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是我國古代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廣受人們的追捧與嫌棄，

而在歷史上，能夠影響“俠”，將“俠”束縛在了人性的條條框框內，讓“俠”在行“俠”仗義時，先進行自我反省，想一想，自己的心行為是否正確，我的目標是否明確，影響“俠”，就是“儒”。

一、“俠”分正負，英雄魔鬼

有句話叫做“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在這個紅塵世界裡，哪有那麼多的完人，君子呢？那“行俠仗義、”，“劫富濟貧”，自然也就成了“俠”的價值，“俠”，將自己的價值觀念，作為為人處事的唯一準則，從而造就了，在“俠”的身上閃爍著人性的閃光點，同時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在“俠”的身上出現了十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凸顯出了一種十分矛盾的極端性。

同樣，“俠”與“儒”道德觀的核心區別，是在對行為依據的判斷標準上：“俠”把自己的價值理念作為其為人處事的唯一準則，而“儒”則以家國觀念和理想為判斷標準，總的來說，“儒”的身上，體現的是一種為國為民的情懷，“俠”的行為處事則是全憑自己的喜好，將“俠”與“儒”結合的最好的是我國武俠小說家金庸，所謂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也是金庸所結合的儒家思想所創造出來的。

首先“俠”最不能忽視的一面，就是他英雄的這一面，在古代“俠”義，以武犯禁，他們通過自身的武功懲奸處惡，使得法律遭到踐踏，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殺富濟貧，對他們來說也並不是一句空話，在古代封建階級，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弱者被強者欺凌。

而正是因為有“俠”的存在，給這些凌弱之輩，狠狠地敲打了一般，使他們不敢為惡，從而保證了下層弱勢群體的安全，同樣，自2000年以來，“俠”，為了追求理想，從不肯放棄原則，不像朝廷低頭，從而他們成為了統治者，最為頭疼及厭惡的一群人，可正因如此，他們沒有因為這些世俗而沾染到自己，他們依舊以世間的善惡來維護那些廟堂秩序所觸摸不到的地方。

在“俠”的眼中，世間的人都是平等他，他們最為痛恨的，便是那些諂諛之人，嫌貧愛富，對於欺負弱者的人，他們總會“拔刀相助”，他們無慾無求，處事方式與道家頗為相似，不為五斗米折腰，他們寧可窮困潦倒，

“俠”也是社會應運而生的產物，他們大多都出身於鄉野之間，下層百姓，在封建社會，我國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導致了許多弱勢群體無法及時救助，又或者是社會的性質，導致社會上的弱勢群體遭受統治階級的欺凌，甚至妻離子散，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從而“俠”客則應運而生，他們打抱不平，為眾生出頭，從而受到了人們的愛戴。

2、“俠”會是魔鬼

為什麼說“俠”是魔鬼呢？首先，從俠的追求上來看，“俠”，所渴望追求的是理想化，極端化的絕對自由，比如行“俠”仗義，放蕩不羈等等等等，有句名言叫做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而“俠”對於自由的可求是人的本性，甚至已經到了極端的地步。

據《何並傳》中對於俠的記載：“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間裡，至奸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這些“俠”，為地方所患，如領川百姓就有“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可以看出一些“俠”的行徑，已經與惡霸無異，欺男霸女，魚肉鄉里。

同樣，“俠”是非常嗜血的一群人，在當代的武俠小說中提到的最深最多的兩個字就是報仇，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本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到了“俠”這，僅僅是一些雞毛小事兒，就要淪落到殺人的地步，甚至寧殺一萬不可錯過一個，在“俠”的眼中，這些很小的事情被無限的擴大化。甚至說報仇僅僅限於其身一人之仇，可到了“俠”這裡，個別的人卻，將仇恨的無限擴大化之後，殺了人全家，並且，對於他們痛恨之人都不會輕易就放過。

二、“俠”的兩面性原因

其實，早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原始社會，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崇武尚勇的民族，在上古社會，民智未開，部落與部落之間，往往是靠著強大的武力令人臣服，吞併的，黃帝為什麼能夠成為天下共主呢？還不是因為在武力方面戰勝了蚩尤，吞併了其他部落，並且，在那個社會，遍地都是野獸，人們的主要食物，

從而可以看出，在早期社會，武是人們接受早期教育的文明，而隨著“儒”家思想的崛起和發展，以武犯禁成為了人們心照不宣的準則，對於上午的風氣，以及習武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衝突，導致自宋朝起，為了維護其統治，開始了重文輕武的局面，使得中華民族尚武的精神一度消失殆盡，“俠”文化也在清朝遭受到扼殺式的滅絕

1、起源悠久，不守正道

說起“俠”的起源，應該源於周朝末期，據相關文獻記載： “…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馳，“俠”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只是零零散散，很難見到，到了春秋時期，因為周天子的名存實亡，諸侯作亂，導致階級流動性大，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

在這個時期的“俠”，他們是一個缺乏理論以及素質的個體，然而也有許許多多的開始了，學習成為了令人羨慕的文武全才，諸如武士之稱，武士並不是武夫，而是習武的官員，習武的文人，他們有著很好的武力基礎，就好比孔子，說起孔子，人們都會以為是個文鄒鄒的書生，然而孔子可以說是天生神力，並且打抱不平，身高八尺有餘，武功高強，有的時候在勸說無果，後面對人們的暴行，孔子總會拔刀相助，將那人狠狠收拾一頓，正是有了春秋時期的先河，才為“俠”的產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根本原因是傳統文化

1、“俠”與“儒”

孔子死後，他門下的弟子大多數都成為了各諸侯國之間的棟樑，孔子在生前一直抑鬱不得志，在去世後，才被人漸漸的追捧起來，在孔子死後，他所創立的儒學才慢慢的在社會上傳播，弟子三千，仁義待人，就是憑藉著這樣的教學理念，子貢等人繼承了孔子的意志，傳播儒學，在各國擔任主要官職，從而，使得儒家學派得到了很好的發展，自然而然的，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群體”，這也就是後來的儒家。

同樣，在孔子的門下，也有著許多的“俠”士，比如說子路，他在入孔門以前，就可以說是個仗劍浪遊的“俠”士。孔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人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所以說，春秋時期，孔子以及他的弟子們，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種，手無縛雞之力，只會說“之乎者也”的書生，而是一個又一個，文可安邦，武能定國，即可廟堂之上竹書，又能上馬打仗的文武全才。

從而在這個時期，“儒”學中有“俠”的出現，而“俠”中又有著“儒”者出現，在這個時期，“俠”與“儒”是密切相關的，而後，“儒”學通過不斷的遊說，躋身進入權利核心，取得君王信任，以恢復禮為傳統，以維護政權為基礎的王道觀點，而“俠”則是越來越看重義氣，有一些“俠”，甚至為了朋友義氣而犧牲生命，這也就是士為自己者死的說法，從此以後，“俠”的對象開始傾注於個人與個人的情感，而“儒”則是開始經世致用，最後“俠”與“儒”分道揚鑣，“儒”必須合乎治世的常規，“俠”則成了文化離軌者，不容易被約束。

2、“俠”與墨

而提起春秋時期的“俠”客，“儒”與“俠”的關係十分密切，法家十分厭惡“俠”客，而“俠”客上有著道家無為而治的理念，而唯一一個與“俠”息息相關的學派，也可以說與“俠”有著本質上相同的學派，就是墨家，墨家本身就是一群大“俠”，出身於平民階級，而墨家也都是由平民階層的人所組成，二者之間基於這一點，有著強烈的相同之處，唯一的不同點是墨家講治國之道，而“俠”幾乎沒有什麼系統理論，多是直接以信、義、勇為精神核心行事。

可他們之間都有著自己的一番特點以及智慧，而“俠”僅僅是屬於身體力行，沒有特定的規則約束他們，甚至他們自己也不願意遵守，從而春秋時期在“俠”與“儒”家、墨家糾纏許久之後脫離出來，他們隨心而動，做自己喜歡的事，倡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從而也就出現了“俠”的好壞，正負兩面性。

總的來說，俠雖然有好有壞，然而他們的的發展卻是一直朝著好的方向、朝著大眾喜愛的方向，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如今，在人們的心中，俠是路見不平一聲吼的英雄，而本屬於魚肉百姓的那些壞“俠”，也逐漸一點點的退出了時代的舞臺，因為，下已經逐漸形成了文化，一種為弱勢群體出頭的文化，也成為了每個俠客心中的標準。

如今，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大俠夢，一種想要成為強者，保護弱者的，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而同樣，毫不避諱的說，當代青年的愛國思想，很大一定程度上，都源於金庸等人的武俠小說，所傳達出的那種，為萬事開太平的精神，一種愛國主義的思想，無論是金庸，古龍，又或是梁羽生他們筆下的大俠，大多也都是孤獨的，渴望被人理解的，這也就導致了屬於他們一個人的孤軍奮戰。

他們沒有統一的架構組織，更多的是自己，從而有了我們，如今印象中的“俠”，如今，“俠”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心中的大“俠”，是喬峰，郭靖，是李尋歡，是楚留香，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著自己心目中的大“俠”，對於心中的“俠”，我們要保持它的正面性，做一種保護弱者，但行好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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