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19世纪的伦敦，有个盲人乞丐在街边乞讨，旁边挂了个牌子，写着“我什么都看不见”，愿意帮助他的路人寥寥。结果当时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路过，在牌子上加了几个字，变成“春天来了，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立刻就多了许多愿意慷慨解囊的人。
我们不深究这个故事的真伪，但故事背后想传达的讯息在于，多了“春天来了”这几个字，就让一个本来和周围健全路人几乎毫无关系的乞丐，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连接------你们都看得见，唯独我看不见。建立了这种连接后，人与生俱来的同理心就再难让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坐视不理。这就是呼唤同理心的作用。
如果说，减小说服面积的技巧，主要是在说服者与被说服者针锋相对的情况下使用，那么这个技巧则刚好相反，是当你要讲述的内容或价值和在场多数人看起来没什么直接利益关系的时候要使用的技巧。
对平等权利抱有热忱和追求的公民，都听过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尽管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相当严重，白人黑人平等的观念不近白人之情，但这篇演讲还是借由呼唤同理心，感动了众多白人。就好比，演讲中提到：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今天，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
短短几句说辞，反复地提到了“孩子”，构建起孩子们能欢声笑语的世界的画面，勾引起白人听众内心深处与黑人之间的共情——不论肤色、种族，都会有或者将会有自己的骨肉和小孩，也都会有想要守护孩子、为孩子构建美好家园的宏愿。于是白人也就明白，黑人终究与他们相同，都有着人间之情、爱子之心。
这就是呼唤同理心，说服者借由链接听众的生命经验，诉说着彼此都可能遭遇过或者即将遭遇的不得已，最终让听众对说服者发生共鸣、对说服者的遭遇产生共情和同理心，进而信服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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