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進士35人,制舉16人,舉人239人

潮陽置縣於東晉隆安元年(397),是粵東古邑。自韓愈刺潮後在潮陽置鄉校興學育才,宣揚儒家孔孟之道,社會風氣大變,人才輩出,其中以明代尤為突出,潮陽也從“南蠻之地”一變成為“海濱鄒魯”,北宋潮州通判陳堯佐在詩中留下了“從此方輿載人物,海濱鄒魯是潮陽”之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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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進士35人,制舉16人,舉人239人


宋鹹平二年(公元999年)在通判陳堯佐的倡導下建立韓文公祠

自明洪武十八年(1385)林遜中進士開始,到崇禎七年(1634)鄭同元中進士,前後250年間全縣共中進士35人,制舉16人,舉人239人,在當時潮州府下屬十一縣中僅次於府城所在地海陽縣。這其中,有潮陽知縣蕭洵一系五進士,有鄭經正、鄭經哲,蕭端賁、蕭端升兄弟同榜中舉人,也有姚璦、姚紹,蕭來鳳、蕭端蒙等叔侄同榜等佳話。

一、人文學士林大春與《潮陽縣誌》

林大春,嘉靖庚戌(1550)科進士,自幼飽讀秦漢史籍,精讀古文詩賦,歷任行人司行人、戶部主事、浙江提學,為官清正廉潔,視名利淡如水,47歲便回鄉隱居著述,可謂是官不顯赫但文名頗著。

中進士35人,制舉16人,舉人239人


林大春畫像▲

隆慶三年(1569),知縣黃一龍決定修志,遂聘請林大春為主編,他堅持以嚴謹治史學風總纂該志,志中選取資料堅持三大原則:史籍、文物舊跡、親聞考證。全書分二紀、三表、六志、四傳共十五卷。上限起於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下限至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上下歷經1780年。該志影響巨大,人皆以為出自國史之筆,頗有《漢書》之風。清順治《潮州府志》卷6林提學傳載“修《潮陽縣誌》,深得司馬氏之意。”中國地方誌學會學術委員、著名歷史研究員陳澤泓在其《嶺表志譚》一書中也提到“此志綱目謹嚴,採索無遺,當時言志者必提《潮陽縣誌》”。林大春所纂《潮陽縣誌》是一部上乘的地方誌書,盛世修史也是中國之傳統,由此可見當時潮陽人文之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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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陽古縣誌地圖▲

二、“父子翰林”蕭與成與蕭端蒙

蕭端蒙為蕭與成之長子,父子皆登進士,並先後榮膺翰林,一時蜚聲朝野,人稱“父子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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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端蒙畫像▲

蕭與成秉性高潔、至孝,家居潮陽以後,關心桑梓,曾身先士卒,率領潮陽民眾抗擊倭寇入侵,還帶頭捐資、變賣家財疏浚護城河,深受當地人愛戴。其與陳大器、薛侃、蘇信三人同為明正德丁丑科(1517)進士,潮州府城也為其修築“四進士坊”以示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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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府城的“四進士坊”▲

蕭端蒙自幼受其父影響,飽讀詩書,滿腹經綸,是為明代潮州後七賢之一。嘉靖二十年(1541)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憑藉其出眾的才華,深得皇帝賞識,由翰林改授山東道御史,並先後出任貴州巡按、江西巡按(近似於現在中央巡視組),所到之處,皆有建樹。蕭端蒙不僅為官有道,文學創造也是首屈一指,留有《鑄錢議》、《治運河議》《論時政書》等闡述軍國重務文章數十篇,時任潮州知府何鏜盛讚其文章“條理燦然,辨給無爽”、“詞潔而理明”。為潮陽不可多得之人才。

除了蕭與成與蕭端蒙外,潮陽蕭氏在明代還有蕭鑾、蕭龍、蕭定三人先後中進士,一系五進士成為遠近之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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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潮中三鳳”姚琛、姚璦、姚紹

潮陽姚氏自古賢才輩出,明代尤為突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姚琛與其從弟姚璦、從子姚紹,三人皆為勤勉好學,苦讀中舉,並以為官清廉著稱,被當地人稱為“潮中三鳳”。

中進士35人,制舉16人,舉人239人


姚琛,明成化七年(1471)應奉天鄉試中解元,先後官授撫州府通判、順天府治中,任職期間,為官清正,勤政愛民,據說姚琛外出旅差費用基本都是從自己俸祿中支取,深受百姓愛戴。此外,姚琛注重孝道,在赴任順天府後不久,就以母親年事已高辭官回家盡孝,對其後世子孫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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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陽姚氏大宗祠▲

姚璦與姚紹都為少年天資穎悟之仕,叔侄二人於明天順六年(1462)同榜中舉,成為鄉里美談,兩人與姚琛一樣,皆以廉能著稱,據史料記載,三人致仕時,無一例外都是“囊無餘物,惟書籍故衣而已”,其清節可見一斑。

四、文化昌盛、人才輩出

明代潮陽可謂人才輩出,除了林大春、蕭氏五進士與“潮中三鳳”之外,還有大批傑出的文人雅士。

李齡,一代名宦,曾任提學僉事,受邀出任白鹿洞書院主講,大力提倡學風正氣,敦促務實,其政績與文章均名聲遠揚。

周光鎬,雖身為文臣,卻兼具韜略,親歷軍旅戍邊七年,後晉升為大理寺卿。其學問淵博,熟諳經史子集。致仕歸家後在潮陽讀書著述,並授徒講學,投身地方公益。

中進士35人,制舉16人,舉人239人


陳洸、陳江兄弟之“雙鳳鳴陽”,兄弟兩人皆為進士出身,並官任給事,如今被譽為“中華一絕”的貴嶼街路棚就是兄弟兩創辦的,為潮陽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中進士35人,制舉16人,舉人239人


中進士35人,制舉16人,舉人239人


貴嶼街路棚▲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還有學者詩人周孚先、正直守信、廉潔奉公的曾牧、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大器、女詩人郭真順等赫赫有名的文人學者與社會賢達,當時潮陽人文之盛可見一斑。這一盛況的出現,與明代潮陽對教育的重視有關,同時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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