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鼠疫、天花、流感、結核病等烈性傳染病襲來時，人類幾乎沒有招架之力。病毒蔓延之處，人和牲畜大規模地死亡，屍體成堆，村落一個接一個消失，其慘狀用哀鴻遍野形容毫不為過。19世紀末，隨著微生物學、細菌學、公共衛生學的發展，人們對傳染病有了更加科學和深入的認知，因而能夠採取有效的防疫措施，阻止傳染病的無限蔓延。
天花病毒
1902年夏秋之際，霍亂（Cholera）在天津城區和海河兩岸大流行，數月之內就造成上百人死亡，一時間人心惶惶。然而幸運的是，民間力量、臨時政府的科學防治和民眾的積極配合，讓這場災難在4個月內得到了有效控制。一些控制措施，不僅促進了天津城市公共衛生的發展和民眾衛生觀念的提升，還促進了衛生防疫體制的進步。
一
1900年6月，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天津城內，到處是被戰火焚燬的房屋和慘遭洗劫的店鋪，屍橫遍野；租界區內也是一片狼藉。禍不單行，1902年，在中國及歐亞一些國家出現的霍亂也流傳到天津，戰火和疾病讓這座城市元氣大傷。
《霍亂時期的愛情》
多數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並不瞭解霍亂，耳熟能詳的馬爾克斯的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更為它蒙上了一層浪漫色彩。霍亂時期究竟有沒有愛情，不得而知，但它的確可怕。我國現行的《傳染病防治法》中，它與恐怖的鼠疫同在甲類傳染病之列。
霍亂實際上是一種急性胃腸道疾病，在發病高峰期，感染者在數小時內便嚴重腹瀉，迅速嘔吐、脫水，治療不及時便會死亡。患者在發病期間，可連續排菌5～14日，一旦感染者嘔吐物、排洩物處理不當，在疫情流行被發現之前，便會有大量的感染者。人們已經弄清了導致霍亂的病原體——霍亂弧菌，這是一種革蘭氏陰性菌，單個菌體一般長1.5-3微米，寬0.3-0.4微米，末端有一根長長的鞭毛。19世紀，這種疾病隨海船傳播到印度以外。時至今日，隨著現代醫學的日益進步、大眾衛生習慣的建立、食品安全制度的逐步完善，霍亂已經被有效地控制住了。
霍亂弧菌
然而，20世紀初，霍亂的流行無異於一場天大的災難。1902年夏秋之際，霍亂弧菌如同魔鬼一般，將爪牙伸向了天津城內。據當時人記載：
是年之役，為津門空前之災，飲冷水者死，食瓜果者死，食菜蔬者死，食蝦蟹者死，醫生視疾，診視未畢，而醫者死，抬埋者，棺未及塋，而荷者斃。全津之棺，為之一空，士大夫以藁葬者，頗不乏人。
感染者不分男女老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著名的《大公報》記載，浙江知縣王某由北京乘坐火車來津，剛剛下車，忽患時症，當即抬赴醫院，醫治無效馬上病故。天津社會名流嚴修之子嚴智庸，本欲出洋留學，不意患上患病未能倖免。袁世凱編練的新軍兵營內亦“多有患疫者”。生活在天津的外國人士中，“法界內某西婦染疫斃命，其房間已由工部局封閉”。“英國駐津某武弁，年僅二十六歲……已於六月三十號染疫殞命”。還有“俄兵三人患疫”等等。
二
連綿不止的戰亂，已讓天津民不聊生；突如其來的霍亂，又無異於雪上加霜。但是，在多方努力之下，這場災難還是遏制住了。天津是如何挺過這場災難的，需要從當時天津的社會環境說起。
1900年7月30日，八國聯軍攻陷天津，隨即成立了殖民統治機構——暫行管理津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衙門，簡稱都統衙門，也稱天津臨時政府，負責管理天津城市管理的各項事務。都統衙門由俄、英、日、法、美、德軍官各一人組成的六人委員會（最初為俄、英、日軍官組成的三人委員會）領導。與傳統的中國衙門不同，殖民者將本國的城市治理模式移植到了天津，下設秘書處、巡捕局、會計處、軍事部、司法部、衛生局等。
天津都統衙門
1902年3月，都統衙門接到海關稅務司的通知：在香港的“巴勒拉特號”貨輪上發現瘟疫，要求對來自香港和廣州的船隻採取隔離檢疫措施。都統衙門立即採取行動，一週之內確立了防止瘟疫傳播至天津的總方針，還准許海關稅務司對來自香港和廣州的船隻採取必要的措施——密切關注外埠疫情動向。
這一年夏天，京津地區氣候乾旱，風不調，雨不順。據《大公報》記載，當時“自津至保府沿河一帶，上下數百里地，兩三月以來雨水極行稀少”。（見下圖）溫差也呈異常變化，六月初二、初三兩日，北京的溫度高達36攝氏度，“津郡入夏以來，天久不雨，暑熱燥烈之氣由上而下”。持久的乾旱和起伏不定的氣溫變化，為霍亂的流行提供了自然條件。
人們對氣候異常的討論
儘管當局密切關注其他城市的霍亂流行情況，但仍然沒有成功遏制霍亂的流入。5月，霍亂病人最先在天津的海上門戶——大沽（今濱海新區塘沽）——被發現，到6月1日已經死亡6人。當時的天津，是中國北方的交通樞紐，中外人士雜處、人員稠密且流動頻繁。戰亂平息不久、自然環境遠未恢復，城鄉中垃圾、汙水遍地皆是，在高溫中變質、滋生細菌，加上人們對公共衛生缺乏認識……種種因素，導致霍亂很快由塘沽向天津市區蔓延，隨後又向北、西、南三個方向呈扇形擴散。其染病、發病之迅速，令缺乏防護措施和防護意識的人們措手不及，男女老幼、中外人士、各個階層都有因此不幸喪生者，到6月27日，天津因此死亡的人數就達到了620人。這種爆發性流行態勢迅即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民間力量及天津殖民政府通力合作，相繼介入。
八國聯軍在大沽口
三
都統衙門衛生局協同各部門自6月2日、3日、4日起接連召開會議，商討應對之策，還發布了一份《天津臨時政府委員會關於控制霍亂疫情的決定》。會議記錄顯示，都統衙門各個部門立即在發現患者、隔離、治療、掩埋、後勤等各個環節配備人手。6月初，一批專業的隔離設施相繼落成，如在天津城區西南角、東北角和辛莊設有三個長期醫療站，其中配有外籍醫生1名、華籍醫生1名、華籍護士1名、華籍炊事員1名、苦力4名、巡捕2名、掘墓人2名。各部門也因應疫情，推出了防疫措施，如巡捕房巡捕負責在城區中稽查，用以發現病患、懲治違反規定者；鐵路局設置隔離點、檢查站，檢查火車乘客中的患病者，如果發現便送醫治療；海關總稅務司負責海上船隻的檢疫和隔離，等等。
天津都統衙門外景
這些力量首先在第一道防線——切斷傳染源、實施強制隔離中發揮作用。當時民間染病、病故隱匿不報及私自掩埋現象嚴重，為控制傳染源，巡捕按戶搜查病患及疑似患者。在疫源地，大沽住戶每天需要接受檢查，巡捕發現患者，立即用特別駁船將患者及被汙染的全家運往檢疫隔離站，房屋立即消毒。6月11日，為了充分防範輸入性病例，都統衙門命令，來自上海的船隻必須在大沽附近海域接受海關稅務司的檢查，所有受檢船隻要交納檢查費。衛生檢查費定為每條船在大沽沙洲以外50兩，在大沽沙洲以內25兩，費用由輪船公司承擔；拒付檢查費的船隻，不發給檢驗證，無法進入港口和海河到達市區。一旦被檢查出問題，病人將會被隔離在海河左岸比利時租界下游村莊中的隔離站。
在市區中國人的聚居區，當局派華籍巡捕瞭解情況，責成其發現疫情立即向衛生局報告。後續由衛生局派遣醫生前往診斷，居民如被確診，則直接被轉送醫院，所有床上用品和衣物焚燬，居住的房屋受到嚴密監視，鄰居不準進入，與患者同居的親屬不得外出，監視期為7天。6月13日，鐵路局長在車站附近設立臨時收容所，用來收留列車上可能出現的霍亂患者。
面對可怕的霍亂，天津本土商人也立即行動起來。6月15日，軍火買辦孫仲英聯合本市紳董、善士、富商籌集十萬兩白銀創辦的保衛醫院正式成立。這所醫院相當於今日的火神山醫院，屬於防止霍亂的應急性公共衛生機構或為防疫而緊急設立的專門性醫院，彌補了都統衙門建立的醫療站不足的問題。據《大公報》報道，共計11所，分別位於河北獅子林、集賢書院、吳楚公所；西北隅文昌宮、如意巷、浙江會館、育嬰堂、同善堂、崇福庵、河東萬益當白衣庵、西沽大寺。
孫仲英和他的住宅孫家花園
醫院日常的經費主要依靠民間籌集。疫情之後的統計顯示，該醫院一共收到施銀達64份，商人、洋行、都統衙門、都統衙門衛生局均有出力，使保衛醫院在防疫過程中維持正常運轉。還有的士紳在土地、棺木、藥品物資等方面向保衛醫院提供幫助。如善紳王樹泉將一塊20多畝的土地以其原價一半的價格賣給保衛醫院，作為埋葬無主棺材的義地。
保衛醫院的工作人員中，除了志願者都有豐厚的待遇。每個分院都有4名醫生，除在院內治病外，還可前往疫患家中上門應診。醫生入院必須換上官衣，且每日離院時將官衣換下，並用藥水洗滌進行消毒。院內病人痊癒後，皆身著月白色簇新褲褂回家，並有白衣華捕手執白旗，上書“病已大好，一齊開放”等字樣。保衛醫院內部的日常管理和運作井然有序，對工作人員的監督也是較為嚴格的。
在這個過程中，嚴密的報病、報死制度也建立起來。疫情發現之初，主要由最先接觸病患的巡捕記錄患者、逝者人數。7月開始改由保衛醫院負責，華洋巡捕都不能干預民間報病、報死之事。全城各保衛醫院都設置專員一名，負責統計醫院收留病人之數目，記錄病因、死因。病人由保衛醫院按照治療規程醫治，死者也須由其家屬赴保衛醫院呈報病死之因，才能安葬。
這樣，患者、逝者均有專人負責，得以讓數字比較可信、詳實，有助於民眾和政府掌握疫情實際情況。這些數字在《大公報》上“廣告”一欄定時披露、通報疫情。（見下圖）8月29日是通報第一天，“衛生醫院自二十四日早八點鐘起至二十五日早八點鐘止，計在院病人患霍亂者二人，痢疾五人，發燒一人，咳嗽一人，共九人”，此後連續一個月未曾間斷。直到9月28日患病人數廣告中刊登“無病人”，後三日皆是如此，疫情通報才正式停止。
每日人數通報
四
6月和7月是霍亂急速爆發的階段。據《大公報》上的統計數字，截至7月3日，天津患疫人數總計達758人，死亡620人，蘆臺一帶患疫人數也多達529人，死亡273人。除了患者的發現、治療，整治城市公共衛生，從根本上斬斷疫源，也提上日程。
首先，處理因病去世者的遺體、防止其成為傳染源是嚴峻的考驗。委員會規定，被汙染的收容所四壁、傢俱和地板，要用白灰水徹底消毒；在運往醫院前發現死亡，應儘快埋葬；屍體和棺木四周要灑上白灰，用具應浸入白灰水中。這些高風險的工作被指派給“中國苦力”完成，苦力們搬運和掩葬屍體，還被要求儘可能與其他中國僱員保持一定距離。幸運的是，每次搬運或埋葬後，苦力們有條件清洗身體。至於指揮官們和委員會的僱員們，還可以使用1%的氯化汞溶液做成的手部消毒液進行清潔。
在人員集中而衛生條件相對較差的獄中，在押囚犯也受到重視。《大公報》報道，為避免犯人患疫傳染，專門搭建涼棚供其棲息，以免烈日燻蒸之苦；並將犯人的牢食由老米改為高粱米，因為老米性涼，易於致疾。都統衙門還向三處貧民院施助經費達3千兩，以改善其環境、衛生等條件。
霍亂作為急性腸道疾病，糞口傳播是主要途徑之一。當時城市中的糞便、垃圾並非統一管理，隨處丟棄的情況比比皆是，天氣炎熱還導致腐爛變質，部分地區還有晾曬糞便做肥料的習慣。骯髒的衛生環境導致背街里巷氣味難聞，還提供了病菌滋生的環境。極高的細菌和病毒濃度，不僅極易形成氣溶膠，還容易沾染在車輛、橋樑、道路、衣服等設施和器具上，構成了糞口傳播的一大途徑。
民國時期關於霍亂預防的宣傳畫
另一方面，霍亂主要通過食物和水傳染，但20世紀初天津民眾的飲水條件很差。霍亂肆虐之際，芥園正在興建天津最大的自來水廠——濟安自來水公司，但該廠直到1903年才正式開始供水。此前租界中的自來水廠並不面向老百姓開放使用。霍亂前後，普通人的日常飲水主要來自未淨化的河水。1902年，華北地區春季氣候異常，天津城內河道流量極小，糞水流入河道不能通暢排出，民眾獲取飲用水的同時，也將細菌和病毒帶入日常生活，由此造成疾病的廣泛傳播。
濟安自來水公司
為了應對糞口傳播的潛在威脅，衛生局首先對糞便進行集中管制。儘管天津城區已有糞場及糞粉倉庫統一處理糞便，但衛生條件不佳、管理措施不嚴。衛生局首先關閉了糞場和糞粉倉庫，支出相關經費收購全部糞便進行統一管理；還規定糞場必須設立在民房二里之外的地方。對於一些陽奉陰違的糞場主，巡捕房便將其拘留，以示懲戒。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地方是官廁，即公共廁所。為了清潔官廁，租界當局也在各處廁所派糞夫二名專門負責打掃，並在四周鋪墊白灰、噴灑白灰水進行消毒。城市垃圾的傾倒、處理也有相關章程，衛生局在城區設置專門的垃圾傾倒點並懸掛木牌提示市民，意在禁止街頭、路旁、河邊等處垃圾成堆的現象。巡捕局的巡捕日日巡查，如發現隨意傾倒者，會處以重罰。《大公報》報道，某堂門首任意汙穢，其堂主因此被施以鞭責，並罰洋三元。
《時報》中設立官廁的通知
在飲食方面，都統衙門衛生局從宣傳養成良好飲食衛生習慣入手，要求百姓不可以大量食用水果、生菜、喝冷水；還禁止售賣生冷食物及各種荷蘭水（即汽水）。因此，開設於英租界的鴻興荷蘭水公司被迫停業。後來，該公司改進工藝，使用開水製造，並經衛生局委員檢驗獲頒執照，才得以繼續銷售。對於其他各製造汽水和蘇打水的店鋪，生產飲料用水必須煮沸20分鐘。如若違反罰鋪主500元，再罰6個月苦工。還要求上述店鋪主向本段巡捕官申報鋪址，如若隱匿不報，則關閉店鋪，罰款100元。
1872年《上海新報》刊登製作荷蘭水的機器的圖樣
結語
從1902年6月初到9月底，都統衙門、民間力量主導的強力措施和天津民眾積極的自我防護，使天津的霍亂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民間商人、善士的踴躍捐款，彰顯了中國人面對災難時的善良和勇氣；殖民當局採取的措施，事實上也深刻地改變了城市衛生環境。1902年8月，清朝政府收回天津，都統衙門被裁撤，但衛生局卻被保留下來，並改組為天津衛生局。
天津衛生局是在都統衙門衛生局原有人員的基礎上，以北洋醫學堂畢業生為骨幹力量，聘請外籍醫生為顧問，並僱傭中外巡捕、伕役共二百多名而組成的。這各部門主要負責天津城廂內外的公共衛生，以及火車、船舶等交通工具與車站、港口等處的防疫檢疫，此外還要負責管理婦嬰醫院、育嬰堂等醫療和慈善機構，這標誌著中國近代地方衛生行政機構的出現，行之有效的傳染病防治方法也逐漸完善。隨著它的發展，官方在公共衛生領域內的職能也不斷擴展，我國衛生健康委員會、疾病控制中心的設置就是政府在公共衛生領域保障民眾生命安全的重要體現。
《霍亂症的傳染性和預防法》中醫診療措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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