴州、湖廣的大部分地區，燒殺搶奪，姦淫擄掠，無惡不作，明神宗馬上派李化龍、劉綎、麻貴等人領兵平定，公元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在總督李化龍指揮下，明軍分兵八路進發，各路明軍如有神助，擊破各地叛軍，同年三月，明軍包圍海龍囤（今遵義西北），同年六月，明軍攻入城內，楊應龍絕望自殺，其子楊朝棟等人盡數被斬。

萬曆之後泰昌帝朱常洛，僅僅在位一個月就死於大名鼎鼎的紅丸案。然後是天啟這個木匠皇帝上臺，接著是崇禎，萬曆死後不到三十年，大明王朝這艘巨輪就倒塌了，暗淡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tangible小雨

這是《明史》的觀點！明朝之亡，亡於萬曆。

對內對外戰爭都取得了勝利，但戰爭也耗費了明朝政府的大量存銀，將大明拖入財政枯竭的地步。許多精銳部隊在萬曆三大徵中消耗殆盡。如援朝戰役，遼東大批將士抽調去朝鮮打仗。致使明朝在遼東兵力空虛，遼東努爾哈赤藉機統一女真各部。在此之後逐漸成為龐然大物的努爾哈赤成為了明朝的噩夢。明朝政府為平定遼東，不得不加大遼東軍事投入。這使得明朝本來就不妙的財政更是雪上加霜。

更要命的是萬曆皇帝在中晚期逐漸怠政，長達二十多年不上朝。史書記載萬曆皇帝“不朝，不郊，不祭，不批”內閣首輔有時數月之久見盡到皇帝。由於見不到皇帝，許多政事得不到皇帝拍板而無法執行，官員也得不到任免，許多部門出現空缺而沒人填補，到萬曆皇帝晩期這種情況更加嚴重。萬曆皇帝的怠政已經嚴重影響明朝政府的正常運行。失常的政府機構對外部發生的事件缺乏敏銳的觸感，快速應變能力。

萬曆皇帝與群臣的國本之爭也嚴重影響了後繼皇帝的素質。萬曆皇帝的庶長子朱常洛為宮女所生，萬曆皇帝不喜歡他。萬曆皇帝一心想冊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但遭到了群臣的強烈反對。萬曆皇帝一氣之下二十餘年不上朝，遲遲不肯冊立太子，也不讓朱常洛出閣讀書。萬曆皇帝的態度讓朱常洛時常覺得朝不保夕，更顧不上對兒子進行系統的教育。而熹宗和思宗兩位皇帝在幼年時得不到重視，自生自滅。在冷酷的宮闈環境下一個養成了對乳孃客氏和太監魏忠賢強烈的依賴性，另一個則養成喜怒無常，猜忌怪僻的性格。

公元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立後金政權，對大明發出挑戰。而大明朝對此事一無所知，在努爾哈赤攻陷遼陽，鐵嶺等軍事重鎮後消息才傳到北京。倉促的明朝政府花了數月時間才湊齊了十幾萬的軍隊。在沒有戰略規劃和探明敵情的情況下兵分四路討伐後金努爾哈赤。結果在薩爾滸被努爾哈赤集中兵力逐一擊破，明朝三路大軍全軍覆滅。

此戰不僅意味著明朝在遼東地區處於弱勢，後金八旗一路攻城掠城，明朝轉為守勢，一味避讓，遼東大片領土，上百萬漢人落入異族手中。同時明朝為了應付遼東局勢，也陷入了沒錢-加徵賦稅-再沒錢-再加徵賦稅的死循環之中，直到滅亡！

鋒楓2016

明萬曆時期的三大徵和明朝滅亡沒有直接的關係

穿越再現彼岸

把大明王朝的滅亡歸結與萬曆皇帝，多半是因為《人民的名義》中那本《萬曆十五年》的影響吧。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主持改革，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提升，出現了“萬曆中興”的局面，另一方面，萬曆年間在軍事領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戰果，這就是著名的“萬曆三大徵”。萬曆朝並不是從頭到尾一無是處，也有可圈可點的政績，但是也要看到在中興之下，卻隱藏著帝國滅亡的不穩定因素，這些因素實在萬曆長達四十多年的統治時間裡積累形成的，有的萌芽從嘉靖甚至更早之前就開始了，只不過在萬曆朝以及繼任皇帝的統治期內不斷地發酵，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其一，就是文人誤國的典範——東林黨。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並逐步形成了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而閹黨與東林黨的黨政，也最終動搖了明朝統治的根基，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其二，萬曆三大徵，即萬曆年間先後在明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三場戰爭雖然都取得了勝利，達到了鞏固了明朝邊疆穩定，使朝鮮王朝免受倭寇的侵略的最終目的。可是這三場戰爭也嚴重消耗了明朝的財力，同時，遼東的後金努爾哈赤再此時獲得喘息之機，開始積蓄力量，對抗明朝。

其三，就是努爾哈赤所領導的後金，在萬曆年間迅速成長為一支龐大的武裝力量，並在明萬曆四十七年的薩爾滸戰役後，徹底改變了與明朝遼東守軍的攻守態勢，從此遼東防線牽制了明軍大部精銳，同時明朝也在經營寧錦防線上背上了巨大的財政負擔。

其四，明朝在萬曆年間已經進入小冰河時期，旱災頻繁、瘟疫橫行，百姓流離失所，極大的加重了朝廷負擔，並且民動、民變不斷，並最終演變成為了全國性的農民起義。

其五，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行為使得朝政逐漸荒廢；而在立儲問題上，萬曆皇帝的反覆也最終引發了貫穿整個明朝末年的國本之爭，最終明朝在晚明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後，開始朝野的紛亂和衰亡，這一切也是起始於萬曆朝。

綜上所述，萬曆所面對的有天災、有人禍、有內憂，有外患，多重因素交織在了一起，最終導致了明朝政局的崩塌，或許張居正多活幾十年，才能將這些問題補救吧，所以要怪就怪張居正死的太早了。

雍親王府

首先，要先確立一個明朝亡國的基礎原因，在崇禎時代，據推斷遇到小冰河時期，天災不斷，百姓種田顆粒無收。這時的國庫已經被前幾代皇帝揮霍一空，無錢賑災。這是其一。第二，官場腐敗，黨同伐異，百官只愛錢，不愛民。官員之間結成私黨，提拔下屬只看關係不看能力。著名的東林黨，浙黨，楚黨。。。第三，外患太重。崇禎自述“上邀天罪，至虜陷地三次”，清兵兵鋒直指北京前後有三次之多。朝廷收上來的錢不夠防禦外侮的，不夠各層官員層層盤剝的，當然更不夠賑濟百姓的。於是李自成幾次在名臣楊嗣昌手裡死裡逃生，仍能馬上招來災民組成巨大的造反隊伍。明朝外有外患，內有內賊，國庫空虛，百官腐敗，崇禎再無回天之力。

可為什麼說這些都是萬曆造成的呢？

咱們回頭再看看萬曆，就是崇禎的爺爺接手的是什麼樣的江山。萬曆十歲即位，幼主即位，由名臣張居正輔政。萬曆朝前十年，在張居正管理下打到空前的繁榮。由於萬曆之前的隆慶皇帝時期解決了蒙古與倭寇的外患問題，為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改革提供了和平環境的保障。張居正不負眾望，雷厲風行，在萬曆十年張居正死的時候，萬曆接手的江山一片大好，外無外患，內無內憂。張居正考成法的實行使官場真正做到了只問才幹，不講交情。這樣的國家體制顯然效率是非常之高的，對外有戚繼光坐守邊疆。

但萬曆都做了什麼呢？我這裡不探討萬曆的性格和他表現行為的內在原因，只說他的所作所為和影響。萬曆帝從萬曆十四年之後極少上朝聽政，萬曆十四年，他才只有二十四歲。。。我們從後來大臣給萬曆上的摺子中就能看到，包括內閣大學士都反覆提到，臣見不到天顏，已經很多年了。。。萬曆拒絕見大臣，拒絕任命官員，導致到了萬曆後期，明朝政府極度缺人，地方需要一個縣長兼任三個縣的職務。萬曆對大臣的摺子一般就是“留中”，說白了就是不回覆，不置可否。但明朝體制，皇權獨大，皇權不作為，整個國家機器就完全失靈。例如曾經一位內閣大學士提出辭官歸隱，萬曆仍然“留中”，這位大學士“辭”了三年的官都得不到批覆，索性自己直接搬出了北京城。這樣的官場，再也不可能有張居正創下的那種效率可言了。。。

萬曆的另一個作為，就是酷愛金錢。他派出“礦監”就是假借採礦的名義到全國各地勒索錢財的太監，為皇帝的“內庫”，就是皇帝的私房錢聚斂了鉅額財富，這些錢只供明朝皇室自己使用，供皇帝享樂，而不是“公款”。可“外庫”，就是國家的真正國庫卻空空如也。而這些礦監在各地激起民怨，更不在話下。

萬曆的以上兩種作為造成了明朝國家機器癱瘓了幾十年。之所以沒有亡於萬曆之手，是因為當時沒有遇到大亂子。就好像一個得了艾滋病的病人，萬曆就是寄生在明朝身上的艾滋病。他的作用就是讓明朝這個巨人的抵抗力下降為零。只要有一點點細菌侵入，病人馬上宣告死亡。這一點點細菌當然就是努爾哈赤了。

明明只是很小的暴動，薩爾滸之戰，正規明軍幾十萬被剛剛操起刀的幾萬滿洲兵殺的全軍覆沒。朝中大臣幾次要求皇帝親自主持戰略會議，萬曆的回答是，朕身體有病！這時已經是萬曆末期，明朝這個巨人再無還手之力了。要是換在萬曆十年以前，無論是張居正還是前任高拱手裡，這幾萬人的暴亂應該說是手到病除。因為堂堂的蒙古兵都被張居正和高拱聯手招撫稱臣了。努爾哈赤的勝利基本建立在萬曆的腐敗無能上。但凡明朝能夠振作一點，努爾哈赤都不可能有機會。當時清廷這邊自己也坦誠“以天下之力，畢之於一隅，則猶裕如也。”以全國的力量打一個東北，怎麼可能打不過呢？要知內部的農民暴動是從崇禎元年才開始的呀。可到了萬曆手裡，就是打不過。外患就此養成，萬曆難逃罪責！

再說內憂，之前說萬曆不上朝聽政，一主要原因是他在與群臣賭氣，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想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而想立寵妃生的朱常洵。漢人祖制，立長不立賢，何況事後證明朱常洵可能是比他老爹更昏庸的人。朝中政局由於立儲的問題馬上變得錯綜複雜起來，由於萬曆的固執，和他寵妃的處心積慮想害死長子朱常洛，造成了圍繞明光宗朱常洛生前身後的“明末三大案”，明朝內部政局惡鬥不斷，政治氣候迅速惡化，惡鬥中大臣之間拉黨結派以求自保，從當年的只問能力不講交情變成了只講交情不問能力。加之後來的魏忠賢基本“配合”了萬曆決心滅亡諾大一個國家的“高難度動作”。

到了萬曆交棒的時候，大好江山已經被不聽政的皇帝，不負責的大臣糟蹋了幾十年了。外患已經養成，明軍主力被一撥撥的派到遼東送死，現在明朝滅亡可以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這東風，不是魏忠賢，而是天災。崇禎帝登基第一年，農民開始暴動，天災開始降臨，大禍已經不可挽回。。。。

畫花冠冕

萬曆年間三勝兩獨，北方建州野豬皮。南方六慰莽應龍。這一豬一龍是分裂祖國的罪魁禍首，千古罪人。

北漂叔叔

張居正改革改得並不徹底，只是起到豬養肥了就殺的成果，張居正活著的時候，可以很高效的利用這些錢和產業盤活整個明朝的大盤。

可無奈張居正死後，萬曆反攻倒算否決了很多張居正的改革成果，倒至後繼無力，同時三大徵把張居正勤苦攢下的那點國庫錢全花光了。所以才有此一說，明亡於萬曆。實際麼，大明早幾代就該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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