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法嚴懲疫情防控期間刑事犯罪的背景下，檢察機關積極發揮自身優勢，介入引導偵查取證的案件數，接近全部案件總數的90%，有效實現了打擊犯罪行為、震懾犯罪分子的目的。介入引導偵查是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不僅彰顯了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職責和使命，更體現了檢察機關在疫情防控期間的擔當和作為。
彰顯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屬性。介入引導偵查是重大、疑難、複雜案件正式移送批捕和起訴前，經公安機關商請或檢察機關認為確有必要時，主動及時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參加公安機關對重大案件的討論，引導公安機關進行偵查取證，並對案件定性提出意見，對偵查活動是否違反法定程序、是否符合訴訟要求、是否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等，進行法律監督的活動。介入引導偵查在性質上屬於檢察權引導、監督偵查權的一種方式，通過介入引導偵查，防止偵查工作步入違法的誤區或者把案件做成“夾生飯”，實現對偵查活動違法行為的早發現、早處理，從源頭上保障案件質量。
遵循了刑事訴訟相互配合原則。介入引導偵查並不是“撈過界”，也不是“聯合辦案”。一般是在偵查活動開始的早期階段，經公安機關主動商請或者檢察機關認為確有必要的時候，對偵查活動的方向和重點提出建議。但“介入”不是“干預”偵查，更不是指揮、領導偵查，“介入”只是“引導”偵查，“介入”秉持的原則是“參與但不干預、參謀而不代替”。在介入引導偵查階段，對案件發表的意見，屬於“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具有建議屬性，供偵查參考所用，一般沒有強制性的要求。
不與客觀公正立場相沖突。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是檢察機關辦理案件的基本立場。在參與訴訟過程中，既注重對被追訴者不利的方面，又注重對被追訴者有利的因素，既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又不單純地站在被害人的立場，做到兼顧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統一。對於介入引導偵查的案件，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捕、審查起訴階段，並不因為前期有過“介入”，在後期就可以“放鬆”，結果“耕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也不因前期“介入”，後期就“自縛手腳”，影響對捕、訴與否的獨立判斷。檢察官認為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可能，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對於在出庭過程中發現不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應當撤回起訴。
體現了檢察擔當和作為。涉疫情防控的犯罪突發、多發，政策性、敏感性都強，公安偵查取證難度大、時效性又強，涉及的一些罪名少見、敏感，一些偵查人員沒辦過此類案件，確實存在經驗不足、不好把握的情況。檢察機關介入引導偵查，而不是“坐等送飯”，充分發揮“捕訴一體”辦案的優勢，實現案件辦理的快速收集固定證據、準確定性，進而快捕快訴，達到依法嚴懲、震懾犯罪的目的，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辦案理念，展現了檢察機關的擔當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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