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鄭和形象
明永樂三年（1405）奉詔開洋的航海家鄭和本名馬和，出生於雲南昆陽的一個穆斯林家庭。根據1913年在昆陽鎮月山發現的鄭和父親墓碑拓片《故馬公墓誌銘》的記載，鄭和父親名“哈只”（Hajji），母親姓“溫”，祖母姓“馬”（Mahmud），鄭和父親“生而魁岸奇偉，風裁凜凜可畏，不肯枉己附人”，鄭和乳名“三保”（源自阿拉伯語Sabbur或Subbuh，即至容的或受讚頌的），其母語很可能是阿拉伯語。[1]
關於鄭和本人的形象，明成祖的術士袁忠徹在《古今識鑑》 （1451）卷八中對鄭和有過感官性的文字描述：鄭和“身高七尺，腰大十圍，四嶽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山過面，齒如編貝，行如虎步，聲如洪鐘，才負經緯，文通孔孟，博辯機敏，長於智略，知兵善戰。” 羅懋登撰《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1597）第十五回描述鄭和：“若論他的身材，正是下停短兮上停長……若論他的面部，正是面闊風頤……若論他的氣色，紅光橫自三陽”；第四十六回提到了他的服飾裝扮：“頭上戴一頂嵌金三山帽，身上穿一領簇錦蟒龍袍，腰裡系一條玲瓏白玉帶，腳下穿一雙文武皂朝靴。” [2] 除此之外，今人無從瞭解鄭和生前的具體真實樣貌，而且鄭和生前沒有留下任何畫像資料。[3]
圖1 明代鄭和塑像
1992年，福建長樂顯應宮出土了鄭和泥塑像（圖1），彩塑人物身著明代官服，高約一米，坐姿優雅端莊，面如滿月，表情慈祥，身穿紅色圓領袍服，胸前、兩袖均有貼金紋飾，雙手扶在腰間束帶上，腳下一雙皂色靴子；塑像歷史上曾被認為是巡海大臣神像，由於塑像出土時沒有文字記錄，有學者根據明朝衣冠制度、相關歷史文獻和塑像造型分析，確認了這座鄭和造像是現存造像時間最早的鄭和塑像。[4] 文物專家羅哲文、溫玉成先生曾對此泥塑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應是明代作品。[5] 現已知最早的鄭和繡像源於明萬曆刻本《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簡稱西洋記）第二十一回《軟水洋換將硬水 吸鐵嶺借天下兵》插圖（圖2）。
圖2 《西洋記》二十一回中的鄭和形象
這部每回配有兩幅插圖的章回體小說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通過前文所述的書中對鄭和相貌和服飾的描述，與插圖中的形象結合對照，可以得到一個相對完整的鄭和形象，而顯應宮出土的塑像經考證也應是在傳說的基礎上，與小說同時或較小說稍晚出現的萬曆晚期作品，基本能與小說插圖中的鄭和形象對應吻合，因此鄭和塑像的出土不但豐富、佐證了明朝鄭和的形象，還為鄭和崇拜在中國境內的存在（東南亞一些國家保存有三保廟，供奉三保大人鄭和）提供了實物資料。[6]
連環畫中的鄭和形象
中國連環畫起源於宋元小說的插圖，魯迅先生在《連環圖畫瑣談》（1934）中談到，宋元小說每頁上圖下說可謂“出相”，明清卷頭只畫書中人物可謂“繡像”，畫每回故事的稱為“全圖”。[7] 從留存於世的14世紀插圖本小說《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元至治新安虞氏刊本（1321-23）可以看出，中國連環畫早在元代就已現萌芽。[8] 但元明清時期的小說插圖從屬於文本，為小說內容的視覺化補充，屬於“繡像”的範疇，《西洋記》中的插圖和鄭和繡像即是這種形式。
圖3 江蘇版《鄭和》連環畫封面
小說繡像開始向連環畫過渡始於20世紀初，由於印刷出版的現代化，繪畫內容更加通俗連貫的連環畫書逐漸成為廣泛普及的大眾讀物。在新中國的建國初期，由於社會發展、政治宣傳教育和經濟文化的需求，連環畫作為一個成為一個具有較強文學性的獨立的畫種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圖4 上海版《鄭和下西洋》連環畫封面
1980至1985年這五年是中國連環畫發展的巔峰時期，這一時期連環畫的質量和數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9] 鄭和下西洋題材的連環畫從1979年開始出現（中國古代科學家《鄭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雲南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分別出版了三套共四冊《鄭和下西洋》。除了繪畫類連環畫，1984年鄭和下西洋題材的話劇也以黑白膠片攝影作品的形式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編成了連環畫出版。（圖3-6）
圖5 浙江版《鄭和下西洋》連環畫封面
圖6 話劇劇照版《鄭和下西洋》連環畫封面
其中，79年版的《鄭和》連環畫較為簡略，鄭和的人物形象不夠鮮明，服飾也不夠考究，官服補子錯用了一品文官的仙鶴圖案。（圖7）83年的三個版本中，屬上海人美版採用了白描畫法，對鄭和船隊、朝堂和城市等宏大的場面的反映，以及對特寫和精微細節的描繪都極具電影的鏡頭感，屬上乘之作；雲南版上下二冊的故事演繹、畫面留白構圖也十分出眾，浙江人美版則採用了相對粗曠的寫意畫法，線圖變化和黑白對比較為豐富。（圖8-10）但以上連環畫中的鄭和裝束均沒有畫出蟒袍的四爪蟒龍補子圖案，沒能正確反映出鄭和高品級宦官的身份。
圖7 江蘇版《鄭和》連環畫中的鄭和形象
圖8 上海版《鄭和下西洋》連環畫中的鄭和形象
圖9 雲南版《鄭和下西洋》連環畫中的鄭和形象
圖10 浙江版《鄭和下西洋》連環畫中的鄭和形象
此外，為了紀念鄭和下西洋，世界各地還出版了鄭和紀念郵票。1985年，為紀念鄭和下西洋580週年，中國人民郵政出版了一套四張鄭和紀念郵票，郵票中的鄭和形象採用了圓領白色繡金蟒袍和皂色嵌金中官帽，比較符合歷史上鄭和的真實面貌。這一套郵票內容豐富考究、設計和繪畫精緻而富有裝飾性，反映了中國80年代美術的面貌。（圖11）
圖11 鄭和下西洋580週年紀念郵票
2005年，為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中國大陸、臺灣、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達加斯加出版了一系列紀念郵票。（圖12） 其中，中國郵政發行的郵票中的鄭和形象完全採用了《西洋記》中較為簡練但年齡偏老的鄭和繡像，服飾採用了圓領紅色常服配皂色三山帽。馬達加斯加郵票上的年輕鄭和著白色繡金蟒袍，和85版中國郵票中的形象有幾分相似。（圖13）
圖12 中國大陸、澳門、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發行的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紀念郵票
圖13 馬達加斯加發行的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紀念郵票
從八十年代的連環畫到21世紀初的紀念郵票，可以看到鄭和的人物形象在藝術創作中仍然存在差異，而前人的成果也為後來的藝術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
中國伊斯蘭細密畫中的鄭和形象
1995年，中國回族畫家阿里雷公在伊朗駐華使館的邀請下赴德黑蘭舉辦了個人畫展，這是中國伊朗文化交流史上首位中國穆斯林畫家在伊朗舉辦的個人畫展。展覽展出了藝術家的部分經典作品，如《三打祝家莊》（1987）等傳統工筆重彩畫，引起了伊朗藝術界和當地主流媒體的極大興趣，可謂轟動一時。文化和藝術的傳播都是雙向進行的，阿里雷公通過此行也對波斯藝術，特別是細密畫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受此影響並在導師潘絜茲先生的點撥下開始嘗試將中國工筆重彩畫與波斯細密畫及伊斯蘭圖案藝術結合，逐漸形成新的風格流派。1997-98年，隨著《波斯織女》、《和旋》和《銅匠》等系列作品的面世，頗具鮮明的個人風格和時代特徵的“中國伊斯蘭細密畫”得到了中國及海外藝術界和伊斯蘭世界的廣泛認可，阿里雷公也自然成為了中國伊斯蘭細密畫派的創始人。[10]（圖14）
圖14 銅匠, 1998, 96 x 130 cm
2004年夏，為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年，馬來西亞中央藝術研究院委託阿里雷公在短短不到兩個月時間完成一幅鄭和下西洋的巨幅畫作。根據阿里雷公的回憶，馬來西亞紀念鄭和組委會的一行人在7月上旬來到北京，在看過草稿後表示認可並確定定稿，組委會還特意提醒畫中有中文的地方一定要加上阿拉伯文。[11]
伊斯蘭細密畫最早源自手抄本書籍插圖藝術，在伊斯蘭世界的手抄本書籍和冊頁藝術沒落後逐漸淪落為單頁繪畫。細密畫的誕生和發展與波斯詩歌關係緊密，對於闡釋史詩、敘事詩等文學內容起到了劇情視覺化的輔助作用，因此具有文學性和故事性，但由於細密畫的製作複雜費時、人工和材料成本極高，最初作為宮廷藝術和上流社會的風雅之物傳播，到了後期才飛入尋常百姓家。而中國的連環畫與伊斯蘭細密畫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來自書籍插圖，但又脫離了刻本時代的文本與圖像的關係，成為了圖像為主、文字為輔的大眾通俗讀物印刷品。
圖16 和平使者——鄭和, 2004, 108 x 225 cm
這幅《和平使者——鄭和》作為阿里雷公的中國伊斯蘭細密畫代表作之一，從作品接近一丈二的尺寸（108 x 225 cm）來說似乎遠遠超出了細密畫的範疇，但在對圖像的敘事性表達上則延續了細密畫和連環畫的傳統表達方式，尤其是畫面兩側的六幅圓形“光子”，與主畫面形成呼應，用連環畫的手法解決了單一畫面敘事表達侷限的問題，從而較完整地表現了鄭和七下西洋的不同場景。（圖16）這六幅圓光小畫採用了白描淡彩的表現手法，線條的瀟灑流暢，人物形象比例協調，靈動自然表情豐富。阿里雷公說，“我畫這麼多年的中國畫，我就感覺我的線條和這種白描淡彩的表現手法，在這裡應用得是最成功。”
圖17 局部一《受命於天》
第一幅名為《受命於天》，描寫鄭和接皇帝的聖旨下殿，朝氣蓬勃，滿懷信心，英姿勃發 。（圖17）阿里雷公在作品中選用了用鄭和年富力強、青春英俊的形象來刻畫。《受命於天》中，鄭和取了聖旨，拿了皇帝的封官印信和尚方寶劍昂首闊步，背景中的殿下御林軍武士拿著各式兵器莊嚴列位，臺階上還有太監拿著拂塵，雖然線條簡單，但施以淡彩，畫面效果比較高雅。 這裡的小題目《受命於天》中的“天”有雙重意義：第一，作為穆斯林，鄭和接受國家的使命就是領受了他信仰的獨一無二的真主安拉的使命，即天命；第二，按中國君權神授的習慣，皇帝以天子自稱，在百姓和大臣面前以奉天承運的面目出現，鄭和接受皇帝授予的使命自然也是“受命於天”。
圖18 局部二《馬來結誼》
第二幅為《馬來結誼》，作者設計了熱帶島國人民載歌載舞歡迎明朝時臣的場景。（圖18）馬來西亞在馬六甲為紀念鄭和建立了博物館，當地人還為鄭和修了廟宇，發展出了鄭和崇拜，足以證明鄭和為當地人民帶去了和平與財富。鄭和在被賜姓鄭的前一年即永樂元年（1403）被國師姚道衍收為菩薩戒弟子，法號福吉祥。[12] 鄭和下西洋沿途佛教和伊斯蘭教國家眾多，因此擁有多種宗教背景身份的鄭和在與沿途不同國家交往時也擁有不同文化宗教包容性的優勢。
圖19 局部三《印度換禮》
鄭和前三次下西洋到達了東南亞蘇門答臘、滿剌加（馬來半島）、錫蘭、古裡（Calicut，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第三大城市）等國家。鄭和在印度古裡賜當地國王誥命銀印，並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鹹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13]永樂七年，明成祖命正使鄭和攜金銀貢器等到錫蘭山寺佈施，並立《佈施錫蘭山佛寺碑》。[14] 第三幅《印度換禮》描繪的正是鄭和攜隨行比丘訪問印度半島和斯里蘭卡時賜禮的場景，配景中的菩提樹和大象映襯出了南國的異域風情。（圖19）
圖20 局部四《東非傳道》
根據《明史》記載，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丁卯，鄭和復使西洋。[15] 鄭和第四次下西洋率軍二萬七千餘人，隨行有通曉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通事（翻譯官）馬歡、費信等官員。1413年鄭和艦隊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航行至非洲大陸東岸麻林迪（現肯尼亞以南某地）[16]。第四幅圓光畫《東非傳道》表現了鄭和艦隊抵達東非後，傳授先進生產技術，幫助當地人民提高農業耕作水平，這一情節是作者想象的場景，背景的建築是有非洲特色的清真寺建築，借鑑了早期埃及地區清真寺和位於肯尼亞蒙巴薩的世界遺產耶穌城堡的牆垛形式。（圖20）
圖21 局部五《波斯敘舊》
圖22 張騫出使西域（局部），2002, 166 x 246 cm
第五幅《波斯敘舊》畫面中的波斯皇帝形象延續了畫家在《張騫出使西域》作品中波斯帝王的形象。（圖21, 22）作者在此要表達的也是鄭和下西洋用海路再次聯通絲綢之路的偉大成就。鄭和下西洋期間（1405-1433）正值帖木兒帝國皇帝沙哈魯（Shah Ruh Mirza, 在位1405-1447年）在位，沙哈魯執政期間與中國明朝保持著良好的外交關係，但沒有證據表明鄭和使團與沙哈魯宮廷有過直接的交流。沙哈魯曾於1413年和1419年兩次遣使中國，其中第二次使團龐大，包括諸王子和畫師隨行記錄見聞，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17]
圖23 鄭和航海圖，《武備志·佔度載》，明天啟元年刻清初蓮溪草堂修補本，卷240，頁21b，22a
1413年明成祖同樣遣使李達、陳子魯等官員回訪帖木兒帝國，訪問了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市）。[18] 鄭和第五次下西洋（1417）時到達了波斯灣、亞丁灣和非洲東南海域，訪問了忽魯謨斯[19]、沙裡灣泥[20]等國。明茅元儀輯《武備志·佔度載》卷二百四十中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俗稱“鄭和航海圖”）記載了鄭和下西洋所取航道及沿途目的地名稱，在第二十二頁中可見忽魯謨斯島，證明鄭和船隊曾停靠位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島嶼。（圖23）因此作者發揮了想象力，用鄭和與波斯皇帝敘舊的虛構場景表達了兩國人民綿延千年的友誼。
圖23 局部六《朝臣赴命》
最後一幅圓光畫的內容是鄭和的穆斯林隨從共赴天方國聖城麥加朝覲，取名《朝臣赴命》。（圖24） 明成祖去世後，明仁宗以國庫空虛為由停止了下西洋的活動。其後宣德帝即位，以外番諸國多年不來朝貢為由重啟下西洋計劃，任命年過六旬的鄭和出使忽魯謨斯等國。[21] 1431年（宣德五年閏十二月）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在此次下西洋中，鄭和預感到生命遲暮即將走到盡頭，雖然沒有文獻記載鄭和親自抵達了麥加，但在這次航行中鄭和很有可能間接地完成了朝覲，即委任船隊中的穆斯林隨行官員代替自己完成了朝覲。《明史·鄭和傳》中記載了鄭和船隊所歷三十餘國中確有天方國，且馬歡在《瀛涯勝覽》中將天方國列在所有國家的最後，所以天方國可能是鄭和船隊造訪的最後一個國家。[22] 畫家在此圖中並沒有使用老年鄭和的形象，畫面中用青年穆斯林的群體形象取代了鄭和的個人形象，更接近於歷史真實。
圖24 《和平使者——鄭和》局部
回到這幅畫作的畫眼——主畫面的鄭和像。畫家在這裡塑造了一個充滿英雄主義氣概的鄭和形象，這幅畫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鄭和的面部，英俊且頗具稜角的五官加上堅毅自信、遠眺前方的眼神，讓這位有“番人”血統的和平使者鮮活地躍出紙面。再看鄭和的服飾，畫家在經過考證後使用了明代嵌金官帽、白色盤領簇錦四爪蟒龍袍、玉佩玲瓏帶、皂朝靴，還給鄭和配上了墨綠色的披風。（圖24）
在構思和構圖時，畫家從主畫面到六個局部小畫面首先強調了和平交往。從大畫的主題到六幅小畫的情節和各個副題，也都強調了“和平交往”的主題內容再現。鄭和腰部只配飾了兩塊象徵和諧與平安的翡翠及美玉，沒有考慮佩劍。 阿里雷公曾說：“我查看了歷年部分表現鄭和的繪畫作品和雕塑造像，不是手握寶劍，就是手拿聖旨或望遠鏡。他們都沒有從一位率領千軍萬馬代表皇帝出使的大人物的角度去理解鄭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將在外之至高身份地位和胸懷。從這角度理解了鄭和的高點出發，整個大畫面沒有安排一點點刀槍的痕跡，小畫面除了鄭和的隨從護衛必帶的護身短兵器，基本上沒有攜帶武器，由此強調和氣的氛圍，屏棄不和諧之任何細節。”[23] 從構圖的角度來看，這幅作品採用了主畫面和分情節鏡頭共同展開的表達方式，主畫面為焦點透視，鄭和位於黃金分割線處，近景的船甲板和護欄用深紅色襯托出了鄭和的主體形象，中景用飄揚的旗幟和飛翔的海鷗作為過渡，遠景則是由近及遠逐漸虛化在洶湧海浪中的壯觀船隊帆桅。
阿里雷公的《和平使者——鄭和》在馬來西亞紀念鄭和600週年展覽中得到了普遍的認可與讚許。這部作品繼承、融合了中國傳統工筆重彩、明代鄭和繡像和連環畫藝術，又加入了作者自己的英雄主義情結與新時代精神面貌，是中國伊斯蘭藝術史和中國伊斯蘭細密畫的歷史上的一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作品。與此同時，該作品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前起直至今天，參加了諸如馬來西亞、土耳其、伊朗、特別是2018土耳其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首屆傳統藝術雙年展（Yeditepe Bienali）父子特展等國內外的眾多重要展覽，還在2018年CCTV9播出的紀錄片《絲路，從歷史中走來》中得到了解讀，在紀念鄭和、宣傳中國歷史文化、促進民間文化溝通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以前舊藝術媒介所無法匹及的。因此可以認為，這幅作品已成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1] 林梅村：鄭和海外遺蹟，《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329。
[2] 羅懋登：《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明萬曆刊本，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卷十，第四十六回，頁六（6v）。
[3] 林梅村：鄭和海外遺蹟，《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331。
[4] 萬明：明代鄭和的塑像——福建長樂顯應宮出土彩塑再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03期，頁16、17。
[5] 福建省博物館考古部與福州市文物考古隊：《長樂漳港大王宮遺址清理簡報》，《福建文博》，1994年第2期。
[6] 萬明：《明代鄭和的塑像——福建長樂顯應宮出土彩塑再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03期，頁16-21。
[7]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8] 《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元至治新安虞氏刊本，1321-1323，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
[9] 金穎：《1977-1989年中國連環畫藝術性研究》，2018年，頁10。
[10] 劉陽鶴，《功崇惟志 業廣惟勤——記中國穆斯林畫家阿里·雷公》，《回族文學》，2015年03期，頁57。
[11] 阿里雷公，《話說我畫“鄭和七下西洋”》，2017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網站：http://www.chinaislam.net.cn/cms/shenghuoguangjiao/201710/23-11420.html
[12] [明] 姚廣孝，《佛說摩利支天經》，《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海洋出版社，2005年，頁15。
[13] [明] 馬歡，《瀛涯勝覽·古裡國》（1522年），參見萬明校註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馬歡曾隨鄭和三次下西洋。
[14] [明] 費信，《星槎勝覽·錫蘭山國》。費信曾於永樂七年（1409）、永樂十年（1412）、永樂十三年（1415）、宣德五年（1430）四次隨鄭和下西洋。此碑現藏於科倫坡博物館。
[15] 參見《明史·成祖本紀》，卷七，頁九六。
[16] 張治強在其文章“《鄭和航海圖》並非《鄭和航海全圖》”一文中考證了圖中地名，並認為“麻林地”（Malindi）既不是肯尼亞的麻林迪，也不是坦桑尼亞的麻林迪，而是位於非洲最南端的某地。參見中國經濟史論壇，http://economy.guoxue.com/?p=840
[17] 參見火者·蓋耶速丁，《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81。
[18] 參見 [明] 陳誠，《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周連寬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19] 忽魯謨斯（Ormus）古國由10世紀阿拉伯貴族建立，1262年成為波斯附屬國，1515至1622年被葡萄牙所佔，之後伊朗重新奪回此地。該地位於今伊朗霍爾木茲島（Hormuz），《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中稱為“忽裡模子”，《明史·外國列傳》和《星槎勝覽》中稱作“忽魯謨斯”，馬歡《瀛涯勝覽》中譯作“忽魯謨廝”。
[20] 沙裡灣泥在今也門東北沿海的沙爾韋恩角（Haswayn）一帶。
[21] 參見《明史·鄭和傳》，卷三百四。
[22] 參見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商務印書館，1935年。
[23] 阿里雷公，《話說我畫“鄭和七下西洋”》，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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