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澤遜：如何成為一名專業學者？

治學之道，是指研究學問的門路，也就是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專業學者。

這個話題前人已經談得很多了，而且言人人殊，幾乎沒有完全相同的。原因是什麼？我想治學之道因人而異，因學科而異，因環境條件而異，是很難強求一律的。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每個人談的只能說是他自己的治學之道，對於別人，只能是一種借鑑。

《莊子·田子方》記載了一段孔子的高足弟子顏回對孔子說的話：“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意思是：先生走我也跟著走，先生小跑我也小跑，先生快跑我也快跑，都還跟得上，但是先生狂奔，煙塵遠遠地拋在身後，顏回我就只能眼睜睜地落在後邊了。

這是很有啟發意義的一段話，亦步亦趨地跟著老師學習，可能是個好學生，但卻很難成為像老師那樣的學者，更不用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基於上面的理由，我這裡談的治學之道，頂多只是一種參考，這是必須聲明的。

“專心致志”

我認為治學的前提是“立志”，有個成語“專心致志”，志是什麼呢？是志向，沒有志向還努力什麼？一個學者，要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其目的是超越前人，要有創新或突破。如果沒有創新，那麼研究就是不成功的。所以每一位要從事研究工作的青年，都要立大志，要有所發明，有所創造。人類的進步正是以這些不斷的發明創造為標誌的，換句話說，發明和創造引領世界潮流。

有了志向，就要為之奮鬥。我覺得頂重要的是“從師”。古今中外，學術界都很注重“師承”，他的老師是誰，老師的老師又是誰。人們至今還說“名師出高徒”。原因是，許多學問，沒有老師的指點引導，難以掌握其中的關鍵，老師的作用絕不止於“傳道授業解惑”，甚至更為重要的是傳授治學的“門道”，也就是交給你一把鑰匙。這種傳授，有時候甚至像大人教小孩走路，一步一步地扶著、領著，又如教小孩寫字，手把手地教。這些“低級”的東西，在書上往往沒有，或者即使有也不詳細，甚至無論如何詳細，你也不可能完全領會。有時候人們把這種師生傳授叫“薰陶”、“熏習”。衣服本來沒有香味，用香薰了，就染上香味了，不是近距離，又如何“燻”呢？有些體會，非貼近老師不能獲得。孔子的高足子夏曾說：

“汲取經驗”

從師，還要注意根據實際情形廣泛汲取他人成功的經驗。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清朝初年的大學者顧炎武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廣師》，列舉了他所佩服的同時代的人物十位。這十人各有所長，如謂“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張稷若即山東濟陽人張爾岐。又謂“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否不如朱錫鬯”，朱錫鬯就是浙江秀水人朱彝尊。顧炎武發現並指出他們的優長，認為值得自己師法。

我個人非常幸運地獲得了追隨先師王紹曾先生學習古籍目錄版本學的機會，在近二十年間，取得了一點成績。我感到，真正受到先生啟發的有兩件事：一是參加先生主持的教育部古籍研究項目《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編纂工作，二是參加先生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整理工作。在《藝文志拾遺》中基本掌握了目錄學，在《校勘記》中則基本掌握了校勘學，同時對稿本的認識大大加深。《清史稿藝文志拾遺》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獲教育部一等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2004年出齊，獲教育部二等獎。

王紹曾先生之外，在目錄版本學方面，我還受到顧廷龍、冀淑英、黃永年三位先生的深刻影響。1992年1月我在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讀者服務部購得一部《四庫存目》，上有民國間某位學者的批註，其目的是為6793種存目書標註版本，但所批條目不多，應當是因為那時的條件太差。我敏感地認識到這是“四庫學”的一大空白，又是版本目錄學的一大選題。於是重金買下，從此開始從事《四庫存目標註》。1993年申報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獲得批准。同時北大季羨林先生主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我應邀參加。在參加《叢書》過程中，我擔任總編室主任，先後過目《存目》，書傳世善本5000餘種，一一作了詳細的版本和文物特徵記錄，積累筆記百餘萬言，到2005年10月《存目標註》完成定稿，約三百萬字，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連索引共精裝八冊。回顧創始之初，經歷了整整十五年。如果說我在版本目錄學方面還稱得上一位專業人員的話，那麼《四庫存目標註》就是我的代表作。在該書寫作中，顧廷龍、冀淑英、黃永年三位老前輩給予了很多指導。在“七七事變”以前，顧先生即開始這項工作，但因時代原因，沒有成功。這件事我當然不知道。當顧先生得知我從事該項目時，就把自己早年的批註本《四庫存目》寄給我參考，還寫信加以鼓勵。冀先生在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工作一輩子，黃先生則是古籍版本鑑定的大專家。三位都是《存目叢書》的學術顧問，所以在1992年到1997年間，我與三位先生見面和通信的機會較多，向三位先生請教的問題也十分集中。三位先生對我的愛護流於言表，指導和幫助也格外用心。由於三位先生在版本學方面都是第一流的專家，而且各具特色，因此我在版本學方面有很大的進步。

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構成了古典文獻學的核心部分，在1997年底《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完成後，我感到自己的文獻學知識結構達到一個較為理想的狀態。兩年後，因為文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先後約我為碩士生開設學位基礎課“文獻學”，就在一學期時間內撰寫了一部《文獻學概要》，約40萬字，200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其後每年重印，是目前比較通行的文獻學教材，被評為“十一五國家級教材”。回顧近二十年的治學過程，如果山大沒有一位王紹曾先生，那麼就不可能有“目錄版本”這樣一個極具特色的專業方向，自然也完全不可能進一步產生《四庫存目標註》這樣一個選題。沒有顧、冀、黃諸先生的特別指導和提攜，《存目標註》也難以達到應有水平。這是“從師”和“廣師”的必要性。

“因地制宜”

接下來我要建議的是“因地制宜”。世間萬事都帶偶然性，可是偶然的機遇被你抓住，又帶必然性。我上山大時喜歡中國古典文學，後來發現學習古典文學必須以音韻學、訓詁學為基礎，於是轉而學習語言文字學，並進而發生濃厚興趣。大學畢業考入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當時認為古籍整理主要是標點、校勘、註釋，與傳統語言文字學是一致的。兩年畢業順利留所工作，可是所裡安排跟王紹曾先生從事古籍目錄版本學研究，具體說就是參加王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編纂工作。那是1987年。這項工作持續了七八年才完成，每天上午、下午都坐班，地點在圖書館古籍部。山大圖書館收藏的古籍書目非常多，其基礎是膠州張鑑祥（鏡夫）“千目廬”舊藏。所謂“千目”，就是一千種目錄學書籍。這些書目正是從事《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的基礎。換句話說，王先生從事《拾遺》與山大圖書館的“特藏”密不可分。王先生還主持完成了《山東文獻書目》、《山東藏書家史略》、《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山左戲曲集成》、《漁洋讀書記》等山東文獻方面的項目。王先生是江蘇省江陰人，上世紀五十年代來到山東工作，把山東當成第二故鄉，潛心研究山東的歷史文獻，並做出了突出成就。如果不是在山東，從事山東文獻研究首先會碰到資料困難。但是，在山東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很多，卻不一定會從事山東地方文史研究。王先生作為一名從外省來山東工作的學者，他的選擇帶有明顯的“因地制宜”的特色。清代文獻、山東文獻、張元濟研究，構成王紹曾先生古典文獻學成就的主體，不難發現，“因地制宜”是王先生治學方法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作為王先生的學生，我近年從事的主要是兩大項目：一是國家清史項目《清人著述總目》（即新修《清史》藝文志），二是山東省政府特批重大項目《山東文獻集成》。這兩個項目規模都非常大，但從淵源上不難看出，都不過是王先生研究工作的繼續。

小時候有一首振聾發聵的革命歌曲，現在人們不再唱了，可是其中的兩句我依然不能忘懷：“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因地制宜”的“地”，就是“水”和“秧”，“魚”和“瓜”就是成果，“因地制宜”就是如何利用現實條件取得應有的成果。我想，來山東工作對王紹曾先生來說是偶然的，但他的目錄版本學修養，是他在山東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結果的內因。有的同學一進大學、一考上研究生，就為將來的工作憂慮。我想無論將來幹什麼，都需要有深厚的學術根柢，抓緊點滴時間努力學習，也許是對未來工作的最大幫助吧。

治學之道還有勤奮、刻苦、持之以恆，都是十分重要的，限於篇幅，就不再面面俱到了。

《書林叢談》是杜澤遜先生的自選集，遴選未出版過的可讀性較強的文章三十篇。大致分為三部分，一是先生從事或主持古籍整理項目的心得體會，二是近年所作專業方向內的序跋文章，三是回憶與學界前輩的交往。

學界普遍認為杜澤遜先生學問做得好、課講得好，文章寫得也好。杜先生主持大規模項目較多，成果顯著。這 種普及性較強、主題較為輕鬆、適合一般讀者閱讀的集子並不多。此書既適合專業的文史工作者和學生檢省學問門徑，又適合非專業的文史愛好者瞭解文史專業學科概況、領略前輩學人風采。

杜澤遜先生

杜澤遜，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所主持或發揮重要作用的重大項目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清人著述總目》、《清史·典籍志》、《十三經注疏匯校》、《日本 國藏漢籍總目》、《山東文獻集成》等。著有《四庫存目標註》、《微湖山堂叢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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