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美國《紐約時報》3月13日文章，原題：中國為西方爭取了時間，西方卻把它白白浪費了
近兩週前，我坐飛機從北京到倫敦，我知道該怎麼做：下飛機直接自我隔離。我之前住在中國。自1月下旬以來，中國採取了雷厲風行的封鎖措施。 這清楚地表明，所有居民，甚至是武漢之外的居民，都處於一場全球健康危機之中。北京的登機過程是最後的提醒：兩次強制性體溫測量和一份電子健康聲明，我還必須提供電子郵件地址和兩個聯繫電話。
顧客排隊間隔一米進入超市
但是，當飛機接近倫敦時，一種不真實感油然而生。航空公司發了一張廉價印刷的紙，僅建議我們在感到不適時撥打國家衛生服務熱線。抵達後，沒有體溫檢測，沒有健康聲明——這意味著我們中如果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英國官員很難追蹤到我們。 我們從飛機上走下來，摘下了口罩，消失在城市中。
此後幾天，病毒迅速擴散，歐洲和美國深受其擾。意大利現在處於封鎖狀態，美國的病例也在迅速增加。股市暴跌。週三，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了每個人都已經知道的事情：這是一種全球性流行病。 也許當您閱讀本文時，倫敦最終不得不執行機場健康檢查和申報。
但這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即在過去的幾周內，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對新冠病毒暴發的態度，即便不是消極被動，至少也是漫不經心——讓遏制病毒擴散的最佳時機白白溜走。 中國遭遇的是一場兇猛的突襲，而西方國家的政府提前幾周就收到了通知。
外界似乎認為中國的經歷具有其獨特性。我想這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覺得中國遠在天邊，流行病肯定不會傳播得這麼遠、這麼快。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外界尤其是西方人，總盯著中國的政治體制，這使他們輕視了中國決策的可能價值和重要性。
當中國在1月份實施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時，一些外國主流媒體不僅批評這些措施過度，還說這套做法落後或毫無意義。中國僅用一週多時間建成兩所醫院，然而對中國這一壯舉的驚歎也夾雜著某種不懷好意。而且，當建立隔離中心收容感染者，使他們不會將疾病傳播給家人時，這種努力被描述為反烏托邦，或者至少是混亂的。
總的來說，我認為中國的隔離措施得到了民眾的支持。政府努力工作以促使人們接受採取強硬措施的必要性。政府用大量的社交媒體帖子、事蹟、廣告牌、廣播節目和文章，讓公眾認識到病毒的風險。
隔離最嚴格的時期我就住在中國，也跟發牢騷的精英們交流過。從這些經歷我知道，人們對遏制疫情的措施沮喪甚至惱怒，但他們基本上也是支持的。
西方有些人只關注中國如何未能阻止最初的疫情暴發，但卻忽略了中國體制行之有效的方面。 機場檢查體溫、保持社交距離或為任何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提供免費治療，這些都與威權主義無關。
然而，在中國以及後來亞洲其他地方疫情擴散的幾周裡，太多的國家都在遠觀，彷彿這一切與他們無關。一些政府因缺乏政治意願而猶豫不決。有些則似乎掉入了認為中國永遠是“他者”的觀念，以為中國的經歷與我們無關，更不用說提供任何經驗教訓了。
（來源：環球時報-環球網/ 作者伊恩·約翰遜 陳俊安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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