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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文將通過對君臣納諫與諫諍中溫公政治考量研究從四維視角、編纂背景、時間、內容、思想、參編人數以及史料採擷、長編體量八個角度透析其“言諫所為議政，史諫所為史鑑”的目的，司馬光的史學思想研究雖前人之述備矣，但我所涉及的內容則從前人較少言及的角度，乞願得出些許新穎結論，雖然論述邏輯有所欠缺，以我淺陋之見、粗淺之學所得結論也一定有所紕漏，眾人定有異議之言，但晚輩所願，則是懇請各位老師能夠不吝賜教，予以斧正，晚輩定不勝感激，在此先言謝意。
細讀《資治通鑑》與《新唐書》和《舊唐書》太宗唐紀部分，便可發現《新唐書》與《舊唐書》中有關納諫與諫諍部分與《資治通鑑》相比較，所記甚少。雖然顧亭林言道：“粗具草稿,以待後人,如劉煦之(《舊唐書》)可也。”[1]姑且算作《舊唐書》內容所限，無法具體陳述，且劉煦等人依唐國史，野聞等材料編纂《舊唐書》二百餘卷，宋人認為其荒蕪不可觀，仁宗命令歐陽修等人重修唐紀而編纂完成了《新唐書》，雖《新唐書》初並不如人意，然後又經過修撰，作注等加以完善[2]，理應較為完善，符合宋人之意，然《新唐書》中關於納諫與諫諍部分依舊所言甚少。
再言，亦或是體例問題，《新唐書》與《舊唐書》為紀傳體，《資治通鑑》為編年體，紀傳體相較編年體所言之事本就較為簡略，因體例所限，不得已而刪減諫諍之言，且些許不知名的臣下之言相較編年體而言難以記注，編年體所及之事範圍廣大，紀傳體難以涉及，故而《新唐書》與《舊唐書》納諫與諫諍之言相較《資治通鑑》而言書之甚少。
又有言之，為當時時限所制約，開國皇帝需為前朝何以覆滅尋找理由，為其正統地位尋找憑藉，併為開國政治制度尋找借鑑與教訓，故而《舊唐書》匆匆四年時間便已修撰完成，並因當時戰亂非常，史書典籍難以收集，故有所缺，所書較為簡略。然而《新唐書》修撰為仁宗年間，並無為其正統尋找憑藉的急迫性，有無戰亂的影響，且宋代統治者廣修皇家圖書閣，並下令徵集天下藏書，館內藏書甚豐，龍圖閣，天章閣等中央藏書機構內部書卷供其翻閱，整整歷經十七年，《新唐書》編纂而成，資源，時局，時間不可不謂之充裕，然而《新唐書》關於納諫與諫諍之言相較《資治通鑑》所書亦甚少。
然而，其是否真如體例所限呢？雖《舊唐書》因時局，資源，時間，戰亂等原因難以詳盡之，然而《新唐書》可謂是資源豐裕卻對關於納諫與諫諍部分相較《資治通鑑》所書甚少，何至如此呢？
接下來，便對以上疑問作以分析與釋疑，以我淺陋的學識，提出個人的愚見，力求能夠解答疑惑。
首先，以我之見，與司馬溫公的四維視角[3]亦有所關聯。“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是《通鑑》編纂所始終貫徹的宗旨，然而如何“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世之得失”呢？“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此四維視角亦為司馬溫公擇其史料的參考，而此四維視角也反映了司馬光的為政之道，為官准則，處事態度，民族政策等思想，而納諫與諫諍之言亦是為政之道與為官准則的恰當闡釋。
“任官以才”不僅需要官員的才德，更需賢明君主這一伯樂。歷代賢明帝王都注重選拔一下有才學、有膽識、有遠見的官員當以重任，唯才是舉，從諫如流，這樣一個國家才能繁榮昌盛，長治久安。帝王信任賢臣，納諫如流，這樣才能造福百姓，如若拒諫飾非，君臣之間有所隔閡，君主被小人蠱惑，則荒淫無度，百姓遭殃。“任人以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塗。”[4]並且，知人論世，司馬光撰寫《通鑑》正值熙寧變法中，溫公與王安石政見產生極大分歧，在難於合作的背景下，溫公退居洛陽，無法上言，便藉助編纂《通鑑》，從歷史興衰成敗之中，尋找治國措施，藉助往事“資於當世之鑑”，“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5]。
資治通鑑
換言之，司馬光治史，便是以退為進，用古人之言參政治國，一種溫和隱晦卻又影響深遠的參政議事的方式。故而君臣納諫與諫諍之言則成為暫時失勢的他表達政治觀點的一種方式。然而觀古代王朝與賢明君王，現存史料最為詳實，離宋朝又殷鑑不遠，且虛心納諫的君王，太宗則走在了最前列，貞觀之治是唐之盛世，亦是司馬光對北宋所希冀的盛世，“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6]仍迴盪在溫公的耳邊，然而他想讓神宗聽到，想讓後世歷代君王聽到，因此《資治通鑑》中僅貞觀年間納諫與諫諍之言記錄於書的就多達百餘條，其中諫諍之臣，不僅上至溫彥博，魏徵，房玄齡，李百藥，顏師古等名臣進諫之言收錄之，下至武陽縣公李大亮[7]，治書侍御史權萬紀[8]，安國公執失思力[9]等不專職諫官或地位相對較低，遠離京師的官員的諫言亦收錄其中。誠如元人戈直所言，“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特內臣能諫，外臣如李大亮無不諫也；非特文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官妾如充容徐惠亦無不諫也。 ”[10]《通鑑》納諫之言收錄可謂甚廣，甚豐。翻閱《新唐書》與《舊唐書》，因為《舊唐書》前文有所論述，先與不談，然而《新唐書》所錄相較甚少，這又是為什麼呢？
從修撰時間來看
《資治通鑑》著成共耗費十九年之久，《新唐書》修撰花費十七年，若僅從唐紀部分的修撰時間相比，似乎《新唐書》更勝一籌。
但若從史料長編體量而言
《通鑑》“據事目下所紀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對其長編要求“寧失於繁，勿失於略”，僅唐紀長編便有六百多卷，然《新唐書》才總共二百餘卷，則《通鑑》更勝一籌。
並且從史料的採擷方面來看
據高似孫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三百二十二家”，對其考異則“抉摘幽隠，校計毫釐”，雖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載：“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百數十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為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11]，《新唐書》一書採擷實錄，逸事，見聞，政書，文集，小說，碑注等體裁，但觀其”史料之廣度，考異之嚴謹，又非能與《通鑑》所媲美。
從編纂內容來看
雖據黃永年統計，《新唐書》共增修315傳[12]，但《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於《新唐書》僅剩九萬餘字。並且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指出，《新唐書》本紀較《舊唐書》刪去近十分之七，[13]《新唐書》中許多重要情節也極簡略過，而《通鑑》則詳述其事，有所增益。
從作者的編纂思想來看
《新唐書》所秉持“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其舊”[14]的編纂思想，故而記載甚簡，雖其事増於前，然為政諫言卻增刪甚少，而《通鑑》秉持“寧失於繁，勿失於簡”的編纂思想，因而內容浩繁，事例詳細。
從參編人數來看
《資治通鑑》主要參編作者為司馬光、劉攽、劉恕、範祖禹、司馬康，《新唐書》主要參編作者為宋祁、歐陽修、範鎮、王疇、宋敏求、劉羲叟，從參編人數來看，二書差距較小，但最後成書階段，司馬光一人將其編纂完成，編撰風格差異較小，而《新唐書》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後7年歐、宋共同“刊修”。故而前後文風差異較大，編纂風格難成一體。[15]
從編纂背景來看
《新唐書》編纂等人皆位於朝廷中心之職，無諫言之困，而《通鑑》編纂時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和，司馬光暫時失勢，退居洛陽，因而諫言有所困境。故而司馬光需借《通鑑》參政議事，表達其政治思想。
資治通鑑殘稿
北宋是一個特殊的時代，身處三面危機，從其建國伊始，便處於內憂外患之際，再加上宋朝君主推行崇文尊儒的政策，使得宋代的學術風氣較為濃厚，且“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16]，因此，宋代史學亦是高度發達，承唐史之遺風，再創史學盛世。湧現了數部史書鉅著，如《新五代史》、《新唐書》、《資治通鑑》等等。雖其文風格差異較大，文章內容有所繁略，但史諫與史鑑的功能亦為史學家編撰史書的準繩，亦為宋代史學繁榮的原因。雖《資治通鑑》與《新舊唐書》中諫言部分內容蘩略與記載條目數量差異較大，雖三者所書背景，作者史學思想，編纂所持觀念有所差異，但其諫言所書部分的史鑑功能皆亦得到顯現，不過其史鑑作用大小差異而已。“
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這句本文已引用數次的警言，不僅適用於《通鑑》，亦可適用於自古以來萬千史書，這不僅是史官的職責與操守所在，亦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對史家影響的結果。無論其蘩略，皆以史言諫，翹首而盼當朝與後世皇帝能夠以史為鑑。漢唐盛世，不僅存於我們今人心中，更存於那大宋朝堂上，圖龍閣內數位手執筆桿，以直筆書寫史卷的史官心中。
二十四史
參考文獻：
[1] 韓仲民著,《中國書籍編纂史》稿,商務印書館,2013.06,第264頁
[2] 熊展釗.宋人箋註《新唐書》佚著考論[J].蘭臺世界,2018(10):154-158.
[3] 薛忠義,徐緋璐.試析《資治通鑑》四維視角的治國理政思想[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37(11):237-240.
[4] 司馬光． 資治通鑑·唐紀二十六·睿宗孝皇帝開元元年［M］． 北京: 中華書局，1956．
[5]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六十九，世祖文皇帝上黃初二年.
[6] 司馬光． 資治通鑑［M］． 北京: 中華書局，1956．1473.
[7]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貞觀三年.
[8] 司馬光． 資治通鑑·唐紀九·貞觀三年［M］． 北京: 中華書局，1956．
[9]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卷.
[10] 吳兢． 貞觀政要·求諫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11] （清）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
[12] 黃永年. 《舊唐書》與《新唐書》[M].
[13]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十〈《新紀》太簡〉.
[14] 曾公亮.《進新修唐書表》.
[15] 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歐陽修》.
[16]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一零.列傳第二十二魏徵.
拙文一篇|願得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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