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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伊姐（周桂伊）小星
經過一個多月的抗“疫”戰，我國的疫情慢慢好轉，幾乎每天都有多省市持續確診病例0增長、患者被治癒出院的喜訊傳來。
漸漸的，充斥在朋友圈的，不再是死亡和噩耗，但是，快樂也沒有回來，而是一種安靜和低落。
“身體受傷了，大家都可以看得見，但心理受傷了，只有自己可以看得見。”
是時候去正視了：全民心理危機。
最初，你會覺得這種危機，只在武漢，只在被新冠肺炎感染的人及其家人、朋友那兒。
武漢某社區心理諮詢師潘蘭講述過一個張姓女孩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 23歲的她，母親在確診後，被勸告回家自行隔離，連續發燒九天的母親也曾多次出現輕生的念頭，覺得“活著也沒意思。
- 武漢前期床位告急，她用盡一切辦法，得到的結果都是等通知。她連續一週失眠，深夜痛哭。
- 她描述那種心情：“前面沒有任何路可以走了，就是死路一條，也沒有人可以幫你。”
潘蘭說，她不止一次，接到過來自疾控中心的求援，單獨隔離病房的患者怒吼，哭喊著
“不想活了”。一間方艙醫院的主任說，他們70%的工作都是在處理被新冠肺炎感染患者的心理問題。
一位被隔離者這樣描述著自己的近況——
- “沒有外界交流，很壓抑。我覺得自己很失敗，不僅讓父母為難，也沒辦法讓孩子上進，工作上也有阻礙。”
為了避免給整個家庭帶去傳染，他們下意識地疏遠家人。
這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孤獨和焦慮，然後是失眠、煩躁、心悸……
後來，你會慢慢發現，這些心理危機，竟然也會出現在堅守一線的工作人員身上。
- 一位社區工作者給心理治療師打電話：“我希望自己感染新冠，這樣不需要面對那麼多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們回家後，總擔心自己被感染，不敢碰孩子，不敢碰親人。
這次疫情中，即便是早已見慣生死的醫護人員，每天直面大量確診甚至重症病患，他們的內心也備受折磨。
- 一名男性醫護工作者不停地自責：“都是我不好，如果我能再堅持一下（自己的立場）就好了……”然後一直哭一直哭……
- 一位ICU醫生說，一位逐漸好轉的重症患者，一小時前還跟他說了話，喝了粥，但轉眼人就沒了，連搶救時間都沒留給醫生。他無法釋懷，“我是不是盡力了？”
隨著時間推移，你會發現，這種無助和低落，也發生在你周圍以往非常健康的朋友身上。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很成熟地處理情緒，很多人在隔離期間，內心飽受煎熬，莫名沮喪、焦慮以及失眠。
我一個朋友覺得前途渺茫，公司撐不下去，自己要在40歲失業，陷入了深深的中年危機：酗酒、寡言、常常發呆，好像老了十歲。
另一個朋友覺得自己可能患上了強迫症，每做一件事前後必須洗手，出門要戴三層口罩。
而且她開始無法信任他人，甚至自己。
有一天，她只戴了一層口罩，於是她懷疑自己被感染了，不管家人怎麼勸說都沒用，而且脾氣越來越暴躁，情緒越來越低落。
疫情之下，如果你去傾聽，每天都有幾百萬種心碎的聲音。有時候很激烈，有時候很安靜。
唯一確定的，就是它的影響絕不止於現在。
很多人宅在家，希望我們這個電影號推薦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今天，我們就來推薦一部。
它非常應景，我覺得也許全民都需要看看，它就是日本NHK播出的新劇
《療愈心中的傷口》。它改編自日本精神病學家、日本PTSD研究的先驅安和隆的人生經歷，故事的主要背景是——
那場地震離現在已經過去25年，但日本民眾還是會在每年1月17日上午5點46分（大阪地震發生時間點）進行默哀。
因為它帶來的，除了身體、經濟的損失，正如劇名，還有心裡的傷口。
僥倖活下來的人，有的仍舊擔驚受怕，惶惶不可終日；
有的精神恍惚，手裡像抱著嬰兒一樣抱著被子的一角搖搖晃晃；
有一個男人，在災難中失去雙親，他抱著父母骨灰，求醫生幫忙分辨哪個是父親，哪個是母親……
你以為這是地震特有的後遺症嗎？不，所有的大型災難後，這些應激反應都會存在。
《療愈心中的傷口》裡有幾幕讓我印象很深刻。
一個男人在地震中倖免於難，自家房子也沒有損壞。他洋洋得意地跟安和隆醫生說，自己買了很多很多股票。
可是當他坐下來看到安醫生關切的眼神時，突然情緒失控，開始痛哭流涕。
“周圍都燒起來了，只有我家沒事，好是好，但總覺得對不起大家。”
這是典型的“倖存者傷痛”：為什麼活下來的是我？我虧欠了所有人，我有原罪。
那些災難倖存者，怎麼可能毫髮無損，走在街上，彷彿陽光從來都如此明媚？
男人痛哭著說：“我已經什麼都不想看了。”
同樣的，還有一位女子，在地震時和丈夫僥倖逃生。
但是，從那天開始，他們在逃生過程中聽到的求救聲、垂死掙扎的呻吟聲，一直縈繞耳邊，讓她再也無法安睡。
丈夫嫌她嘮叨，禁止她提起這些，但丈夫的行為，何嘗不是因為難以承受而選擇逃避呢？
面對形形色色的受創者，溫和又有耐心的安醫生認真地傾聽每一個人訴說。
他不只是用耳朵，更重要是用心在“聽”，因為不是每種心聲都能被諮詢者用語言表達出來。
就像避難所裡的孩子們，開始玩“地震”遊戲。
孩子太小，不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情緒，從而通過遊戲來宣洩。在大人看來，這是孩子們沒分寸的胡鬧，往往會換來一頓斥責。
但是安醫生透過孩子們的行為解讀出了他們的心聲，讓大人們能接收到——“孩子們受到的打擊太大了。通過這個遊戲，他們在調整自己。”
在傾聽的過程中，安醫生也在適時地引導。
一個小男孩說出心中的困惑：是我太軟弱嗎？我害怕地震是軟弱的嗎？他把對餘震的害怕都憋在心裡，假裝不在意，搞得情緒失控，快要崩潰。
安醫生告訴他：軟弱是好事啊。
因為軟弱，才可以體會到他人的軟弱，並給予幫助。叔叔就很軟弱，但我一點不為此羞愧。
有一群人的心理問題最容易被忽略，從災難發生後便一直堅守在前線的工作人員，那些記者、醫生、警察……
他們總被認為是“無冕之王”“白衣天使”“人民信心”，他們的形象，總是堅強勇敢、無所畏懼。
但事實上，目睹了那麼多失控後，他們內心裡除了恐懼，還有對自己的懷疑和深深的無力感。
安醫生肯定了他的意義——是記者幫我們記住了歷史。
很多人看這個電影會說，可我不是心理醫生啊，我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理醫生，它離我太遠了。
不，當災難發生時，我們誰都不是旁觀者，即便力量再微薄，也在散發著能量。
作為普通人，我們是彼此療愈的，對他人多一點點的善意，也許就挽救了對方的人生，同時，也給了自己機會。
在這部劇中，地震過去兩年後，避難所的所長，因為無法走出失去妻子的傷痛，患了抑鬱症，甚至有了輕生的念頭。
他給女兒打電話，說家裡沒米了，其實是他向女兒發出的求助信號。
只可惜，女兒沒接收到，只是跟他說：“事情過去那麼久了，該打起精神來了。”
他萬念俱灰，拿起刀正準備自殺時，隔壁鄰居送來了一份做好的魚，也正是這份善意，挽救了所長。
其實，在兩年前，所長的善意和關懷也曾治癒過這位鄰居。
地震後，孩子們比以前更愛哭鬧，而日本是一個“絕對不要麻煩他人”的民族，他們的母親深感歉意。
而所長絲毫不介意，只是溫和地對孩子說:“地震很可怕吧，不過它已經過去了呦。”
所以，請不要忽略自己的力量，也許只是多做一點事，多給朋友一個問候，多給親人一點溫柔，你就是對方的心理醫生。
劇中有一個總結，我覺得很深刻，心中傷口的療愈到底是什麼呢？
安和隆說：“不讓任何人孤獨。”
2003年非典時，鍾南山院士就曾提醒：“非典康復者因心靈創傷所誘發的心理障礙，是最大的後遺症。”
對於心理的治療，有汶川、非典等經驗在前，這次疫情剛開始，國家就採取了行動。
1月26日，國家衛健委就發佈了相關心理干預指導原則的通知；
同時，組織了全國幾十位心理專家奔赴武漢，援助抗疫一線心理治療。
在方艙醫院，設立院內廣播臺、編印《走進方艙》心理疏導手冊、提供線上諮詢等，及時為大家解決問題。
（在對新冠肺炎患者和醫護心理疏導多日後，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高級心理諮詢師肖勁松帶領團隊編寫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心理干預手冊”發放給方艙醫院內患者。）
這是國家的進步。
但落實到每個個體，我覺得心理康復的路，任重道遠。
- 普通人不要把心理壓力看做一種恥辱，要學會傾訴，甚至向專業心理醫生求助。
- 對自己的情緒有所覺察，它很容易被反映在親密關係裡，所以溝通變得更加重要。
- 堅持運動，因為運動可以幫助你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 給自己樹立一些目標，即便無關名利。因為實現自我的成就感，始終是活著的最清晰動力。
從最積極的一面來看，疫情也許是我們修復與親人，甚至與自己的關係的一次機會。抓緊這個機會，也許我們的人生從現在開始，就慢慢發生了改變。
在《療愈心中的傷口》裡，安醫生安慰哭泣的人——“沒關係，活著就好了。”
那些孩子們，因為大人的理解，在足球場上競技比賽，重新綻放笑容。
安醫生在自己人生最艱難的時候，說過一段話——“不管是驚悚的電影，還是悲傷的電影，結束時，銀幕上都是一個'終'字。然後觀眾都能回到自己的世界。正是知道這一點，即使痛苦悲傷的片子，也可以看下去。”
人類最大的智慧，是等待和希望。
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總會感謝和擁抱，那個在人生特殊階段按下了暫停鍵的自己，那個自我懷疑，然後自我解惑了的自己。
請你，擁有這個信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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