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期，曾經有個廷尉，叫杜周。廷尉在當時就是皇帝以下的最高司法長官。
杜周審理案件善於窺測皇上的意圖。皇上想要排擠的，就趁機加以陷害；皇上想要寬釋的，就長期囚禁待審，暗中顯露他的冤情。（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門客有人責備杜周說：“您審理案件，不嚴格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卻專以皇上的意旨來斷案。這是作為一個法官應該具備的職業道德嗎？”（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
漢武帝時，法律寫在竹簡上，竹簡長三尺，故稱“三尺之法”。
杜周說：“法律是怎樣產生的？從前的國君認為對的就寫成法律，後來的國君認為對的就記載為法令。適合當時的情況就是應該遵循的法律，何必要遵循那些過去頒佈的法律呢？”（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杜周道出了中國古代法律的真相，所謂法律，就是皇帝命令，皇帝言出法隨。
這種法律的本質可概括為“王法”，即出自“王”的法，維護“王權”的法。
“王法”是皇帝主動頒佈給臣民的，其核心要義是“爾等不得謀反”。
從維護王權的安全出發，當然要實行“罪刑擅斷”、“有罪推定”、“疑罪從有”、“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
王法是殘酷的，鎮壓性質的，是專政的工具，所以王法以刑法為核心。這裡的刑法與現代刑法大異其趣，現代的刑法是限制國家的刑法權的，因而實行“罪刑法定主義”，而王法中的刑法是鞏固皇帝的刑法權的，因而實行“罪刑擅斷主義‘’。
按照黑格爾的看法在古代東方之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實行的普遍奴隸制。普天之下都是皇帝的奴才，但是皇帝不可能親自管理每一個奴才，他要靠得寵的奴才管理不得寵的奴才，得寵的奴才就是官，不得寵的奴才就是民。皇帝只要把得寵的奴才管好了，天下就是太平的。所以韓非說：“明主治吏不治民”，職是之故，王法體制下“官僚法”發達。“官僚法”不同於現代的行政法，因為現代的行政法本質上是為了保障民權而限制行政權。“官僚法”雖然也限制官的權力，但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王權的安全性。
既然王法是國王頒佈給臣民的，王當然不會作繭自縛，限制自己的權力，所以王法中不會有憲法。
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王當然也不會賦予臣民獨立自主的人格，以及建立在獨立人格之上的各項民事權利，所以王法中也不會有民法。
“王法”是王頒佈給臣民的，主要是對臣民的束縛，所以臣民對王法的遵守是被動的，是談法色變的，不會主動信仰的。
對王法傳統，作為現代公民我們要“抽象地否定，具體的肯定”，抽象否定的是其維護王權，視臣民為奴僕的價值取向，具體肯定的是其一些對現代有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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