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公開場合脫鞋，屬於一種不文明行為。但令人意外的是，古人的做法卻恰巧與之相反。瞭解歷史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在一些重要場合上，古人不僅會席地而坐，而且多跣足而立。
所謂“跣足”，既脫掉鞋履。許慎《說文解字》曰：“跣，足親地也。”龔自珍的外公，清代經學家段玉裁作注說：“古者坐必脫屨，燕坐必褫襪，皆謂之跣。”在漢代或更早之前，王公大臣在參與朝會時，不僅要脫掉鞋履，有時也要將襪子脫去。由此可見，古人在公開場合脫鞋，非但不是粗鄙之舉，反而是起居禮的要求。
不妨來看“倒履相迎”的典故。當然，主人公並非是曹操與許攸，而是同時代的蔡邕與王粲。據《三國志·王粲傳》記載：“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曹丕將王粲推崇為建安七子之首，可見後者頗有才學。聽說王粲前來拜訪，喜愛提攜後輩的名士蔡邕急忙“倒履相迎”，可見他當時便是跣足而立。
一、脫履習俗是禮制要求
據《禮記·曲禮上》記載：“待坐於長者，展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這段史料，為後人提供了兩條線索。其一，《禮記》是先秦禮制典籍，這說明脫履習俗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時期。而西周禮樂制度又最為完善，亦可知該習俗流行於西周貴族階層之中。其二，古人在登堂入室時需要脫履，這應當是表明客人對主人的尊敬之意。一言一行，頗有禮制。
在一些重要公開場合，如天子舉辦宴會、國家舉行祭祀之時，大臣上殿則必須脫履。不僅如此，他們在退堂之後，也要按照一定流程將鞋履取走。見於《儀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祭，而俟君卒爵。然後受虛爵，退，坐取屨，隱闢而後屨。”可以看到，臣子為表達自己對君王的尊敬之意，需要根據一定步驟將鞋履取下，然後尋一僻靜無人處，再將鞋子穿上。
如果，有臣子不遵守脫履這一習俗，則會被君王以大不敬治罪；更有甚者，當以死罪論處。 哪怕是君王跟前的“紅人”，也不能隨意破壞這個規矩。正如晉國大夫師曠，其人稟性剛烈，正道直行，他勸學晉平公的事蹟，更是廣為傳頌。但即便如此，當師曠沒有遵守脫履習俗時，也難免要受到晉平公的問責。
據《說苑》記載：晉平公有一次舉行宴會，便命琴藝高超的師曠前來助興，“師曠至，履而上堂”。晉平公見狀，很是不滿道：“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之堂者乎？”師曠知道自己沒有遵守規矩，於是便“解履刺足，伏而刺膝”，以示贖罪。
二、脫履習俗逐漸寬鬆
從師曠的例子來看，在漢代之前，貴族階層對脫履習俗還是頗為嚴苛的。即便是在天子失官、禮樂崩壞的春秋戰國時期，脫履習俗依舊被貴族階層嚴格遵守。
漢代以降，脫履習俗稍微寬鬆了些，這具體表現為“劍履上殿”。《史記·蕭相國世家》中說：“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作為漢初三傑之一，劉邦在取得天下之後，將蕭何列為第一功臣。古代臣子上朝時需要脫履，然後再解下佩劍，最後邁著小碎步登堂入室。但蕭何得此殊榮，自然便不需要遵從這些“繁文縟節”了。
儘管在兩漢時期，得此殊榮的不過蕭何、梁冀、曹操等寥寥幾人。但不得不說，“劍履上殿”的確證明了脫履習俗在兩漢時期，已經有了寬鬆趨勢。
及至唐代，脫履習俗也更加寬鬆。唐人高彥休在《唐國史補》中記載：“韋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襪而後登，侍婢皆笑。”唐代大臣韋陟身體有恙，當朝太尉房琯聽說後，遂派家中子弟前往探病。房家子弟來到韋陟家中後，先脫掉鞋履，只穿著襪子登堂，反而卻遭到取笑。由此可見，
唐人已經不再嚴格遵守脫履習俗。而房家子弟脫履，反倒是有些“迂腐”。話雖如此，但脫履習俗依舊活躍在一些國家級的重要場合中。《明史》中有記載：“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設御幕齡壇東南門外，設執事官脫履之次於壇門外西階側…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跌襪就位。”可見在明代時，脫履習俗依舊是祭祀禮儀中的重要一環。
三、脫履習俗的傳播
在我國，脫履習俗已經不再延續，可它對今天的日本、韓國等地，依舊產生了深遠影響。眾所周知，日韓等國在室內時，不僅席地而坐，也嚴格遵守跣足的規矩。這個習慣，應當源自於我國的脫履習俗。
據《舊唐書》、《新唐書》等古籍記載，在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一共約264年的時間裡，日本先後派出十幾次遣唐使，來學習華夏文明。同樣道理，韓國也不例外。故而《宋史·高麗傳》也說：“高麗樂聲甚下，無金石之音。既賜樂，乃分為左右二部。左日唐樂，中國之音也；右日鄉樂，其故習也。堂上設席，卅必脫屨，見尊者則膝行，必跪，庸必唯”。可以看到，宋代曾與高麗國密切往來，並積極交流宮廷樂舞禮儀。
經過千百年發展，起源於我國商周時期的脫履習俗，反倒是在日韓等地廣為傳播。由此，我們在為中華民族的璀璨文明感到自豪的同時，也應當抱有類似的學習態度。面對傳統文化，適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參考文獻：《禮記》《儀禮》《中國古代入室脫鞋的習俗》《“著履”與“脫履”風俗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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