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有這樣一個故事：19世紀的倫敦，有個盲人乞丐在街邊乞討，旁邊掛了個牌子，寫著“我什麼都看不見”，願意幫助他的路人寥寥。結果當時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路過，在牌子上加了幾個字，變成“春天來了，可是我什麼都看不見”，立刻就多了許多願意慷慨解囊的人。
我們不深究這個故事的真偽，但故事背後想傳達的訊息在於，多了“春天來了”這幾個字，就讓一個本來和周圍健全路人幾乎毫無關係的乞丐，產生了某種意義上的連接------你們都看得見，唯獨我看不見。建立了這種連接後，人與生俱來的同理心就再難讓他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坐視不理。這就是呼喚同理心的作用。
如果說，減小說服面積的技巧，主要是在說服者與被說服者針鋒相對的情況下使用，那麼這個技巧則剛好相反，是當你要講述的內容或價值和在場多數人看起來沒什麼直接利益關係的時候要使用的技巧。
對平等權利抱有熱忱和追求的公民，都聽過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髮表的那篇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儘管當時的美國種族歧視相當嚴重，白人黑人平等的觀念不近白人之情，但這篇演講還是藉由呼喚同理心，感動了眾多白人。就好比，演講中提到：
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夢想有一天，在佐治亞的紅山上，昔日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敘兄弟情誼。
我夢想有一天，甚至連密西西比州這個正義匿跡，壓迫成風，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將變成自由和正義的綠洲。
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裡生活。
今天，我有一個夢想。我夢想有一天，亞拉巴馬州能夠有所轉變，儘管該州州長現在仍然滿口異議，反對聯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裡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將能與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攜手並進。
短短几句說辭，反覆地提到了“孩子”，構建起孩子們能歡聲笑語的世界的畫面，勾引起白人聽眾內心深處與黑人之間的共情——不論膚色、種族，都會有或者將會有自己的骨肉和小孩，也都會有想要守護孩子、為孩子構建美好家園的宏願。於是白人也就明白，黑人終究與他們相同，都有著人間之情、愛子之心。
這就是呼喚同理心，說服者藉由鏈接聽眾的生命經驗，訴說著彼此都可能遭遇過或者即將遭遇的不得已，最終讓聽眾對說服者發生共鳴、對說服者的遭遇產生共情和同理心，進而信服其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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