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北京和平解放的前夕，當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已經將老傅的4個兵團團團圍困之時，中國的老百姓在做些什麼？是“宜將剩勇追窮寇”的蓄勢而發，還是“撥開雲霧見青天”的歡欣鼓舞？
而此時，陳寅恪，這位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孫子，“三百年才出一位”的國學大師，卻坐上了胡適的專機，寂寞而又無奈地離開了清華園，他的那種彷徨和焦慮，恰恰是每個時代落幕時，文人群體與眾不同卻又鮮明獨到的縮影。
“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是陳寅恪一生寫照
一個大師與縈繞著無數夢幻的學堂分離時那種如泣如訴的情感，或許只有在他的回眸一瞥中方能回味。
但梁思成沒有走，他正與他那美麗的妻子一起為保護千年古國浩如煙海的文明古蹟而努力著，正如當年他在二戰中為挽救大和民族的文物所付出的一樣。
夫妻倆熱情的接待了總理的使者，一夜之間在北平地圖上標出了全部不能炮擊的文物景點。這樣的行為，不僅挽救了文物，也挽留了一個赤子之心，梁思成夫婦大為感動，相信一個愛護文明成果的新政權即將誕生，於是，他們堅決拒絕了離開大陸的各種邀請。
才子佳人
現在每當看到故宮、鼓樓、大牌坊，實在都應該慶幸，若非先烈們的遠見卓識，或許我們只能在老照片中一睹這些文化結晶的風采。但梁思成夫婦的留下，不僅僅於古文物的傳承，更是新時代的開拓，新中國的國徽將會凝聚進他們一生的智慧和心血。
專機到了廣州，柔腸百轉的陳寅恪終於把心放在了嶺南。應校長陳序經的邀請，出任中山大學教授，值400大洋一個月的教授之教授，就這樣留了下來，要知道，《邊城》的沈從文才值4毛呵。目中無人的數學奇才梁宗岱平生唯一心折的兩個人就此開始了他們後半生傳奇般的合作。
幾乎在同時，新中國成立了，人民站起來了，北京城群賢畢至、俊採星馳。
老舍、梁思成、郭沫若，還有陳垣，這個與陳寅恪並稱“南北二陳”的大學者，他們相繼進入了政府或政協，參政議政，忙得不亦樂乎。三大國寶級人物，新社會得其二，時代變得更民主了，奇怪的是，前輩學人的創造力和研究力卻似乎也就到此為止了。
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陳寅恪是個例外，他的內心依然平靜，依然空靈，依然保持著一個學者的質樸與單純。傲對著各界的拳拳盛情，他的回應是冷靜的三個原則“一不合群，二不參政，三不學習社會理論”，這活脫脫就是中立派的典型。
但他這麼說了，也就這麼做了，以一個文化人的傲骨親身驗證著其對好友王國維的評語：“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
“文藝批評風”幾乎是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而吹來，高級知識分子一夜間開始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工作。
建築巨匠梁思成被封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郭沫若寫書說自己以前的甲骨文研究一文不值，陳垣則做得更為徹底，他開始寫反省材料，批判胡適，批判錢穆，批判陳寅恪，也批判自己，急切切地要與一切不良因素劃清界限，為之得罪所有師友也在所不惜。
當鑽研學術的學人失去嚴謹理性的治學態度時，是非常悲哀的。
毫無疑問，陳寅恪也受到了這股壓力，從三大國寶淪為批判對象，昔日乘機離開北平成了被人抨擊的鐵打事實。
正如餘秋雨所說的，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把繩索重重地一抖，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但就在這樣的年代裡，《元白詩證史槁》《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相繼問世，陳寅恪以其超然於政治之外的風骨與一塵不染的心境為動亂中的中華學術史添上了些許亮色，也許是唯一的亮色。
從柳如是身上，陳寅恪先生或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陳垣識時務而寅恪重氣節”，殆謂是歟？
現在一切都已成過眼雲煙，陳寅恪卻化作我心中永遠也解不開的結。當我有幸站在清華園，撫摸王國維先生紀念碑時，“唯此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意志，必將歷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由映入眼簾。
王靜安先生紀念碑
或許在寫下這篇眾口傳誦的碑文時，陳先生不僅是在哀嘆好友，也是想到了自己吧？正是這種精神才賦予了陳寅恪堅忍不拔的氣度，才給予了他超凡脫俗的成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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