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中国已经四十七年了。延安时期的戎马生活，使我真正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决定了我一生道路的选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原生长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一个工人的家庭，二十三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时，为了考察在东方流行的一种热带病，来到了上海，那正是中国人民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一九三三年。原来计划只在中国呆一年，可是“冒险家乐园”的上海那种奇形的繁荣和不可言的黑暗，却驱使我把考察热带病的兴致转移到考察中国的社会上来。
一九三五年底，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从延安突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党中央要邀请一位外国新闻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边区的情况，这对我来说，梦寐以求的机缘来到了，于是我和斯诺一起，经宋庆龄先生和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介绍，离开上海西行，穿过层层封锁线，历尽艰辛，到达延安。
毛泽东与马海德在延安
当时确实使我感到延安是一个神奇的崭新世界，边区在国民党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封锁包围下，一针一线都受到禁运，生活是严峻的，而延安的人每天除了紧张的工作和学习外，还要开荒种地,打柴和挖窑洞，自己洗衣服、打草鞋、缝补衣被等,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大家出于共同的信念和理想，都生活得非常快乐。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产劳动之余，都踊跃参加各种体育锻炼，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我见到的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作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冰等，这里竟然能打上网球，是我们未曾想到的事。军事体育项目有掷手榴弹、耍大刀、赛马等。
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的跑步、作集体操。
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很自然地形成“啦啦队”来助威。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民在跳集体舞，作集体游戏。
当时体育设备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己动手修建球场和制作器材，在空地上树一根木桩，钉块木板安上铁圈就是蓝球架了，自己动手用麻绳结织球网；用砖和土坯修砌跳马；用木棍作单杠；木板下面钉上铁条，上面系着绳子就成了冰鞋；牛羊皮内装着棉线或鬃毛包缝起来就是球······
夏季延河是天然的游泳场，清凉山西边有一块突出的石崖，离水面约三米高，成了练习跳水的跳台，到了冰封的冬季，延河又成了天然的溜冰场。
朱总司令喜欢和同志们一块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但终究年过半百，当时也许已有五十三、四了，跑动得不那么快。廖承志和朱光（前广州市市长）球打得好。我和斯诺等人也组成一个球队与他们比赛，我们年纪虽轻，但体力弱，技术差，常常被打败。
很多学校都提倡赛马，积极倡导者之一是贺龙将军。他从第二方面军来到西北后，带来好几匹南方马，这些马比北方马矮小。贺龙骑马技术很高明。和我第一次见面就要同我比赛，我推辞说：“不会骑”。贺龙说：“不要紧。”结果比赛时，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
在延安，出门就要走路、爬山，到抗大、党校听报告要爬山，开会也要爬山。有时组织群众性的爬山活动看谁先爬上制高点。我们医务工作者从实际出发抬着担架爬，这对我们的专业工作带来好处，日后拾担架不那么费劲，歇下脚来还能处理伤病员。
打猎，特别是打野鸡，朱德、任弼时、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都是积极分子。他们用得是土枪，并进行比赛，看谁打得多，要求打天上飞的，不打地上走的，这就可以练习枪法，还可以改善生活。
任弼时打猎照片
举重，即举石头，大小重量形状不ー。在中央凿一窟窿，安装上木柄，用一只手提举，可以锻炼臂力。这种活动也极为普遍。
耍大刀，军队训练时有这门课，然后像滚雪球一样，由军人作教练，把民兵、老百姓组织起来，成了全区的运动。以后还组织这项目在运动会上进行比赛。
在鲁迅艺术学院、王家坪、杨家岭、边区政府、卫生学校礼堂常常举行周未晚会。毛泽东、朱徳、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经常参加。叶剑英同志还帮助乐队伴奏，大部分奏得是广东音乐。
体育活动目的性很明确，不是为体育而体育，而是锻炼身体、备战、娱乐三者相结合。
毛主席和马海德打乒乓球
此外，我们也把体育与医疗结合起来治疗一些慢性病。毛泽东常期住窑洞，晒太阳很少，由于潮湿患肩关节炎，手抬不起来，就要求他种点菜，参加少量体力劳动，多散步，打乒乓球，掷一种体操用的瓶状棒，收到了较好的疗效。周恩来骑马把手臂摔断了，形成了粉碎性骨折，无法开刀根治。我们要求他经常练习瓶状棒，他配合得很好，坚持了好几个月。后来手臂虽然不能伸直，但生活上能自己料理。
正由于延安精神施加给我们的影响和教育，哺育了我这个外国血统的中国人，为了更好地接近边区人民，我把自己原来的美国名字乔治・海德姆，改成了中国名字马海德，也就是说，在保留美国姓的前头又加上了一个边区回族同胞的姓氏中较多的“马”姓，以表示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为他们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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