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獨製成整器的除了紫檀與花梨木之外，其 他如黃楊、斑竹、杉木、瘦木等均較少出現，即使使用也多以輔料的形式與紫檀組合鑲嵌。
清宮檔案中記載，在雍正七年三月：“造辦處收貯紫檀木俱已用完，現今上交所做活計等件並無 應用材料，欲將圓明園工程處檔子房收貯外省解來入宮紫檀木取 十數根備用……”等語，有怡親王下令後，才“準行取”。
通過這條檔案，我們可以獲知如下信息：其一，紫檀料的來源大都依賴“外省解來”入宮保存；其二，由於進口紫檀料的稀少珍貴， 因此內廷如需使用須經怡親王親自批准方可。
其三，明末清初，雖採用紫檀料制器已經比較普遍，但根據雍正朝宮廷傢俱的用材特徵來看，當時用紫檀料製作整器較少，多見於小型觀賞類工藝品、佛龕底座、屏風邊框或傢俱的鑲邊處理，因而需求數量有限，數十根足矣。
而到了乾隆朝，紫檀用料數量則大得多，據清宮舊檔中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記錄，當月二十八日造辦處曾經寫過一個奏摺，大意為內廷造辦處木作中大量釆用紫檀木製作器具，最終導致宮內存量不足，遂奏請皇上批准粵海關監督採買六萬斤紫檀木運送來京：
查得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內，因庫貯紫檀木不敷應用，曾經奏明交粵海關監督採買紫檀木六萬斤運京，以備應用等。因在 案嗣經該監督於乾隆三十九年起至四十三年六次，共陸續解交過紫檀木六萬斤，俱經按次奏明貯庫。
從這個奏摺裡，可發現清宮廷內的紫檀料來源大都來自廣東，經粵海關官員採辦通過海路運至紫禁城內，而且這種運輸不僅發生了一次，而是
在四年之內分四次共運進京城六萬斤。比如乾隆三十三年，時任兩廣總督的李侍堯與粵海關總督德魁便進貢瞭如下紫檀傢俱：
紫檀鑲楠木雕博古文榻一張，紫檀鑲楠木雕花卉人物炕屏一座
紫檀長案二對，紫檀條桌一對，紫檀琴桌一對，紫檀天香幾二對
紫檀鑲楠木雕花卉炕櫃一對，紫檀鑲楠木寶椅八張
紫檀鑲影木炕桌二對，紫檀鑲影木炕幾二對，紫檀鑲楠木書格一對
一則，清宮中的紫檀傢俱經過幾十上百年的積累之後，隨著內廷造辦處自制的傢俱、廣東地區進貢傢俱數量與品種的不斷增加，以及前文中提到的粵海關解運進京的十二萬斤紫檀，在造辦處製作下，
宮中各處的傢俱已經基本齊備之緣故。紫檀本身優越的木性經得起長久使用，因而在之後的嘉慶、道光兩朝中，宮內造辦處木作的活計逐漸減少，而僅僅以修繕傢俱之類的活計居多。
因此，至嘉慶二十五年時，新頒佈的聖諭要求廣東粵海關官員照例每年進貢的 物品並沒有紫檀傢俱類貢品，應也與此有關。
紫檀邊座嵌玉石花卉寶座屏風，清乾隆通高237釐米，屏高204釐米，座高33釐米，通寬304釐米，故宮博物院藏
二則清宮的索求讓紫檀料子愈發難覓，而這對於粵海關的官員來說是一道難題。至於官員管轄之下的十三行行商們，境遇更是艱難。
從清中期開始，作為全國唯一對外貿易口岸的廣州，其當地官員如粵海關總督、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等大員，每年逢重要節日均需向宮中進貢大量貢品，而這些貢品最終也大 都由十三行行商們共同出資購辦。
紫檀竹節式盒，清乾隆 通高4.4釐米，盒徑最大12.6釐米故宮博物院藏
而且粵海關監督即使向行商們採辦紫檀、花梨、烏木、羽紗、花氈、洋金銀線這樣的官貨，給出的定價也都是“官價”，比正常的市場價格要低得多。
我們可以想象行商們所承受的盤剝之苦及生存之艱辛，不少洋行因此難以為繼而瀕臨破產，紫檀的向上供應更難保證。
紫檀竹節式盒，清乾隆通高4.4釐米，盒徑最大12.6釐米故宮博物院藏
而這種境況宮內的皇帝也有所耳聞，在乾隆五十五年時還頒佈過聖諭對其進行安撫，明令廣東巡撫、粵海關等官員，停止每年向宮中進貢鐘錶與洋貨等物件，並且嚴禁地方官員再向洋商商人墊買物件。該聖諭的發佈或許可以解釋乾隆末年時廣東貢品中，以進口紫檀料為主要用材的傢俱驟然減少的原因。
但是到了嘉慶二十五年，總管內務府既奏準各省要員“所有方物，仍照舊例呈進”，雖然還有精品進貢，但盛況遠不如乾隆朝了。
紫檀木雕松竹紋書式盒，清乾隆高5.3釐米，長19.5釐米，寬14.85釐米故宮博物院藏
三則與皇帝個人的喜好變化相關。畢竟歷史上任何一種宮廷傢俱風格的消長與變化,都在一定程度上與皇帝的個人品味存在著或多或少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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