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那場流感大流行之後的百年間，我們對流感有了更深入的瞭解。我們知道了它的遺傳密碼，它是如何變異的，它是如何使我們生病的，但是我們仍然沒有有效的方法去戰勝它。”
——【美】傑里米·布朗《致命流感：百年治療史》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已經讓很多人回想起了1918年那一場全球大流感的爆發。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至少帶走了5000萬人的生命。根據傑米裡·布朗在此書中的說法， 這一流感病毒（N1H1）放在今天的美國傳播，也可能會造成超過200萬人的死亡。
當然，這一類流感病毒的後代們依然活躍在全世界。僅在美國，每一年還是會有3.6萬到5萬人因流感而喪生。所以，儘管如開篇所引，我們對流感這類病毒已經非常瞭解，但是仍然沒有辦法完全根除或者治癒所有流感患者。這也許正是這些病毒的狡猾之處，當人們小心謹慎時，他就悄然離去，讓病人自愈，當人們放鬆警惕時，他又肆意蔓延、不斷進化。
制伏病毒本身，還只是一個醫學難題。但是對抗病毒引發的流行病疫情，則成為一個需要涉及社會、政府、民眾、經濟等多層因素的一個複雜難題。從當前報道來看，因為新冠疫情在美國的蔓延，美國政府和疾控中心（CDC）的遲鈍決策、準備不足以及信息公佈不及時等問題正在遭受著來自媒體和民眾輿論的重重拷問。
這讓我們不禁要問，美國政府在一百年間的流行病疫情的防控的表現如何？作為全球領先的公共衛生防控體系的建立者，美國政府和CDC在這次新冠疫情中是否及格？這些需要我們回到歷史的細節處，去抽絲剝繭地挖掘出來。
1918西班牙流感：源於美國，氾濫於一戰，永存於人間
這場事後被稱作 “西班牙流感”的疫情，其實是源於一場由H1N1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之所以被冠之以“西班牙”的地名，主要是西班牙當時疫情非常嚴重，並且又是第一個公佈疫情的國家。因為當時人們並不知道這場瘟疫的源頭，只能拿最“誠實”的國家來冠名了。
從1918年初到1919年間，這場流感大流行造成全球大約5億人感染，超過5000萬人死亡，當時全球人口才17億。據現在的研究，這一流感病毒最早是1918年3月，在美國的軍營裡爆發，隨後被派往歐洲戰場的士兵們帶到了歐洲各地，之後它又出現在北非、印度和中國，並開始向全球蔓延。真正恐怖的疫情開始於1918年下半年，變異後的流感病毒根據傳染性和致命性，同時疊加戰爭、難民等因素，短短几個月時間，造成了全球2000萬人喪生。第三階段是從1919年1月到年中，由於各國開始採取一系列防疫措施，疫情得到一定控制。但仍然奪走了數千萬人的性命。而到1920年，這場大流感突然銷聲匿跡。但可以肯定的是，並非各國政府的防疫措施起到了什麼關鍵性作用，只是這場流感突然放過了人類。
這場流感大流行造成了美國超過67.5萬人喪命。從歷史資料裡我們看到，醫生們儘管已經知道這是一種強傳染性的疾病，但基本對治癒病人束手無策，人們根本也無從判斷一些病人治癒是因為醫生使用了某些藥物，還是病人自己的免疫力起了作用。而當時全世界的政府和民眾在流感面前都無不處於近乎“裸奔”的狀態，很多防疫措施，基本上只能基於當時的醫學認知和之前積累的防疫經驗，匆忙實施。
最初，人們並不知道疫情的源頭，首先公佈疫情的西班牙被看作是“疫情”的輸出國。由於戰事當前，美國聯邦政府的第一反應是擔心民眾恐慌的蔓延，而非流感本身。政府的隱瞞和掩飾，導致肆虐的病毒很快從主要城鎮傳播到偏遠的阿拉斯加州地區。正因為一些感染者被埋葬於北極圈內的寒冷凍土中，80年後科學家才能從他們身上提取到1918年的病毒樣本。真是令人唏噓。
美國地方政府也並沒有足夠的重視，在1918年的9月底，費城政府公共衛生主任威爾默克魯森無視醫生的勸阻，拒絕取消一場為推銷政府戰爭債券的20萬人大遊行。一時間造成了流感的全面的蔓延，最嚴重一天造成759人死亡。10月間，共造成1.2萬人死亡，當時費城的人口才170萬。
到1918年10月，美國大部分城市都停止了公共服務，市民生活陷入停滯。疫情開始得到政府的重視，美國公共衛生局開始發揮作用。一、要求各州和公共衛生部門按時上報感染人數；二、發放流感防疫手冊；三、任命流感專員，協調各州當地的資金籌措和人員調配。
各州地方政府也開始制定了防疫應急的強制措施，比如更嚴格的隔離政策、錯時開工、以及在公共場合必須佩戴口罩，為此，違反者還將面臨罰款或者監禁。
對於當時的醫學界而言，他們沒能知道這個病毒如何而來，這個病毒又是如何消失的。他們也沒有合適的疫苗、抗生素等藥物，也沒有重症監護設備或其他有效設備能夠挽救重症病人的生命。這種無力感在今天是我們難以體會的。但至少關於防控疫情的公共衛生措施更加完善，比如人們知道了病毒傳染的主要途徑，公共環境的消毒衛生，以及公共衛生習慣的改善。
儘管這場全球大流感在1919年之後突然絕跡，但我們知道它只是換了一種稍微溫和一點的面貌，長期潛伏在了人類當中。無論是它的變異的後代還是同胞兄弟，總會在人類放鬆警惕的時候捲土重來，收割數萬人的性命。
失控的艾滋病：一場有關無知、偏見以及利益計較的抗疫敗仗
不管是出於人類本能，還是出於文明的偏見，對於未知事物和不同於大眾的邊緣事物，人們總是難以理解和接納。在20世紀，沒有一個事情像艾滋病（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以及艾滋病人所引發的曠日持久的恐懼和排斥。
艾滋病本身就像自然給人類開的一個黑色玩笑，而人類自己則將這些病人推向深淵。但出於無知和傲慢，人類又讓艾滋病毒輕易蔓延開來，最終成為波及全球的公共衛生的災難。
在今天，我們對艾滋病已經有更為科學的認識，瞭解它的治病原理、發病表現、傳播途徑，以及有效地預防和維持正常生活的治療手段。但這是在人類付出幾十萬人生命的代價上才得到的結果。
在1980年代的美國，艾滋病首先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問題，它被認為只關係到男同性戀這類少數人群，被稱作“同性戀者的癌症”。在當時保守主義佔據上峰的里根政府那裡，這是一個需要無關緊要的問題，或者說，只是這群“不檢點”的人才會感染的病毒。出於宗教信仰和偏見，大眾對這種傳染病談之色變，避之不及。
據媒體事後報道，里根政府並非無所作為，但沒有用對地方。里根政府的大筆財政投入用於檢疫並封鎖艾滋病人，以緩和民眾恐慌情緒，但用在研究和治療艾滋病上投入極少。在政府的引導及媒體的沉默下，公眾持續投入到對艾滋病人的區別對待和歧視上，拒絕艾滋病患者上學、工作等等。
但艾滋病毒的詭異之處就在於，它並不是通過日常接觸傳播，除了當時人們公認的性行為傳播外，人們並不知道血液和母嬰也是最主要的傳播渠道。
到1981年，美國首例艾滋病確診後，越來越多的血友病患者感染了艾滋病。一切矛頭都指向他們救命的血庫的血液。1983年初，人們意識到了問題，美國公共衛生局牽頭，疾控中心、血液製品行業、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同性戀者組織以及血友病組織等，都參與了一項事關重大的討論——是否增加一項替代血液檢測指標，還是直接篩查獻血者。出於各方的利益考慮，血液製品行業出於成本考慮拒絕增加檢測，質疑艾滋病通過血液傳播的事實， FDA部分官員甚至拒絕相信有艾滋病這回事，同性戀群體完全拒絕獻血身份篩查，而最終CDC沒有推動任何一項有效的措施。
美國的科研組織沒能有效證明艾滋病的血液傳播途徑，技術官僚和相關商業組織則乾脆拒絕接受艾滋病在非同性戀之外的傳播，特別是在女性當中的傳播。
事後證明，這將是人類出於無知和傲慢犯下的最為嚴重的錯誤之一。當1985年，一位公眾明星因為感染艾滋病去世，終於引發全美國的公開討論時，已經有 1.2 萬美國人已經或即將死於艾滋病，還有數十萬人感染了病毒。
無知導致了偏見，偏見導致了錯誤，錯誤造成了巨大犧牲。面對犧牲，通常很多人甚至會固守當初的偏見，來免受認清真相後的痛苦和自責。而也有少數人願意選擇直面真相、幫助弱者乃至付出巨大勇氣去解決問題。當然，我們慶幸這些少數人最終贏得了勝利，才能讓我們今天能夠科學、正常地面對這一種多去數十萬人類性命的病毒。
地表最強CDC：戰疫急先鋒，出事背鍋俠
近日，隨著美國新冠疫情開始蔓延，美國政府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正處在民憤滔滔的風口浪尖之上。所謂“能力越大，責任也越大”，美國英雄主義的邏輯用在CDC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CDC於1946年誕生，最初預算只有1000萬美元，員工不足400人，致力於瘧疾防治；到今天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擁有1萬多正式員工和遍佈全球的超過1萬的非正式員工，年度預算超過 120 億美元的公共衛生的服務機構。作為一個距離總統只有“兩步之遙”的聯邦機構，CDC擁有相當大的獨立決策和行動自由，能夠跨州調配物資，直接向總統報告緊急情況，負責全國防疫和應急響應兩項工作。
現在美國CDC正遭受“權力過大”的反噬。新冠疫情進入美國後，CDC的一系列操作被指責為“反應過慢”且“失誤連連”。
目前最大的詬病就是在病毒檢測試劑盒上面的進度緩慢。一方面CDC堅持用自研的試劑盒，但在2月中推出和發放的新的一款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卻存在重大缺陷，不得不立即召回。儘管2月底，各州檢測機構可以採用生產的試劑盒，但最終核准結果仍然要通過CDC部門的確認。一方面，CDC指定的檢測門檻過高，僅僅針對有過病毒患者接觸史或者去過中國的人展開檢測，但大量疑似或者無明確感染源的患者開始出現。直到2月27日，CDC才決定放寬檢測標準，將韓國、意大利等地回國的旅客，以及“感染路徑不明”等都納入到檢測標準當中。這些問題仍然暴露出目前CDC在病毒檢測上的官僚做派和響應能力的不足。
另外一個更受民眾詬病的是有關疫情傳播的數據公開。由於美國FDA於2月29日授權各州實驗室獨立檢測後，CDC以“數據不準”為由，停止公佈各州的確診人數，而是以“YES”和“NO”來反映各州的感染情況。CDC公佈疫情信息的延遲直接點燃了美國民眾的憤怒情緒，更多人將CDC的不作為的根源指向特朗普政府的懈怠和“刻意隱瞞”。
疾病防控存在著一個認知的悖論。如果一種疾病被扼殺在萌芽狀態，大眾並沒有對此有任何特別的認知，也無從理解疾控部門的重要作用。這就有點“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意味。然而一旦疫情危機無法有效控制，驚人的疾病感染和死亡的現實，立即又讓民眾將希望寄託在疾控部門的身上。而重壓之下，疾控部門長期積累的問題又將充分暴露出來。
從CDC的發展史上看，其權力的擴大跟其在美國乃至全球公共衛生方面的貢獻是成正比的。特別是在應對當年的非典、埃博拉病毒和去年以來的美國流感流行中，CDC都能夠及時、有效的地警和應對。但CDC在防疫部署上，仍然高度依賴其他部門、地方政府、社區、民眾和企業的配合。比如疫苗的研製、藥物的儲備和發放、應急預案的指定和執行，以及在城市管制上面仍然要聽從政府的命令。
特別是近年來，CDC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一些問題更加明顯。在資金上，CDC能夠分給地方的公衛緊急事件準備金本身就有限，而特朗普政從2018年起就大幅削減公共衛生機構的撥款。比如，CDC發佈的“不建議佩戴口罩”的聲明更像是掩蓋其物資調配不足的無奈之舉。另外，在疫情防治上，CDC每年不斷髮出的公共衛生事件的預警與政府的不作為，讓公眾產生了一種“預警疲勞”的心理，從而讓人們放鬆了對這類預警的警惕心。
當前疫情帶給CDC的考驗，更像是一場對於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的各項政策執行效果的承壓測試。當一開始，美國政府就拿新冠疫情當做一種政治話題來宣傳之時，現在反過來成了特朗普政府需要應對的最大“政治問題”，接受來自反對黨、感染者、選民以及經濟下行帶來的種種考驗。
回顧美國政府在一百年間的幾次重大的抗疫表現，我們會發現歷史為何總是驚人的相似。
由於最初的疏忽和懈怠，造成了疫情的快速蔓延和難以控制。又因為疫情造成了難以挽回的巨大悲劇和損失，才讓從恐慌的民眾和無所作為的政府清醒過來，認真面對疫情問題，加大對疾病防控和疫情研究方面的投入。
目前來看，僅從醫學和公共衛生方面來完全防治病毒疫情，事實上已經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政府的高度重視、足夠的投入以及強有力的防控措施，看來是短期內有效控制疫情的可行手段，但長遠來看，健全的疫情防控機制以及公開透明、及時有效的疫情信息發佈才是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當公眾對疫情有充分認識的時候，他們會自覺權衡利弊，做出有效的防護。
在這些方面，政府和相關機構仍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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