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讓後世之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因該就是他品性高潔，不為五斗米而折腰，雖然充滿著政治理想，但受制於當時朝廷的昏暗，他寧願自己過著清貧的隱士生活也不為錢糧而從政。這個時候，很多人可能想問，到底誰讓陶淵明成為了隱士的代表和偶像？誰又傳播了陶淵明精神？
其實尋找歷史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在宋晉之際，陶淵明其實已經得到了廣泛的關注，但奇怪的是，《世說新語》中原本有關於隱士的內容，卻唯獨沒有記錄陶淵明，這到底是故意遺忘？還是有意排斥？但慶幸的是，後世的《宋書》、《南史》等官修正史都把陶淵明錄入了《隱逸傳》，也逐漸讓陶淵明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隱士派偶像，而這一過程則充滿了政治內涵。
“修隱”的官方政治企圖
在很早以前《易經》、《詩經》等典籍就對很多隱士有描寫和記錄，這說明隱士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後漢書》是正史中最早對隱士做相關記錄的。其中《二十四史》中也有多部記錄隱士的，有的稱”逸士傳”，有的則稱“隱逸傳”還有稱“處士傳”。
因該說，隱士的出現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頻繁，朝堂昏暗，再加上戰亂四起，很多文人雅士將歸隱當成一種明哲保身的方式，這也造成了隱士數量的急劇增加，同時隨著隱士的名聲漸起，很多人也將歸隱山林賦予了高雅的人格品質。
如果說隱士的出現是由於社會環境的動盪造成有學識之人遠離政治的表現，那麼隱士得到官方認可並進入官方史記中，就體現出了更多的政治文化。因為在封建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任何修史和選材都是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圖的，官方修設《隱逸傳》我認為主要包含以下三個目的。
第一，大多數人成為隱士或多或少都是出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導致的另類發洩，算的上是消極抵抗的一種方式；但對比起封建王朝中以暴制暴的衝突對抗，如農民起義，隱士所產生的危害和社會影響可以說是非常之小了；因為隱士既不能佔據朝堂結黨營私，也不能蠱惑社會，動搖國本。
換個角度理解，統治者們對隱士的高潔品性的鼓吹可以看成是對這些被選擇性遺忘之人的精神安慰。而官方對《隱逸傳》的設立就好像是他們人生中的指路明燈，他暗示著那些在政治上無法施展才華的人可以通過成為隱士來留名青史。另外，統治者也可以對其中的隱士進行部分的招攬，不讓他們完全限於政治前途的絕望之中。正因為朝廷的鼓勵和縱容，也造成了很多“假隱士”的出現，也就是說隱士們的歸隱並非出於真心，而只是想求得官方得注意，再獲得入仕的機會。如《新唐書》種所提的：終南捷徑，就是如此。
第二，文人學成歸來為的是什麼？難道不是為了出仕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報復嗎？可隨著仕人的數量增長，他們所渴望的修身、齊家的儒家思想和當時的政治需求發生了巨大的衝突，尤其是當時處於門閥政治的魏晉，這種衝突更為劇烈。
而隱士的出現，讓這個社會上又存在了另外一種人生價值觀，所以，隱士讓飽受政治衝突的知識分子可以在自我人生的超越上有了更多的選擇，這也算是人才分流。尷尬的現實（官寡賢眾）讓統治者不得不大力鼓吹讓這些士人到山林荒野之間去完成個人的精神洗禮，或許這也算當時的權宜之計吧。
《晉書》：社官分職，則官寡而賢眾。
第三，在漢魏宋晉之際，隱士由於其在文學、道德等方面的成就，是他們成為了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所以統治者在對一部分隱士進行拉攏，甚至希望他們能夠替官方發聲，因為統治者需要通過部分隱士的聲音來引導國家的輿論走向。如東晉將領桓玄叛變篡晉政權時，就徵召了皇甫謐的六世孫皇甫希任著作郎，以此表明自己重視隱士。
另外，從《後漢書》起，正史所記錄的隱士多和朝政有關，因為隱士們對新的朝廷的徵召常常予以迴避，以此表明自己的忠貞不二。所以，為隱士著史的人非常看重隱士的忠貞品質。在正史中《隱逸傳》的出現，讓統治者的政治意識和價值觀在正史《隱逸傳》中非常的明顯，《宋書》《南史》《晉書》的《隱逸傳》先後收錄陶淵明，同樣隱藏著史家特殊的政治動機。
史書中的形象記載
我們應該明白，既然正史中隱逸是為了那些可以當官，但是又不願意當官的隱士而設立的，那麼出於這個目的，著書立傳本身就已經帶有了非常濃厚的政治色彩，而陶淵明本人的生平實際，是完全符合要求的。從《晉書》、《宋書》、《南史》，這幾部書的大力吹捧之下，陶淵明逐漸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成為了隱士中的偶像派。
最先錄入陶淵明的是《宋書》中的隱逸傳，在裡面所寫的17個隱士中，陶淵明在第十一位。
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
從此書中可以看了解到，對陶淵明的敘述可以說是標準的隱士人設：從無奈之中當官，到因朝廷動盪而辭官歸隱，再到別人知道他的名聲以後經常去拜訪，然後緊接著再次獲得朝廷多次徵召，最後又反覆拒絕當官。沈約不僅是南朝文壇領袖，本身也是南朝的開國功臣，可以說，他編修此書所蘊含的政治動機已經相當明顯。
從《宋書》中所描繪的隱士第十七個出現，到《南史》中第一個出現，很顯然，陶淵明成為了隱士中的榜樣，這也標誌著一個默默無聞的隱士成為了小有名氣的隱士，再成為隱士中代表這樣的轉變，這也對世人接受陶淵明隱士形象的傳頌有著重要影響。
房玄齡所編著的《晉書》共收錄隱士四十六人，他筆下的陶淵明不但符合隱士特質，也同樣符合“魏晉風度”，但不管房玄齡將陶淵明如何撰寫的飄逸灑脫，房玄齡仍然沒有忘記自己是官史的身份，他對此評價到：
確乎群士，超然絕俗。養粹巖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蜀。
在官方的認知中，不管隱士是拘泥於朝堂，還是遊弋與山川，他們都要作為政治教化中的道德模範和文人表率。
官修史書中對陶淵明材料的來源
隱士也是人，人也無完人，既然是著述立傳，對於人物所涉及的故事素材，肯定是要做出修飾和取捨的，而官方對刻畫陶淵明形象，更是需要在政治上保持嚴謹，那麼正史中對陶淵明的資料素材尋找，從哪幾個方面來的呢？主要是以下三點：
第一，顏延之和陶淵明是非常好的朋友，陶淵明去世以後，他撰寫了類似於紀傳體形式的《陶徵士誄並序》一書，可以說此書是對陶淵明精神風貌和正平志事較為完整的闡述，所寫故事也比較真實可信。可以說，顏延之的《陶徵士並序》是對陶淵明隱士身份的肯定，並且對陶淵明隱居而不出仕的行為了進行了讚揚，為後來正史隱逸傳中去收錄陶淵明的相關事蹟奠定了基礎。
第二，梁武帝蕭衍之子蕭統編寫了一部《陶淵明傳》。而恰巧的是《宋書》的作者沈約曾經是蕭統的老師，難道蕭統對沈約中所描述的陶淵明不滿意嗎？那我們來看看。首先沈約在書中對於陶淵明的人生軌跡認為，陶淵明之所以不願意出仕為官，是因為沒有賞識他的人，如果遇到了，他肯定會再次出仕。但此種說法其實並不太符合當時統治階層對於隱士的精神需求，因為當時的統治階層，需要隱士形象“高大上”而不是出仕以後的“接地氣”，如果隱士受此蠱惑而大量回歸政壇，必然會造成他們和其他統治利益階層的巨大矛盾。蕭統雖然還沒當上皇帝就死了，但按照他當時所處的太子角色來看，去重新對陶淵明形象做出修飾也就不難理解了。
第三，陶淵明本人的詩詞傳記。除了旁人對陶淵明形象的詮釋以外，陶淵明自己縮寫的詩詞等內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五柳先生傳》甚至被列為實錄。在《南史》、《晉書》、《宋書》中，為了對自己陳述的陶淵明的事蹟做一一印證，先後引用了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與子儼等疏》等作品，這些所引用的作品基本都是在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之後的。由此來看，從對陶淵明本身素材的過濾上，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官史在對其選材中，對於陶淵明之前所帶有政治性的素材選擇了刻意的迴避，而對其不帶政治目的的素材和史料則歸於收錄，這也印證了官史本身所具備的政治導向。
結語
從以上述三點來看，《陶徵士誄並序》和蕭統所著的《陶淵明傳》以及陶淵明自己的詩詞是官史塑造陶淵明形象的資料來源，但從其成書的內容和對陶淵明真實素材進行有意識的選擇來看，為了迎合統治者的政治意圖，史學家們摒棄了陶淵明所擁有的政治抱負思想，而片面的把陶淵明當官是看出為了生計，把他的棄官當成了隱士的理所應當。
我不禁在想，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陶淵明還是歷史上真正的陶淵明嗎？官修史書中所修辭的陶淵明形象，到底保留了多少真實性呢？誠然，我們可以通過官修的隱逸傳去對陶淵明的形象做了解，但同樣也要保留一分謹慎。因為在正史中對陶淵明形象進行了選擇性刻畫，已經讓他和真實的歷史出現了偏差。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陶淵明除了不為五斗米而折腰以外，他同樣對於世俗功名所熱衷，而他隱居而不出，是有著求仕而不達的無奈成分，反之，正史中的陶淵明則是成為了超脫世俗，不為名利的“隱士神人”，因此，要正確的去對陶淵明形象做理解，是不能片面的去迷信官史中的隱逸傳，因為他們塑造的形象可能並非真正的陶淵明。
閱讀更多 離人話中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