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格局下,2020年之後的香港警匪片還能怎樣拍下去?

儘管目前批之罵之,但並沒有太多人對香港電影造此深責。

大家都體諒他們的市場在北方,合拍片、國產片、內地引入片、網絡大電影、網劇等等,是他們賴以賺人民幣的命根子,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便可把很多看似離地的道德理念暫且擱在一邊。

值得注意的是:金錢至上,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審時務實,根本也是一般香港電影(豈止於警匪片類型)所承載,甚或傳揚的集體意識,香港電影人只不過活出真我而已。

大格局下,2020年之後的香港警匪片還能怎樣拍下去?

其實一提起警匪片,我腦海中的第一印象就是成龍,這個記載著無數少年英雄夢的正直警察形象,確實是無形中影響了很多人。

成龍一生主演的電影如汗牛充棟,除了早期的諧趣功夫片(如《蛇形刁手》、《醉拳》、《師弟出馬》等)和嘉禾老闆鄒文懷為捧紅他投資拍攝的好萊塢電影電影( 《殺手壕》和兩集《炮彈飛車》)。

從1983年的《A計劃》開始,成龍便和警察角色結下不解緣,連在別人的電影客串數分鐘,也背上不同身份的警員形象。

成龍的代表警匪片作品,除了三集《警察故事》系列和《重案組》之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是2004版的《新警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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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裡成龍飾演的高級督察陳國榮,出場時一如他過往的角色形象:神勇威猛,屢破奇案,不畏艱辛、凡事拼盡,在強大正義感加持下,散發濃烈個人英雄主義,結果在一次行動中,過於自信計算錯誤,導致全隊手下被劫匪殺害。

及後的情節說他從一蹶不振的自責狀態恢復過來,重振雄風。

當時的評價大致嘉許它是成龍難得的自省之作。太過自以為是會造成災難性結果,但可能部分觀眾只消費那重新肯定英雄的結局,而看不到前半段編劇袁錦麟、導演陳木勝的友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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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方中信,他最為人稱道的警察角色當稱貫穿三部電影的苗志瞬督察。

在《槍王》中,這位苗督察自信好勝,一心要在射擊比賽壓倒張國榮飾演的改槍聖手;

《旺角黑夜》裡的他,則是對認定的歹徒鍥而不捨,誓要追捕歸案的幹探聖手;

《槍王之王》的苗Sir已是半退休狀態,閒來指點男主彥祖對付新槍王天樂。

可以看到三片同名角色其中一個共通點,就是其破案方法,幾乎​​全憑直覺感應,即那種其實也見於其他港產警匪片(如杜琪峰和韋家輝共同執導的《神探》銀河映像),訴諸靈媒感通或鬼上身一般的神秘經驗,接通兇手或匪徒的犯罪心理狀態,洞悉其動機,從而預知其下一步行動,先發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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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相信大家不難看出,假如現實生活中的警員,確如電影裡成龍和方中信飾演的角色那樣思想和行動,效果會是何等難堪、荒謬和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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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不少電影研究和評論都已指出,香港電影人的勝場在於動作設計和港式喜劇元素,因此較能發揮動作的類型都成為港產片主流——武俠、功夫、黑幫、警匪......不一而足。

而既成類型,對應特定市場、觀眾感官接收和慣性品味,自有公式化的敘事結構和角色設定。

我們耳熟能詳的英雄成長——由初出茅廬的“小子”遭逢大變,到迭有奇遇機緣巧合獲得神奇能力,再到復仇,制服惡人,完成自我實現的歷程,為以上強調動作表現的類型所共有。

當然,我們還能看到香港警匪片的另一個相應的結構變奏——故事主角一開始便已是大英雄,不慎為奸人陷害算計或捲入邪惡集團的大陰謀,淪落失敗一時,幸得友伴(通常是一名如花似玉的少女,或者是作為英雄的少年)相助,道破陰謀,瓦解邪惡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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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難看出,兩個結構的分別,只在對應不同階段的英雄小子育成。

香港電影人比較偏向前一結構,即使在後一結構也會有意無意加重少年友伴的戲份,一切源於他們對英雄小子的偏愛——我們大可毫不費力,便在相關類型裡枚舉歷代擅演小子的著名影星,包括李小龍、姜大衛、傅聲、成龍、周星馳、劉德華、張家輝、古天樂、吳彥祖、謝霆鋒等等。

尤記得梁小龍在香港麗電視劇《天龍訣》的角色名字,便乾脆叫小子;由於種種原因,他沒有由小子演到大英雄,但上列名單中,不少都成功於其從影生涯兼演兩者,成龍正好是其中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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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人為什麼對「小子」情有獨鍾呢?

這其實是一種自況——他們在這種角色裡最能找到自己。

有人認為這種角色最能體現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香港精神,觀眾最能投入欣賞,拍電影無非為了賺錢,觀眾喜歡什麼,導演自然就傾向提供什麼。

誠然,這兩種說法說的可能是同一件事,觀眾也會輕易找到他們的切入點。

主導文化生產和消費兩端的兩代年齡差將他們的性格特徵注入這種角色的設定。

引起大家共鳴的,正是那種機靈多變,勇於試新、擅長抓緊時機,一擊即中的能力特質。

港產武俠、功夫、黑幫和警匪片裡的英雄,在成長之初,或者正印戲中主角的你我他對照中,不乏沒有道德與知識包袱,不惜帶點反智譏嘲,不怕一塌糊塗,反而愈市井愈有親切感的刻畫。英雄莫問出處,成功不擇手段,是觀眾不時從主流港產類型片讀出的強烈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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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所謂遍地黃金,機會處處,嬰兒潮世代縱橫其中,人數佔優,很快搶到社會主導權,破例立例都是他們。

投射到類型電影裡,無論是江湖幫會、朝廷、黑社會、警隊,作為現實混雜社會的倒影,主角們彈出彈入,多重身份,朝三暮四,被許為出入自如,靈活變通。

一句話就是《跛豪》裡面體現的黑白兩道都吃得開,這是成就的體現;

不受成規所制,是自由勇猛。桂治洪的《成記茶樓》及《大哥成》,表面上講一位茶樓老闆和員工力抗黑社會份子的滋擾,但他們的做事作風與思維模式,例如重視義氣,愛打抱不平,其實和地下社團並無太大分別,一切勿寧說是較好較正義的幫會與邪惡幫會的對立。

片中飾演大哥成的陳觀泰緊握拳頭,大呼一聲“進攻是最佳的防守”,堪稱經典,亦可視為黑白兩道無視法紀,反以自創原則為法規的共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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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1982年公映,後來拿了最佳導演獎的章國明、原著劇本(張鍵)及影帝(艾迪·喬丹)的《邊緣人》,更正式在警匪片底下奠立了臥底電影的類型片。

警隊派出臥底探員混入黑幫,取得龍頭大哥信任,然後在適當時機充當叛徒,以執法之名出賣信任你的兄弟。

臥底兩邊都要討好,說好聽點是情義兩難全,說難聽點,則是註定兩邊不是人。

這種邊緣人處境固然很能發揮左右逢源的小子才能,稍一聯想,竟亦可對應香港殖民地之間的尷尬位置。在香港出生的,究竟是中國人抑或英國人,一度是纏繞香港人多年的身份難題。香港人都是邊緣人,說出來可直中不少人心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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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後劉偉強和麥兆輝聯合導演、莊文強編劇的《無間道》系列將臥底片推上另一高峰,因為這次是雙向臥底——不但警隊向黑社會派出臥底,黑社會也向警隊派出臥底,兩大臥底鬥法,原是黑的想做白,原是白的難以脫黑

他們何以致此?何為勝何為負?

這次的臥底故事證實十分成功,除了票房和口碑俱勝出,也引起好萊塢的興趣,買下版權,由馬丁·斯科塞斯把三集合成一戲《無間道風雲》,最終摘下包括最佳電影在內的四項奧斯卡金像獎,蔚成一時佳話。

大格局下,2020年之後的香港警匪片還能怎樣拍下去?

由此可見,黑白難分、在正邪之間遊走的警黑或黑警形象,在過去港產片中十分常見,不,不只常見,簡直是主調了。

他們不單是取材和反映特定時代(例如警隊貪汙成風的六十年代《金錢帝國》、《追龍》、《跛豪》)的角色塑造,說穿了,更是香港電影人和觀眾從中找到重大身份認同之處。

無論是去理想化的「小子」、還是結構化的「邊緣人」?我們都可看到,假如有人不加思索,從中複製出一種警察模楷,會是怎樣是非不分,並以不奢談理想,只求達到實際成功目標為榮,成為何等自以為是的法外之徒。

在電影的虛構世界,那容或顯得浪漫,有時甚至具啟發性,然而放到現實世界,這些角色便不如故事裡那麼可愛​​,那麼可以體諒了。

大格局下,2020年之後的香港警匪片還能怎樣拍下去?

也許以下一個現象可以為我們提供想像的起點。

2009年,香港影視界出現了新的受歡迎臥底探員形象——Laughing哥。

這個由謝天華飾演,源出電視劇《學警狙擊》和《潛行狙擊》的人物,一洗過去黑白難分的灰色警察形象,幾乎完全沒有前代臥底的內心掙扎,沒有身份危機,沒有情義和法理的對立困擾。

他是一個由電視臺編劇創作,但受到大量觀眾愛戴認可的正直形象!

Laughing哥興起時正值08年北京奧運之後,這種“警察崇拜”的思想蔚然成風。

但在如今的大時代撞擊下,本來的認同分裂成一部分命運式的對抗:一方面無法承受理想和現實的巨大落差,從而全面否定現實的不堪;一方面緊抱現實的權力,合理化引伸出來的“暴戾”,同時全面拋開對家的理想期許。

假如將來還有港產警匪片,大抵無法避免處理以上微妙的心理轉換和對峙。

這便是眾人口中的新港片沒落,其實說到底,就是看得人心態不一樣了。

大格局下,2020年之後的香港警匪片還能怎樣拍下去?

未來的香港警匪片,會是一種令人期待的脫魅作品嗎?還是隻是標榜良好市民的宣傳標誌?

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新港片必須由新香港元素加入

自以為靈活務實,視凡事向錢看是非不分為生存之道,反而是優點的舊香港一套,即使不煙消雲散,也不得不進化為另一形式,才不被時代所淘汰。

在這一方向的引導下,合拍片必然會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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