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著名作家魏巍趕赴前線採訪，歷經戰火的歷練和戰鬥精神的洗禮，創作了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全文。在兩年後的文代會上，周總理在作報告時，放下手中的講話稿，對著全場大聲說，“在座的誰是魏巍同志，今天來了沒有？請站起來，我要認識一下這位朋友。”魏巍從座位上站起來，全場熱烈鼓掌。周總理接著說，“我感謝你為我們子弟兵取了個‘最可愛的人’這樣一個稱號。”
《誰是最可愛的人》入選了語文課本，鼓舞和激勵了幾代中國人，“最可愛的人”也成為對各行各業無私奉獻者的最高褒獎。魏巍認為要表現這場偉大斗爭，僅有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是不夠的，於是著手創作長篇小說《東方》，於1978年創作完成，獲首屆茅盾文學獎、首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和首屆人民文學獎，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70年後，著名作家方方面對全國戰“疫”，也創作了一部作品——《方方日記》，但是，與《誰是最可愛的人》不同的是，《方方日記》的社會評價呈現兩極分化，“正能量”與“負能量”、“真實”與“虛構”等完全對立的標籤同時被貼在方方和日記之上。
魏巍和方方都是我非常尊敬和喜歡的作家，最早讀到方方的《風景》是在一本過期的《當代作家》（1989年第3期）上，之後的十幾年中湧現了大批女作家的優秀作品，包括畢淑敏、黃佳蓓、張抗抗、鐵凝、遲子建以及和方方同為武漢作家的池莉等。時隔三十年讀到新作《方方日記》（雖然沒有正式出版，但也是較完整作品），為了儘量客觀公允地評價這部作品，我把目前能蒐集到的內容從頭至尾讀了兩篇。畢竟，看到有人在評價方方和日記時，直言“讀了兩章就看不下去了”，然後評判這部作品如何如何，頗有些“看了標題就評論”的架勢。實話實說，從我個人角度來看，這部日記延續了她“剖析人性”和“探索本真”的創作手法，她的成名作《風景》在獲得全國秀中篇小說獎（1987—1988年），被評論界認為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其為“拉開‘新寫實主義’序幕”，而《方方日記》顯然也沿用了這種手法。
報告文學和日記雖然是兩種迥然不同的文體，但是兩者的價值都建立在“真實”之上，在研究歷史人物時，當事人的日記是史料性和真實性都非常高的原始材料，甚至高於某些正史記載。從另一個角度說，報告文學是公開的大型日記，而日記是私人的小型報告文學。同為記載史實的作品，為什麼《誰是最可愛的人》成為影響全國幾代人的經典之作，而《方方日記》剛一面世就飽受爭議？
不完整的“真實”會導致“不真實”
魏巍最初的任務是瞭解被俘敵軍的思想情況，期間，大多數的俘虜除了表現出厭戰情緒外，直言“感到遇到了世界上最難對付、最不怕死的軍隊”。 我們憑著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和犧牲精神，將武器裝備、軍事實力、綜合國力遠遠高於我們的侵略者打成了“紙老虎”。魏巍完成了調查任務和調查報告之後，本可以回國休息，但他義無反顧地奔赴作戰前線，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戰地採訪，親眼目睹戰士們殺敵的無畏，親身感受敵人巨炮的轟鳴，腳踏被炮彈深翻過的陣地，手握鮮血浸透的泥土。
前方將士那不怕死的英雄氣概強烈地震撼著我，我急切地想讓祖國人民瞭解自己的兒女，是怎樣的英勇，是怎樣的頑強。我們眼前這平平常常的一切，都是他們鮮血的代價，這絕不是一句空話。“誰是最可愛的人”這個題目不是硬想出來的，而是在戰場上激動的情況下從心裡跳出來的。
方方身在武漢，相比其他人更能真切地瞭解疫情期間武漢的日常，她也極力用真實案例和真實感受記錄身邊的世界。但是，她畢竟不是一線的醫護人員，不是一線的防控人員，加上封城後的限制，她的所見所聞是很有限的，更多的信息渠道是“聽說”。我們先不探究“聽說”的真實度，單從信息渠道而言，方方獲取的不是“全景式”的信息視野，所以產生的感悟、得出的結論是會出現偏差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基於人們的獵奇和“審醜”心理，我們所傳播和聽說的往往是“不正常”的事件。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公交車上看到一個小夥子給老人讓座，這是“正能量”的事情，但是傳播度如何呢？如果和自己的朋友說起這件事，對方可能會莫名其妙，認為這是再普通不過的事，只有小學生寫作文時才可能作為素材。但是，如果看到的是老人強迫小夥子讓座，兩人爭吵起甚至動起手來。那麼相信每一位圍觀者都會加入傳播的行列，和家人、朋友或同事講述一番，還有可能發個朋友圈，引發眾人的激烈討論和轉發，成為當天的頭條新聞都有可能。因此，同樣是“真實”的兩件事，一件連傳播的價值都沒有，一件引發廣泛的社會討論，催生出“壞人變老”“讓座是情分，不讓座是本分”的結論。一個城市每年成千上萬起讓座的正能量，會被一起“讓座爭鬥”給完全抹煞。
因此，不完整的“真實”會讓人的感受和評價產生偏差，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在這一點上，《方方日記》是有所欠缺的。同一部作品中讀出截然相反的感受是很正常的，儘管如此，部分讀者讀完之後評價“晦澀”“陰鬱”，與負面案例比例較大引發認知誤差是有一定關係的。
“聽說”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詞彙
魏巍在創作《誰是最可愛的人》之前，寫過一篇題為《自豪吧，祖國》的通訊，裡面記錄了20多個感覺最生動的事例，因為感覺類似於流水賬，因此只作為素材庫，沒有寄出去發表。後來在創作《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時候，將這二十多個事例反覆篩選，優中選優確定了五個，在修改稿件時又進行了刪減，保留了三個最典型的。通篇沒有“聽說”的案例，所用的都是“見到”“遇到”，是對當事人、戰友以及所在連隊進行深入採訪後才記錄和保留下來的，保證了最大限度的真實性。（即便如此，由於當時戰場的特殊情況，《誰是最可愛的人》中記錄了13位烈士，但後來得知李玉安和井玉琢兩位“活烈士”並沒有犧牲）
方方在日記中用得比較多的是“聽說”，而“聽說”的消息有可能是其他人“聽說”之後轉述的，中間加上轉述人自己的理解也是有可能的。因此，真實度是很難把控的。雖然方方也盡力多方求證，也在“聽說”的案例前做了說明。但是，讀者一開始是能夠區分哪些是方方的“所見”，哪些是方方的“所聞”，但是“聽說”的案例多了，大腦會放鬆了“所見”和“所聞”的鑑別，最終都成為方方“所說”。同樣，在讀者轉述《方方日記》的內容時，一開始可能說“據《方方日記》裡聽別人說的一個案例……”，但是這麼拗口的表達方式顯然最終會統一成為“《方方日記》裡說”。
因此，不論是大腦自動過濾，還是傳播中自動省略，“聽說”的最終都是“方方說的”，不真實性的黑鍋最終都是方方去背。
“作家光環”的副作用
方方在微博上的粉絲有近400萬，另外還有眾多實體書讀者，屬於自帶光環和流量的著名作家。在亮點被無限放大的同時，“黑子”也會被無限放大。雖然是記錄身邊事件和內心感受的日記，但是會被公眾按照報告文學來看待，小小的失誤和偏差都會被關注和解讀。寫到這裡不由得想起“師德”一詞，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職業標準，而教師專門設立了“師德”，因為教師的一言一行不僅僅代表自己，“師”的後面是“範”，會成為眾多學子的示範標準和社會的評價標準。同樣，“著名作家”的一字一句也有很強的導向作用，也對方方的創作提出更嚴格的要求。
我在蒐集方方的日記內容時，看到了好幾個版本，除了方方在微博上自己發佈的之外，還有其他人以“轉載”“節選”“摘錄”等多種形式發佈的，但經過比較和分析，很多人是斷章取義甚至夾帶私貨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無論是以報紙還是散文集出現，都是呈現的全文，讀者可以完整地閱讀和感受。而方方的日記是以微博形式發佈的“散裝日記”，大多數讀者並沒有看到全貌，產生碎片式感想和誤讀也是正常。更為糟糕的是，某些不懷好意的人在“摘錄”時按照自己意願任意增減文字和圖片，但仍藉助“著名作家方方”的名號。不知道那些將方方認定為“帶路黨”，將《方方日記》認定為“投名狀”的人，讀的是不是方方的原版？
《方方日記》的面世不是好時機
《誰是最可愛的人》創作和發表於1950-1951年戰爭最艱苦階段，魏巍深刻認識到，需要一部作品“激勵了前線廣大指戰員的鬥志，鼓舞了祖國人民努力生產、支援前方的幹勁”，這個念頭激勵他主動冒著炮火深入前線。
同樣，在疫情最前線和防控最吃勁的時刻，尤其是在疫情漩渦中心的武漢，更需要一部加油打氣的文藝精品，當然不是“縣長眼中的血絲，已經織成了迎春的花卉”的諂媚之作，也不是“感謝你，冠狀君”的無病呻吟，但是也不需要過多的失落、恐懼和陰鬱，也不需要在戰鼓正緊的時刻過早的“反思”。魏巍在戰地採訪中，也遇到了慘烈的戰況，也見到了失敗的戰例，為什麼不在《誰是最可愛的人》中出現？不是隱瞞不是迴避，而是時機不對。戰爭結束後，除了慶祝勝利，也出現了對戰爭的回顧和反思的作品，如《錯覺》等。
寫到最後，有必要提到一部視頻《武漢日記2020》，其作者相對於魏巍和方方來說沒有多少名氣，名叫“蜘蛛”，是一位自由影視工作者。和方方相同的是，兩人都是武漢人，都從“封城”的第一天開始記錄生活，不同之處是一個用文字一個用鏡頭，更主要的是，“蜘蛛”加入了志願者隊伍，每天接送醫護人員、運輸物質、到社區幫忙，同時用鏡頭記錄生活點滴，創作了這部充滿溫情和希望的《武漢日記》。他說，“視頻僅代表我自己的觀察視角，但為其真實性負責”。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一千個讀者眼中就有一千個《方方日記》。我無法左右讀者的閱讀感悟，更無權干涉作者的創作思路，但是希望《方方日記》在記錄內心感觸之外，能發現和記錄在這場特殊戰疫中湧現出的“最可愛的人”。“誰是最可愛的人？”，其實答案就在我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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