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戰爭理由上，強調是日本幫助其他弱國

　　日本為其戰爭的正義性進行辯護的那些前提與美國的恰恰相反。日本衡量國際形勢的觀點與我們也不同。美國把戰爭的起因歸之於軸心國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國以征服的行動非法地破壞了國際和平。軸心國所佔領的地方，不論是滿洲國、埃塞俄比亞還是波蘭，都證明他們推行的是壓迫弱小民族的罪惡方針。他們踐踏了“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對自由企業“開放門戶”的國際準則。日本對戰爭原因則有另外的看法。他們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鬥。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瞭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國內實現了統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亂，建築了公路、電力、鋼鐵產業。據官方公佈的數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都受到公共學校的教育。

【小編評：戰爭的理由總是冠冕堂皇，但像日本如此自大的，真不多。】

2.在戰鬥力量上，認為精神力量是最強大的

　　對於勝利的希望，日本所寄託的基礎也不同於美國的通行見解。它叫嚷日本必勝，精神必將戰勝物質。他們說：美國是個大國，軍備力量確實優越，但這算得了什麼？這些都是早就知道的，根本沒有放在眼裡。日本人從他們的一家大報紙——《每日新聞》上，讀到了以下一段話：“我們如果害怕數字就不會開戰。敵人的豐富資源並不是這次戰爭創造的。”

　　就是在日本打勝仗的時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營，以及軍人們都反覆強調說：“這次戰爭並不是軍備的較量，而是日本人信賴精神與美國人信賴物質的戰爭。”在我們打勝仗的時候，他們還是反覆地說：“在這場較量中，物質力量註定必將失敗。”這一信條在塞班、硫黃島潰敗時，毫無疑問成了很方便的遁詞，但這並不是專門為失敗而準備的遁詞。在日軍誇耀勝利的幾個月中，它一直起到了進軍號角的作用，並且早在偷襲珍珠港以前，它就是一個深入人心的口號。在三十年代，前陸軍大臣、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荒木大將在名叫《告日本國民書》的宣傳小冊子中寫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於“弘揚皇道於四海，力量懸殊不足憂，吾等何懼於物質”。

【小編評：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物質決定意識。顯然二戰期間的日本人陷入了唯心主義的陷阱了。】

　　當然，像許多備戰的國家一樣，他們實際也在擔憂。在整個三十年代中，國民總收入用於軍備的比例驚人上升。在偷襲珍珠港的那年，國民總收入將近一半被用在陸海軍的軍備上。有關民用的行政支出只佔政府總支出額的百分之十七。日本與西方各國的區別並不在於日本對物質軍備毫不關心。但是，軍艦和大炮，只不過是永世長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徵，猶如武士的佩刀是他的道德品質的象徵。

　　美國一貫追逐強大，日本則一貫重視非物質資源。日本也像美國一樣開展增產運動，但日本增產運動的基礎卻在於其獨特的前提。他們說，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質當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卻是次要的、瞬間的。日本的廣播電臺經常叫嚷說：“物質資源是有限的，沒有千年不滅的物質，這是永恆的真理。”這種對精神的信賴被原原本本地應用於戰爭的日常行動。

　　甚至在民間，日本當權者也推行精神優越於物質條件這一信條。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廠裡幹了12小時，又被通宵達旦的轟炸搞得筋疲力盡了嗎，他們就說：“身體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揚”,“越是疲倦，就越能鍛鍊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嗎？大日本體育會就在廣播中命令大家做禦寒體操，說這一體操不僅能代替取暖設備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一般老百姓為維持正常體力所需而又很匱乏的糧食。他們說：“當然，也許會有人說，在現在食品缺少的時候談不上做什麼體操。此話不對。食物越是不足，我們就越要用其他方法來增強我們的體力。”這就是說，

【小編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誌，做事情，還是應該實事求是。】

3.對待天皇的態度

　　天皇對其臣民到底擁有多大的控制力呢？有幾位美國權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個封建時代的七百餘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無實的傀儡元首。每個人所盡忠的對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軍事大元帥——將軍。對天皇忠誠與否，幾乎根本沒人關心。天皇被幽禁在被隔絕的宮廷之中，其活動和儀式均受將軍所制定的規章制度的嚴格限制。甚至一個地位很高的封建諸侯如果對天皇表示敬意就被視為是背叛。對於日本一般老百姓來說，天皇幾乎不存在。一些美國學者堅持，日本只能從它的歷史來加以理解，為什麼一個在還活著的老百姓的記憶中模模糊糊、默默無聞的天皇，能夠被擁戴起來，成為日本這樣保守的民族重新集結力量的真正中心？他們說：那些反覆強調天皇對其臣民有永世不墜的統治權的日本評論家是太誇大了，他們的堅持只證明了他們論據的脆弱。

　　許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幹的美國人，讀過來自前線的或日本方面的報道或文獻的，則持有相反的意見。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非常清楚，沒有什麼比用言辭侮辱天皇，或者攻擊天皇，更會刺痛日本人、並激起他們的士氣了。他們決不相信，日本人會把我們攻擊天皇看作是攻擊軍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們親眼看到，“德漠克拉西”①的口號非常響亮，軍國主義名聲很臭，以至軍人外出到東京市區時都要謹慎地換上便裝，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對天皇的崇敬照樣是狂熱的。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士聲稱，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與“希特勒萬歲”是不能相比的，後者只不過是納粹黨興衰的晴雨表，是與法西斯的一切罪惡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① 作者在這裡特意摸仿日本人發音，把“德漠克拉西’拼作de-mok-ra-sie.——日譯者

　　日軍俘虜的證詞印證了上述觀點。日軍俘虜與西方的軍人不一樣，他們沒有受過在被俘後可以說什麼、不能說什麼的教育，因此，他們對各種問題的回答，顯然缺乏統一性。這種不加訓練當然來自日本的不投降主義。這種狀況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也沒有改變，但那時只限於一部分軍團和地方部隊。俘虜的證詞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日本軍隊意見的一個橫斷面。他們並不是一些因士氣低落而導致投降的士兵，也不是因投降而喪失了典型代表性的士兵。除了極少數以外，幾乎都是在受傷或失去知覺後，無力抵抗而被俘的。

　　那些頑強抵抗到底的日軍俘虜，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歸根於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聖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天皇而獻身”、“天皇指引國民參加戰爭，服從是我的天職。”然而，反對這次戰爭及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人，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歸之於天皇。對所有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厭戰者稱天皇為“愛好和平的陛下”，他們強調天皇“始終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是被東條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陛下表示反對軍部”、“戰爭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沒有許可的情況下發動的。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讓國民捲入戰爭。天皇並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樣的虐待。”這些證詞和德國戰俘完全不同。德國戰俘不管他們如何對希特勒手下的將軍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為表示不滿，他們仍然認為，戰爭和備戰的責任必須由最高的戰爭賠償者——希特勒來承擔。但是，日本戰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忠誠與對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的政策是兩回事。

　　但是，對他們來講，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日本沒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徵，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

　　這些一致認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論調，在習慣於認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懷疑和批判的美國人看來，簡直是欺人之談。但是直到戰敗，這些卻毫無疑問地仍然是日本的輿論。審訊戰俘最有經驗的人，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每份審訊筆記上寫下“拒絕誹謗天皇”的字樣。因為沒有一個戰俘願意誹謗天皇，包括那些和盟軍合作、為我們向日軍作廣播的人在內。從各地彙集的許多審訊戰俘口供中，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對天皇，其中只有一份居然講到：“保留天皇在位將是一個錯誤。”另一份則說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過是個傀儡。”第三份則不過猜測說，天皇可能會讓位於皇太子；如果日本廢除君主制，青年婦女也許能指望獲得她們羨慕已久的、美國婦女那樣的自由吧。

　　因此，日本軍部統領利用全體日本人的這種一致崇敬，他們把“天皇恩賜”的香菸分賞給部下；在天長節時，率領部下遙向東方三拜，高呼“萬歲”。在“部隊日夜受到轟炸時”，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誦天皇親自在“軍人救渝”中向軍隊頒賜的“聖旨”、“奉誦聲在森林中迴盪”。軍國主義分子極力利用人們對天皇的忠誠。他們號召所屬官兵要“奉詔必謹”，“免除聖慮”，要“以崇敬之心報陛下的仁慈”，要“為天皇而獻身！”但是，這種對天皇意志的遵從卻又是一把雙刃劍。正如許多日本戰俘所說，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縱然只有一杆竹槍，也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戰鬥。同樣，只要是天皇下令，也會立即停止戰鬥。”“如果天皇下詔，日本在第二天就會放下武器。”“連最強硬好戰的滿洲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聖旨，才能使日本國民承認戰敗，並情願為重建家園而生存下去。”

　　對天皇無條件的無限忠誠，對天皇以外的一切人和集體則加以批判，這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日本的報刊雜誌或戰俘的供詞中，有不少對政府和軍部領導人的批判。對他們前線的指揮官，尤其是那些不能與部下一起共命運的人，戰俘們破口大罵；對那些坐飛機逃跑，而撇下士兵讓他們頑抗到底的指揮官更是倍加痛恨。他們常常對一些軍官加以讚揚，對另一些軍官嚴厲譴責，對日本事物毫不缺乏辨別善惡的形跡。甚至日本國內的報紙、雜誌也在指責“政府”，他們要求更加強有力的領導和更大的協同努力，並指責政府不能令人滿意。他們甚至抨擊政府限制言論自由。1944年7月，東京一家報紙刊登的一篇有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日本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贊會領導人物參加的座談記錄，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發言者說：“我以為振奮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言論自由。近幾年來，日本國民不敢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心裡想說的話。他們害怕講了些什麼後會受到責怪。他們滿腹狐疑，只是表面應付，變得膽小如鼠。這樣，決不可能談什麼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位發言者對此更進而加以發揮道：“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選區的選民座談到深夜，就各種事情徵求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卻唯唯諾諾不肯開口。言論自由完全被否定了。這確實不是一種激發人們鬥志的好辦法。在所謂戰時特別刑法和治安維持法下，國民深受限制，變得膽小如鼠，簡直像封建時代的老百姓一樣。因而能夠發揮的戰力，現在卻仍然沒有發揮出來。”

　　這樣，即使在戰時，日本人對政府、對大本營，以及對他們的直接上司都進行了批判。他們並沒有無條件地承認等級制的優越。然而，唯獨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無上性在近代才得以確立，為什麼會如此受到尊重？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麼怪癖會使天皇獲得這種神聖不可侵犯性？只要天皇一聲今下，日本人就會“揮舞竹槍”，戰鬥至死。同樣，只要敕令一下，日本人也會老老實實承認戰敗，接受佔領。日本戰俘的這些話是真的嗎？會不會是故意欺騙我們的無稽之談？或者確實是真的？

【小編評：天皇是什麼？天皇就是日本人心中的那個影子罷了。相信讀過文章大家心裡對日本人心中的天皇，已經有了很高的理解。】

4.其他態度

　還有一些其他的態度，則更與日本軍隊有著關係。其中之一是對日軍戰鬥力消耗的態度。當美國把海軍勳章授給臺灣海峽機動部隊指揮官喬治·愛斯·麥肯因將軍時，日本的廣播電臺對此表現極大的驚訝，其態度與美國人截然相反。廣播內容如下：

　　“對司令官約翰·愛斯·麥肯因①受勳的官方理由並不是他擊退了日軍。我們不瞭解他們為什麼不這樣說，因為尼米茲的公報已宣稱他擊退了日軍。（中略）麥肯因受勳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了兩艘損壞的美國軍艦並把它們安全地護送到基地。這件小報道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實實在在的事，而不是虛構的。（中略）我們並不懷疑麥肯因將軍確實救了兩艘軍艦。我們希望你們瞭解的只是這一奇特事實：“在美國，救了兩艘軍艦就能受勳。”

① 麥肯因的名字與前文本不一致（前文為喬治，此處為約翰），可能是作者原文照引了日方當時的誤傳。——日譯者

　　美國人對一切救援行動，對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幫助都深為感動。勇敢的行為，如果使受難者獲救，就更加是英雄行為。日本人的勇敢則排斥這類救援。甚至我們在B29轟炸機和戰鬥機上配備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為“膽怯”。他們的報紙、廣播反覆談論這個話題，只有視死如歸的冒險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謹慎則是無價值的。這一態度在對待傷病員及瘧疾患者的時候，也反映得很明顯。這些士兵在他們看來是廢物。醫療服務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戰鬥力。時間一長，補給上的困難致使本來就匱乏的醫療設施更加難以維持。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對物質主義的蔑視在這裡起了重大作用。日軍士兵被教導說，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而我們這樣對病患者的照顧，好比轟炸機上的安全設備一樣。反而成了對英雄主義的干擾。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國人那樣慣於光顧內外科醫生。在美國，對傷病患者的憐憫要遠遠地勝過對其他福利設施的關心，這一點幾乎連和平時期來美國旅遊的歐洲人也經常談論。這些在日本確實是陌生的。總而言之，在戰爭中，日本軍隊中沒有一個受過訓練，能夠在戰火中搬運傷員進行搶救的救護班，也沒有系統的醫療設施，如前線救護所、後方野戰醫院，以及遠離前線的康復醫院。對醫療品補給的關注就更加令人慨嘆了。在某些緊急情況下，傷病員乾脆被殺掉。尤其是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日本人常常不得不從有醫院的地點撤退，他們卻根本沒有在尚有條件時預先轉移傷病員的習慣。只是在部隊真正執行所謂“有計劃的撤退”時，或是敵人已經出現在眼前時，他們才想到採取一些措施。

　　對傷病員的這種態度既然是日本人對待本國同胞的基本原則，那麼，這一點對處理美軍戰俘上也起了同樣重要的作用。按我們的標準來看，日本人不僅對戰俘，而且對他們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賓上校軍醫哈羅魯得·格拉特里（Harald.G1attly）說，他作為戰俘在臺灣被監禁三年期間，“美軍戰俘所受到的醫療護理超過了日軍士兵。俘虜營中的盟軍軍醫可以照顧盟軍俘虜，而日本人卻一個軍醫都沒有。有一段時間，日軍給他們自己人治病的唯一的醫務人員是一個下士，後來升了中士。”這位上校一年只能看到一、兩次日本軍醫。①

① 1945年10月15日《華盛頓郵報》報道。

　　日本這種關於兵員消耗理論的最極端的表現就是他們的不投降主義。西方任何軍隊在盡了最大的努力而面臨寡不敵眾、毫無希望時便向敵軍投降。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光榮的軍人，而且根據國際協議，將通知本國，使其家屬知道他們活著。無論是作為一個軍人或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們都不會因此而受辱。然而，

　　所以，對日本人來講，那些成了戰俘的美國人，光是投降這件事就夠可恥的了。即使沒有受傷、瘧疾、赤痢等等，也已經是個“廢物”而被排除在“完好的人”的範疇之外。許多美國人都曾談到，在俘虜營裡，美國人發笑該是多麼危險，又是如何刺激了看守的。

　　投降是可恥的，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處。這與我們的戰爭慣例根本不同，而他們則視為理所當然。有些美軍戰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國政府以便家屬知道自己還活著，他們大吃一驚，並非常蔑視。巴丹半島的美軍會向他們投降，至少日本一般士兵是想不到的，他們以為美軍會像日軍一樣奮戰到底。他們實在無法理解，美國人為什麼會絲毫不以被俘為恥。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間一種最戲劇性的差別，莫過於日軍被俘後竟與盟軍合作。他們頭腦中根本沒有適應這種新環境的準則。他們喪失了名譽，也就喪失了作為日本人的生命。直到戰爭快要結束的前幾個月，才有極少數人要求回國，不論戰爭結局如何。有些人要求處決自己，說：“如果你們的習慣不允許這麼做，那麼我就做一個模範戰俘。”他們比模範戰俘還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極端國家主義者給我們指出彈藥庫的位置，仔細說明日軍兵力的配置，為我軍寫宣傳品，與我軍飛行員同乘轟炸機指點軍事目標。好像他們在生命中翻開了新的一頁，其內容與舊的一頁完全相反，但他們卻表現出同樣的忠誠。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戰俘都是這樣。有少數人頑梗不化。而且，無論如何，必須先提示一些有利條件，才可能有上述行為。有些美軍指揮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協助，以至有些戰俘營根本未打算利用日軍戰俘可能提供的服務。但在接受日軍戰俘合作的戰俘營中，原先的懷疑則必須消除而日益代之以對日軍戰俘的信賴。

　　美國人並沒有預料到戰俘們會做出如此180度的大轉變，這與我們的信條是格格不入的。但日本人的行為則好像是：擇定一條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敗，就很自然地選擇另一條道路。他們這種行為方式，我們在戰後能否加以考慮利用？或者這只是個別士兵當了俘虜後的特殊行為？恰如日本人在戰爭期間的其他行為的特殊性強迫我們思考一樣，它提出了有關整個生活方式（他們被這種生活方式所制約）以及他們各種制度的作用方式、他們所學到的思維和行動習慣等等許多問題。

【小編評：日本的極端主義哲學導致他們這種奇怪的行為。既然他們都是敢為自己國家拋頭顱之人，那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勇士？小編認為，他們或許有勇氣去死，但他們稱不上勇士，因為他們的行為不是正義的。哪怕他們自己的理由再冠冕堂皇，也無法改變他們是一群侵略者，是一群殺人犯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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