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大盂鼎》，與《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被列為民國“四大青銅”重器，它除了鼎、盤的形制、材質上佳外，其銘文數量多而精妙絕倫，無疑是“錦上添花”，更使其成為一流寶器。
《大盂鼎》是西周第三代康王時代的一種金屬飲器。1849年出土於陝西岐山。出土後命運多舛，幾易其手。後日軍查尋其鼎，曾在潘宅掘地三尺無獲，這多虧潘祖蔭後人機智過人，將其鼎深埋並加以偽裝得以保存。新中國成立後，潘家將寶鼎無私貢獻給了政府。此鼎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院。
寶鼎器形雄偉，工藝精湛。其高超一米，口徑71.8釐米，重153.5千克。內壁刻有銘文19行291字，內容記載康王於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之事。銘文大意是康王告誡盂汲取商代嗜酒誤國之事，要牢記前年之鑑等。史料相當珍貴，對研究西周分封制和周王與臣屬關係，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金文中，《大盂鼎》銘文，應屬於西周早期金文初步定型的全新書體。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分析，筆意、結體、筆法、筆勢等要素已具備，完成了從古巖畫刻符、彩繪紋飾、陶瓷刻線以及甲骨文的過渡。
雖說是出自西周早期的銘文，但書法體勢嚴謹工穩，結體質樸古拙，用筆方圓兼備，端莊凝重，雄渾不失壯美，佈局沉鬱不失靈動，整篇大氣磅礴，氣象厚重，一絲不苟，十分精美。書史稱其為西周早期金文的頂尖之作、代表之作，我認為是名副其實的。
此鼎銘文的具體特點： 一是筆畫特色鮮明。線條粗壯渾厚，如波磔、橫筆，猶似漢簡一般，粗獷不雕，波磔修飾成刀形，出現銳角，非但不醜，反顯其爽利勁挺，很有力度。二是象形痕跡猶在，如井、酒、以、鬲等等不少的字，仍以形狀成字，既象形又會意，一點不勉強，反倒拙樸生趣。三是趨向方框字體，線條勻稱，結構合理，美觀大方，同初創文字時的字體已然不同，應屬於較為成熟的書體。四是章法新穎，字體大小參差錯落，行列整齊有序，粗看上去一派嚴謹肅穆，細察又活潑靈動，給後世書法樹立了章法之美的樣板。
我素喜金文大篆，就象我一直追求草書那樣，主要因為它們都很生動、活潑、自由、浪漫甚至於玄虛奧妙，當下筆之際，不知會寫成啥樣，不似楷書寫來寫去一個面目，很難變化。我臨寫大篆，可以自由發揮去寫。這種金文發展的本身即是一個演變的過程。字形的正斜、大小、長短、粗細、寬窄、高下等等要求，不是千篇一律，不是固定不變，我理解是遵循著一定規律，有可塑造的餘地，比如長點短點、粗點細點、正點斜點關係不大。尤其是寫這種早期金文，形意雜陳，寫的生拙一些質樸一些都是可行的，因此留給書寫者創造性、自由度較大。至於到了金文發展的後期，法則、規範相對多了一些，那應是金文的成熟期，月滿則虧，緊接著即是它的衰退以至消亡期了。
在商周時期，江南銅礦資源豐富，而中原一帶鑄銅技術已很成熟，青銅器製造業迅速發展起來。其工序是先做成模型，將銅液（銅與錫）倒入，冷卻後器物即成。銘文也是事先寫好，再刻入模具（軟而好刻），澆鑄而成，尚帶有一定的手寫痕跡。因而，金文與石刻相比，逼真度高，且自然靈動一些，作為臨學範本容易掌握。但這種古代書體，後人多不使用，其字符不易識別，需要下一番功夫學習。我認為，《大盂鼎》尚屬規範化的早期銘文，彌足珍貴，從此著手臨習，較易收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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