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伊加·維迪提（Taika Waititi）導演的電影《喬喬的異想世界》（Jojo Rabbit）在2020這個“奧斯卡大年”殺出重圍，拿下最佳改編劇本獎。這部堪稱“母愛版”《美麗人生》的佳作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出發，呈現了納粹德國時代的殘忍血腥。也正是這個獨特的視角，幫助我們秘密地開啟了通向語言的嚴肅思考。
小男孩喬喬和母親生活在納粹德國的統治之下，他自小就加入了希特勒的青年團，接受納粹理念的灌輸，效忠希特勒，敵視猶太人。然而，他並不知道自己的母親秘密為地下反抗軍服役，並在家中藏匿了一名猶太女孩。母親竭盡全力，在納粹強大精神控制的縫隙中引導喬喬看到這個世界上真實的愛與善意。在母親持之以恆的陪伴下，喬喬頭腦中的納粹黨形象和其他孩子相比有所不同，他心中被捍衛和保全的人性，使他對納粹黨毫無人性的行動與目標都欠缺足夠的信仰——少年軍長官K讓他當眾扭死一隻兔子，他絕望地逃開了。在他的異想世界中，甚至出現了一個堪稱影史最另類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其他人看來，希特勒是鐵面冷血的領袖，是可望不可及的“神”；而在喬喬這裡，希特勒徹底地“去神聖化”，是可以直呼其名的“阿道夫”，是幫助自己處理日常瑣碎困難的幫手，甚至在影片最後喬喬觀念轉變時，可以一腳將他踹出窗外。
《喬喬的異想世界》劇照
雖然母親不幸遇難，但喬喬最後與藏匿在家中的猶太女孩艾爾莎成功等來了盟軍解放柏林的一天。對於兩個孩子來說，這是雙重意義上的倖存——他們的肉體生命得以存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精神世界同樣免於浩劫。而在母親為喬喬構築那個保護傘一般的“異想世界”的過程中，語言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她在郊遊中告訴喬喬“愛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東西”，在街頭看見被納粹公開弔死示眾的特工時對喬喬說“他們只是做了自己該做的事”。這些“人話”有別於納粹黨青年團訓練時的軍事話語和政治口號，撬動了喬喬心靈中曾被納粹阻隔的、通向真實人性的銅牆鐵壁。
No.1 扭曲詞彙、形式與修辭：
第三帝國的語言汙染
電影的願想畢竟是美好的。比起反抗納粹的精神洗腦，受到汙染的語言在那個年代更多成為了人們的噩夢。學者維克多·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1881-1960）就將對語言汙染的痛苦思索寫成了《第三帝國的語言》（Lingua Tertii Imperii）一書，集中檢討了希特勒領導的第三帝國是如何通過語言操縱人民，開動了整個20世紀最為臭名昭著的戰爭機器的。
《第三帝國的語言：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
[德]維克多·克萊普勒 著 印芝虹 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2013-09
在他看來，比起那些需要人們全神貫注去有意識接收的信息，納粹對民眾進行洗腦最有效率的方法是那些滲透在日常生活裡的話語使用。
“納粹最強大的東西並不是那套需要人們有意識地去傾聽和學習的東西，不是那種需要聚精會神地去聆聽的廣播和演講，而是那套無意識接受的東西。納粹主義是通過一句句話語、那些常用語、那些句型潛入人們的血液之中的。”
第三帝國被汙染和扭曲的語言滲透進了德國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個不同區域工作的人——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被同樣一套樣板所引導和規訓。最終，這些言語“就猶如微小劑量的砷，一段時間後就會發生作用”。
在克萊普勒的記述之中，希特勒與其手下令人聞風喪膽的宣傳大將戈培爾對當時德國語言進行的納粹化改造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納粹黨最常使用的策略之一，是調整整個國家語言使用中特定詞彙的頻率。例如希特勒始終強調雅利安人的血統最為高貴，為服務於國家高度軍事化的目標，他對民族體魄的重視遠高於精神文化。在他編制的教育總綱裡，體能方面的內容遙遙領先。他從魏瑪保守黨的辭典裡摘引出“強化體魄”這個表達，並多次在公開場合對威廉軍隊稱頌有佳，聲稱這個隊伍是正在腐爛的國家肌體上唯一正常的組織。他貶低這個國家的一切精神養料，多次組織大規模焚書。除此之外，第三帝國對“歷史性地”這個詞進行了無度的濫用——元首的話即使講過一百遍，也是歷史性的；德國的賽車拿了冠軍，是歷史性的；一條公路剪綵通車也是歷史性的。這類詞彙的反覆轟炸旨在時時刻刻提醒國民，納粹始終攀登著歷史的高峰，以此粗暴論證自身的合法性。
演講中的阿道夫·希特勒
相較於調整用語頻率這種比較基礎的語言修改，納粹還重塑了德語的“形式”。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曾提出過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的論斷，在他看來，任何一種媒介自身的特性能成為一種“環境”，塑造所處其中的人一種獨特的感知方式。在他看來，文字的發明具有極為重要的媒介史意義，人們自此懂得用一種“線性”的理性進行書寫，同時可以一個人獨自“默讀”經典而不必與他人交流。這種口語文化向書寫文化的轉化——在麥克盧漢看來——孕育了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作為與理性相匹配的媒介形式，文字或者說書面語常常受到“邏各斯中心主義”統攝許久的西方文明的推崇。相對地，口語和聲音則在這個二分法中被劃歸為與“感性”“煽情”相綁定的那一端，受到一定程度的貶抑。當然，口語自有其無法被書寫代替的價值，這在當今的學界早已成為共識。正如克萊普勒在書中所說：“每一種真正自由的語言應該能服從於多種形式”——有和自我溝通的禱告，有與朋友的交談，有面向公眾的宣講，也有起誓。
然而第三帝國語言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彷彿只有最後一種語言形式能得以倖存。希特勒將語言的形式大幅修改為適合於口語宣教和激情演講的形式。在當時的官方刊物《帝國》週報出版的前一天，柏林電臺就會口頭播放戈培爾最新的文章，這個盤旋在全德上空的聲音將“聖旨”傳遞到每一家媒體，“幾乎已經確定了下一週所有的報紙採用的語言是怎樣的，話題是怎樣的。”
這個聲音極具煽動性，在希特勒那裡，“書面語和口頭語的差別似乎消失了。所有的文章幾乎都是用演講稿的形式寫就的。”政治學家邁克爾·羅斯金（Michael G. Roskin）認為，極權主義相對於威權主義最大的特徵，就在於國家權力深入動員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把全體國民都吸納進政治行動之中。對口語的狂熱沒有給私人默讀與理性自省留下絲毫的空間，口語化、煽動性的納粹語言成為了一個政治性的隱喻，在這個國家，“沒有私人，只有公共，你的沒有什麼，人民的才重要。”
維克多·克萊普勒與《第三帝國的語言》德文版
除了語言使用的詞彙和形式，第三帝國最令人絕望的語言修改是創造了大量服務於特殊目的的隱喻和修辭，這些隱喻和修辭具有明顯的煽情化、宗教化和軍事化特點。克萊普勒自述，他的工資裡曾經被扣除了一個名為“自願冬季捐助”的款項，而這個款項其實指的是在一個強制固定繳納的費用充當戰時軍費之外，還有個人可以追加繳費的空間。他認為“這個詞本身就蘊含了某種強迫”，用“捐助”的說法代替“稅收”，就是一種訴諸人們內心善意的煽情化。在紐倫堡黨代會上，希特勒為納粹衝鋒軍洗禮，他撫摸著血旗說：“尊貴的兄弟們，請往這裡看，這流血的殉難令我們疼痛。”在此，一次軍事出徵的行動又通過一場儀式和與之匹配的語言註解神聖化，具有了某種宗教式的使命感。納粹還將德語中“戰鬥的”（Kämpferisch）一詞廣泛地和各種詞彙搭配使用，這原本是新浪漫主義美學家用語中一個比較少見的詞彙。而納粹對這類詞彙的偏愛，使得人們在生活中時刻都能“保持緊張、絕不放棄，進行抵抗和攻擊”，與第三帝國整體的高度軍事化相互強化。
這些隱喻相互支撐，最終塑造了一個屬於第三帝國的“符號宇宙”（symbolic universe）。在知識社會學名著《現實的社會建構》中，社會學家托馬斯·盧克曼（Thomas Luckmann）和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提出，“符號宇宙”是語言對現實進行正當化的最高階段，它將社會中人們所經歷的所有現實予以符號化，並用一個統一邏輯的象徵體系統攝所有的現實經驗，使得“制度秩序的所有部分都被整合進一個包羅萬象的參照框架中，所有人類的經驗都在這個框架中發生”。符號宇宙必須能對個人的生活經驗進行全方位的解釋，甚至能整合人們的邊緣經驗，比如夢境。第三帝國的所有語言修改，最終都服務於自己構築的“符號宇宙”的整體自洽。猶太人一定是頭上長角、身體虛弱的，所以一切與之不符的文字記錄都應當被焚燒；為了與語言符號的形式相匹配，帝國的建築風格一定是豪華無度的，士兵形象是定型、成批地出現在大型廣告牌上的；還有大量修建的巨型場館、高速公路，頻繁進行的群體合葬……它們都成為了這個“符號宇宙”的一部分。
《意志的勝利》（1935）
這套“符號宇宙”表面的華麗，絲毫不能掩蓋德語的精神正在被納粹汙染殆盡的事實。海德格爾曾將語言比作“存在之家”，當語言徹底建立在虛幻的謊言上，充斥著非理性的煽動，它不再通向真理和存在的奧義，貧瘠得只能孕育膚淺和愚鈍。克萊普勒不無痛心地說：“第三帝國的語言一片貧瘠，它的貧瘠是根本性的，彷彿曾經立下過一個貧瘠的誓言。”
No.2
“進步”的詛咒：
現代性與語言汙染的宿命
二戰落幕後，世界範圍內的許多思想家如雅斯貝爾斯、漢娜·阿倫特等啟動了對納粹暴行深刻的反思。其中，前不久剛剛過世的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尤為關注納粹對語言的影響。他痛心於“荷爾德林和尼采的語言被希特勒徹底汙染”，卻沒有止步於對第三帝國語言汙染的具體反思，他的《語言與沉默》一書指向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命題：語言汙染是否是現代性發展的必然？
第三帝國的種種語言汙染其實只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語言發生蛻變之進程的一個縮影，日漸口語化、煽情化的言辭，以及充滿軍事化戰爭隱喻的“符號宇宙”曾出現全世界範圍內的許多歷史時期。斯坦納認為，普遍性的語言墮落現象有其背後的歷史根源——“中歐人文主義精神的毀滅，不來自常規意義上野蠻的原始叢林，而就在歐洲城市文明和理性精神的內部”。這其中最首要的因素是語言的歷史地位正在急劇下滑，與東方哲學強調“得意忘形”相比，西方文明自源頭古希臘開始，就始終強調言說和交流中言詞的重要性，這是“希臘—猶太智慧”的特徵，並被基督教所繼承，最終孕育了啟蒙理性。人類早期歷史上的一切重要的作品，包括科學成果，幾乎都由語言記錄。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典》、阿奎那的《神學大全》、但丁的《神曲》，都堪稱無所不包的思想精華。它們企圖將人類對現況和未來全部的期許，都濃縮在語言的疆界之內。
《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與非人道》
[美]喬治·斯坦納 著 李小均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1
然而，萊布尼茨開啟了語言命運的轉折。微積分的創立，解析幾何、代數函數的發展，使得數學的地位自畢達哥拉斯之後又一次崛起，它不再只是作為某種描述經驗的工具，而成為了另一種自主的語言體系。更重要的是，這種語言體系以其更為精確和嚴密的優勢完美匹配了現代社會的主導話語——自然科學的擴張。數學在確立了自身作為科學之合法語言的地位後強勢擴張，讓文學、史學、社會學等等相繼臣服。蘭克史學、孔德的實證主義、斯賓諾莎幾乎用數學式的邏輯證明寫就的另類哲學著作《倫理學》，從各個領域反映了這一趨勢。數學所象徵的精確與效率不斷凌駕於語言的“美感”和闡釋力之上。
另一方面，工作節奏的日益加快也使得人們不再擁有閱讀的耐心，而更傾向於聆聽放鬆的音樂和廣播，對語言的掌握和使用頻率也大大下滑，這一切使得語言的萎縮幾乎成為必然。斯坦納發現，莎士比亞用過的詞彙之數量“可能超過了他身後任何一位作家”，而現代大眾傳媒則傳播著極為貧瘠的語言——“莎士比亞的作品和《聖經》用連環畫的形式出版，裡面配上基礎英語詞彙的解說。”
喬治·斯坦納
不同語種的語言可以相互翻譯，然而語言和數字之間卻幾乎不具備準確翻譯的可能。當數學強勢崛起之後，西方的意識也就分裂為科學家C.P斯諾所言的“兩種涇渭分明的文化”。伴隨著專業分工的強化，可溝通的公共話語的分裂體現在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奧地利媒介哲學家維勒·傅拉瑟（Vilém Flusser）更是將這種時代的話語結構命名為“樹狀結構”，它以現代大學、圖書館為代表的話語載體，強調科學話語和專家的統治性，同時知識的領域被劃分為如樹幹的枝椏一般不斷分叉延展的破碎狀態。學術與日常語言的距離日益擴大，這種現象在今天甚至愈演愈烈。斯坦納在《語言與沉默》中不無惋惜地寫道：“如今社會科學的許多論著都不再有真實的文學性，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們是反文學的。它是用一套極端含混的行話構想出來的。”
語言昔日的美感和作為基礎功能的可溝通性慘遭剝奪，其實是現代性自身種下的苦果。傅拉瑟和斯坦納也都承認，語言通過汙染自身，獻祭了人類社會的巨大的進步。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現代性為我們帶來了便利的科技、安排得井井有條的社會秩序，卻也孕育了自身反人性、非道德的陰暗面。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曾頗具洞見地指出，納粹大屠殺與現代性具有相當程度的同源性，它們都以效率與秩序為唯一準則。現代性的強勢擴張從語言墮落的角度來看亦是一股“逆流”，使得文字僅服務於表達的效率，從內涵上歸於沉默和野蠻。從這一角度出發，或許我們不應該將第三帝國的語言汙染僅僅歸因於一時一地的政治專權，語言遭受漠視和侵犯同時有著更為深刻的時代背景——現代社會廣泛的語言汙染，隱秘地折射了現代性內部“進步”與“野蠻”的巨大張力。
No.3 呼喚巴別塔：
在互聯網時代捍衛語言？
如果語言的汙染已成為現代社會自身進步的宿命，那麼捍衛語言是否仍有可能？在互聯網成為全球新“基礎設施”的今天，語言汙染的境況不僅沒有自發好轉，反而可能面臨更多威脅——這些威脅有些是昨日的陰影藉助網絡工具的延續，亦有藉助網絡這個特殊場域新近滋生的獨特文化。
學者徐賁在《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一書中提及，在當下的公共討論和辯論中，簡單粗暴地歸因、訴諸於情緒進行說服、刻意煽動二元對立、滿篇空話套話的行為充斥於全世界範圍的互聯網中。一種不區分“私域”與“公域”的表達為人們所習慣，徐賁認為，“日記”式的表達是寫給自己看的，可以包含更多的個人情感表達而不遵循嚴格的論證，這和公共表達有著不同的要求。然而，隨著社交媒體的蓬勃發展，對個體經歷碎片化、日常化的瑣碎記錄馴化了語言習慣，人們開始習慣於在公共空間表達“日記”式的文字，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解釋當下網絡環境中的許多語言亂象。
《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
徐賁 著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2014-01
時至今日，互聯網作為平等自由烏托邦的幻象早已被戳破，走出互聯網初創時代“黑客文化”的伊甸園，互聯網的公共領域迅速“封建化”，受到政治力量和商業力量的強大殖民。在一個表達大量存在於網絡空間的時代，語言受到的汙染也伴隨著網絡連接一切的屬性而不斷擴散。徐賁提到，互聯網討論中存在著“戈德溫法則”（Godwin's Law）——它由美國律師戈德溫最先提出，指的是網絡上一個對立的討論在不斷延展的過程中，對立雙方用納粹或希特勒類似的隱喻來類比對方的概率會趨向於100%。徐賁借用語義“米姆”（meme）的概念來形容這種“納粹類比”的擴散。“米姆”原出自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名著《自私的基因》，在文化領域被化用，指在語言、信仰、觀念、行為方式的傳遞過程中，與基因一樣起類似作用的那個微小的文化單元。
作為文化單元，其具體形式豐富多樣，可以是一句流行語、一個短視頻、一套錦鯉的表情包，其核心訴求是在網民的接力創造中追求病毒式的傳播。作為一種基礎的米姆，納粹式的二元對立很容易擴散到各類網絡文本的話語之中。除此之外，在互聯網注意力經濟的大潮之中，消費主義也為形形色色的米姆的生產推波助瀾。霸佔各種文章標題的流行語紅極一時卻千篇一律，人們越來越多隻會用“男神女神”形容好看的人，用“硬核”代指一切“厲害”的事物——網絡討論所使用的語言正在急速貶值。
語言汙染的宿命在當下並沒有被終結。徐賁寫作此書的本意，是希望為現代公民在參與公共討論時提供一些邏輯上的工具，並呼喚從學校教育開始培育公共辯論的精神和批判性的思維，從而挽救語言。但他自知這並不足夠，“公共辯論和論述語言的問題不只是在於邏輯，更重要的還有信譽（ethos）和情緒（pathos）。而說理本身又離不開社會整體的政治環境，公民素質和教養，公民作為一個整體所依賴的集體信仰和價值觀等。”
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政治與英語》中說：“一個社會文明的衰敗表現在‘它的語言在不可避免地衰敗下去’。”這句話反過來說依然成立：一個社會語言的衰敗也表徵著社會文明的衰敗。如果我們認同“人類是懸掛在自我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那麼抵抗語言汙染最根本的方式只能是在這個時代不斷運用語言去嚴肅反思社會的文明狀態和時代的精神狀況，建構一種良性的公民文化，藉此從內心深處重拾對語言失落已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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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
[ 德] 維克多·克萊普勒 著印芝虹 譯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2013年9月出版
“言語有如微小劑量的砷，一段時間以後就會發生作用。”猶太人、語文學者克萊普勒在可怖的生存環境中、在德累斯頓的猶太人居所裡記下了他的觀察——第三帝國時期，語言是如何走向墮落的。作為一部誕生於恐怖年代的經歷之書，本書以駭人而真實的方式呈現出納粹統治殘忍的日常性。
這本“世紀之作”既是歷史書寫的傑作，也是一流的歷史文獻。它記錄了一位語言和文學家在無望的納粹時代實施的自我拯救，令所有的歷史書籍在它面前相形見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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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
徐賁 著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公共說理指什麼？其特點是什麼？會對社會會產生什麼影響？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和制度下才能順利地開展？應怎樣進行公共說理……徐賁先生以多年來在美國高校教授說理寫作課程的經驗為基礎，用一篇前言與十八篇“隨筆”組成了《明亮的對話》，詳述了“公共說理”的各方面問題。
說理教育不是為了使人論辯獲勝，也不僅是單純技能的傳授，而是與人的文化教養和道德素質聯繫在一起，傳承著人類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說理價值。這才是公民社會要培養的“公共說理教育”和“公共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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