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一座城市打拼，你是漂流過客、還是主人翁？關鍵看兩樣證件：
一是戶口本，二是房產證。
如果沒有自己的房子，租房也能過活。如果沒有該城市的戶口，想要長期紮根幾乎不可能。因為一個人的就業、醫療、社保，尤其是子女教育，都與戶口緊密相連。
上一輩人更瞭解戶口的重要。在那個年代，糧油供應、招工就業、異地調動，沒有戶口指標萬萬不行。想從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想從小城鎮遷入大城市，比登天還難。
一個戶口本，凝結了太多家庭的悲歡離合。
時代劇情正在變，城市戶口“鬆口”了
2018年以來，武漢、鄭州、南京、合肥、成都、西安等城市，競相發佈吸引人才落戶的優惠政策。
一年之內，西安等城市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年輕新市民。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也坐不住了，積極出臺政策，吸引高端人才。
“搶人大戰”風起雲湧，地方性政策力度空前：精英人才自不必說，就連本科生、專科生，甚至在校大學生都成了香餑餑。只要你來投奔，不僅能享受“快捷落戶”與“購房優惠”，還給路費和住宿補貼。
2019年4月8日，國家發改委發佈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有關戶籍制度的內容備受矚目。
文件要點是：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大城市，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
關鍵詞很醒目：“放開、放寬、增加落戶規模”。有人據此作出樂觀預期：限制自由遷徙的戶籍制度將要成為歷史了。
如果真是這樣，它的意義絕不亞於 “全面取消農業稅”和“全面放開二胎”。因為這是真正的“數千年未有之大事”。
戶籍制度由來已久，幾乎貫穿了整部中國史。
歷史資料顯示：早在商代，就有了原始的人口登記制度，甲骨文記載為“登人”。從商代到西周，再到春秋戰國，人口登記終於演化為嚴密的戶籍管理。
說到戶籍，必須提到一個人，就是主持秦國變法的商鞅。他雖不是戶籍的發明者，卻是構建戶籍管理制度的祖師爺。
大家知道，商鞅變法有三項重點內容。
第一是強化農業。官府獎勵墾荒與耕織，強制推行小家庭制度（子女成年後必須分家），對商人課以重稅。以此擴大稅源和兵源。
第二是社會嚴管。商鞅推行“連坐“之法，讓百姓相互監督與檢舉。譬如有一個人犯法，隱匿不報的鄰居要以同罪論處，舉報者則會獲得獎勵。
第三是獎勵軍功。即“以殺敵數量論軍功，按軍功獎勵土地與爵位”。目的是：讓打仗殺敵成為秦人博取富貴的途徑，且是最主要的途徑。
要實現上述三個重點目標，戶籍管理是基礎。於是，秦國在商鞅主持下，建立了一套相當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
秦法規定：老百姓要按居住地登記戶口，五家編為“一伍”，十家編為“一什”。官府按戶口徵收田賦和人頭稅、徵調兵役和徭役。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進一步強化了戶籍管理。記載戶口的秦簡上，不僅有一個家庭的詳細住址（某郡某縣某鄉某亭某裡）、人口情況，還標明瞭成年男子的年齡。
秦朝覆滅，漢承秦制。
出土的“居延漢簡”¹顯示：漢朝的戶口冊，不僅有姓名、籍貫、年齡等內容，還標註了身高與膚色。譬如“身長七尺三寸，面青黑”。記載可謂詳盡，就差照片和身份證號了。
而且，漢朝的戶籍管控十分嚴格。想把戶口從鄉下遷到城市、從地方遷到京城，別說一般百姓，就連官員也很難辦到。
漢元帝時期有一位名叫陳湯的官員，本是山陽瑕丘人(今山東兗州北)；他年輕時投奔長安，做了“京漂”。後來幾經打拼，當上了西域都護府副校尉。
時值匈奴的郅支單于與漢朝對抗，陳湯矯詔出兵，大破北匈奴，斬殺了郅支單于報捷長安，並留下了那句流傳千古的豪言：“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就是這麼一位建功封侯的名將，到死也沒有獲得長安戶口。陳湯臨終前上表朝廷，希望把家小的戶籍留在長安，朝廷不準。陳湯一死，他的妻兒便不得不離開京城、遷往從未居住過的原籍。可見漢代戶籍管控之嚴。
古代的戶籍管理也有荒廢、瓦解的時候，那便是戰亂年代或分裂時代。一旦天下統一，社會迴歸穩定，王朝便會重建戶籍制度，並視為重要國策。
在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中，負責京城保安工作的靖安司，可以隨意調閱戶籍資料，甚至可以追蹤到個人的住址搬遷。
這雖有文學誇張，但有其歷史的真實性。因為唐帝國建立了嚴密的戶籍制度。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其後的宋、元、明、清各朝，戶籍制度雖有演變，但一直是朝廷管理社會的基本手段。除了有登記人口的“黃冊“，還有登記土地、房屋的“魚鱗冊”。
當然，古代的戶籍管理，主要是為朝廷徵稅、徵糧、徵兵服務。百姓為了自我保護，地方官為了完成任務，謊報、瞞報的情況也十分多見。
譬如：某人考中了進士，他的親友們會想方設法將人口、土地掛靠在他家名下。為啥呢？就是為了享受賦稅減免政策。地方官在上報本地戶籍人口時，也常會留出餘地，就怕完不成朝廷下達的稅賦徭役。
古代戶籍更體現著身份、等級、權利、義務的差別。
大家知道，古代社會“編戶齊民”，是把社會民眾進行了階層與職業劃分，即通常所講的“士農工商”。
在很多朝代，如果某家被編入“匠籍“，那他只有世代做工匠，不得改行。如果某家被編為“商戶“，他的社會地位便居於末流，參加科舉亦受限制。
相反，如果一個人生在官宦之家、或博取功名進入士大夫階層，他便可以獲得賦稅減免的特權，住宅、車馬、服飾也可以享受相應級別待遇。
在滿清時代，漢人與旗人的區別更大。有時並非族別差異，而是“籍”別之差。清朝除了“滿八旗”，還有“蒙八旗”與“漢八旗”。你有了“旗籍”，就可以享受一份“鐵桿莊稼”（旗人不事農工，只許當兵當差，按月領取糧餉）。
活在清朝，最大的恩賜莫過於“抬籍”。譬如康熙朝的佟國綱，便是受到皇帝恩寵，由漢軍旗“抬籍”入滿洲鑲黃旗；佟佳氏由此飛黃騰達。
雍正在位時，對河南巡撫田文鏡頗為賞識，便將他從漢籍抬入滿洲正黃旗。從此以後，田文鏡在上朝奏對之時，就可以自稱“奴才”了。這算是天大的恩賜！
戶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動，但古代就有“漂一族”
唐代詩人陳子昂與李白，俱是才高八頭，可惜都是四川“戶口”。為了謀取功名，他們不得不穿越“難於上青天”的蜀道，漂到首都長安。幸而他們都是富家子弟，否則只會老死山林無人知。
白居易年輕時，也跑到長安求發展。文壇老前輩顧況一看他名字便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其實，帝都長安何止米貴，房價更貴！但是想來的人還是擠破頭。這與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
說到底，正因為存在顯著的城鄉差別與地區差別，才會出現那麼多“漂一族”。但以農為本的王朝絕不希望看到這種情形。
你們不老老老實實守著土地，誰來種田納糧？你們想四處遊走做生意，誰來當兵服役？你們都想擠到京城，帝都如何能承受？
這時候，戶籍管理的作用就顯現出來了。
所以，絕大多數王朝不容許百姓自由遷徙，連和尚、道士都要登記在冊。譬如在宋朝，一個人若要出門遠行，須取得當地官吏開具的“路引”(相當於“通信證”或“介紹信”)。若投奔到城裡的親友家，也須到官府登記（相當於申報“臨時戶口”）。
你若沒有戶口或“路引”，就會被官府當作流民或逃奴抓捕，待遇很慘。因為官府對流民一貫警惕。流民四起、百姓脫籍，意味著一個王朝出現了大危機。
人口流動與地區差距有關，統治者也會意識到這一點，偶爾會出臺調節措施。
以科舉考試為例，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相差甚大。同為讀書人，生在貴州與蘇州大不一樣。兩地產生的舉人、進士數量十分懸殊。
雍正皇帝就對此產生過警覺：大量的京官都操一口江浙方言，這不太正常！其實他未必知道，官府衙門的師爺們，十有七八都操一口紹興話，因為“紹興師爺遍天下”。這放映出地區發展的嚴重不平衡。
如何調節平衡呢？古代王朝在科舉錄取時，會在名額上適當照顧落後地區。就像現在，西藏、海南的高考錄取分數線一定比浙江、湖北低很多。
有傾斜政策，就有人鑽空子，最典型的就是“高考移民”。其實這種情況在古代就有。
人口要流動，戶籍是“閘門”，根源在於“水位差”。
從秦漢直到民國，農民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大多數，農業稅賦也一直是政府的主要稅源。安土重遷、把人口束縛在土地上，最有利於王朝統治的穩定。
戶籍制度像一道“閘門”，限制人口流動；又像一個“篩子”，把不同地位、不同職業的人們篩分為三六九等，讓他們安於“身份社會”。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歷代王朝大多采取“重農抑商”的國策；為什麼戶籍制度會在中國長興不衰。
直到1949年以後，中國才開啟了追趕式的工業化進程。
缺少積累、又要優先發展工業。怎麼辦？只好讓廣大農村與農民做出犧牲。於是乎，工農業“剪刀差”、城鄉差別、戶口壁壘，便成為特定時代的必然產物。
上年紀的人都熟悉三樣東西：戶口本、糧票、介紹信 。無論從鄉下進城，還是跨地區出差，這三樣東西是必不可少的，否則寸步難行。
改革開放以後，商品經濟大發展，糧票、布票逐漸淡出了歷史。介紹信也越來越少用了，因為市場主體多元化了，自帶名片就行，不必凡事都申請批准。
只有城市戶口，很長時期都像一堵高牆：牆外的人想進去，牆裡的人不想出來。為什麼？就是因為戶口背後的福利差別。
子女讀書、醫療社保、以及大城市的購房資質，都與城市戶口緊密相連。而且，不同城市的就業機會、創業條件、公共服務、人居環境也存在著顯著差別。
因此我們看到：一線發達城市，人口流入壓力大；三四五線不發達城市，人口流出現象嚴重。
市場經濟在深化，人流、物流、信息流日趨加大。財稅來源、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變化；城鄉之間的“水位差”、城市之間的“水位差”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戶口這道”閘門”，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候。
從“閘門”變成“濾網”，戶口隨時代而進步。
對比而言，改革之前的城市戶口，像一道嚴密的“閘門”；而今天的城市戶口，更像一道“濾網”。雖然門檻還在，但個人的選擇機會明顯增加了。
在最近兩年發生的城市“搶人大戰”中，高端人才很搶手，有學歷、有技術的年輕人也成了香餑餑。更多人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
但我們也面對這樣的現實：一些基礎差、負債高、產業弱的欠發達城市，即使全面取消落戶限制，也乏人問津。一二線大城市雖好，但其高昂的房價與生活成本，也會讓許多人望而卻步。
另一個隱憂是：許多年輕人到二線城市落戶，並非是衝著就業、創業而來，而是看中其相對較低、且給予優惠的“房票“。他們未必會成為常住人口。而另一些常年在城市打拼的人，卻因學歷、年齡、收入等原因，很難在城市落戶。
有人認為，正因為資源不平衡、發展不平衡，設置戶口門檻很有必要。殊不知，正是戶口門檻固化了這種不平衡。就像一所學校設置了重點班，其實並沒有提高整體教學質量，反而使學生出現分化。
戶口“鬆口”了，從“閘門”變成了“濾網”，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
但我們應該清醒：地區發展不平衡、公共資源供給不足是客觀現實；全面放開戶籍，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把戶口本換個名稱很容易，但要實現公共服務的充足化、均衡化尚需時日，絕非一紙文件就能辦到的。
中國的戶籍制度已延續了兩千多年。伴隨著農業文明向工商業文明轉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我們終於看到了戶口鬆動、走向消解的趨勢。
當“戶口”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時，我們該用什麼方式來慶賀呢？也許，應該建一座“中國戶口博物館“。
我們期待這一天到來。
注1：“居延漢簡”，是指在內蒙古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及甘肅省嘉峪關以東地區發掘出土的大批漢代簡牘。對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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