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及其《戰爭與和平》
Leo Tolstoy（1828～1910）:War and Peace
我閱世愈久——尤其在我明白自己餘日無多的時刻——愈需要表白我內心最強烈的感受。我認為最重要的只是愛的法則。
——列夫·托爾斯泰
我想巴爾扎克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家，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卻是最偉大的小說。以前沒有人寫過題材範圍這麼廣泛、描寫的一段歷史這麼重要、創造的人物這樣眾多的小說，我猜以後也不會有人再寫這樣的文學鉅著了。稱之為史詩也毫不為過。我想不起另外還有什麼小說作品可以稱為史詩而當之無愧的。托爾斯泰的評論家也是友人的斯特拉科夫（Strakhov）曾以幾句很有力的話表達他的看法：“完整的人生全貌。完整的當代俄國寫照。完整的所謂歷史和民族掙扎的史詩。描寫人們從中可以發現自己的幸福與偉大、自己的苦難與屈辱的一切情境的完整觀照。這就是《戰爭與和平》。”
托爾斯泰三十六歲開始寫這本書，作家的創造天賦通常在這個年齡達到高峰，他花費六年的時間才完成。他選擇的時段是拿破崙東征西討的時代，高潮是拿破崙入侵俄國、火燒莫斯科以及軍隊的撤退與毀滅。托爾斯泰著手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本來是想寫上流社會的家庭生活故事，歷史事件只是拿來當背景。故事中人經歷了許多足以影響他們性靈層面的經驗，吃過許多苦頭之後，到頭來卻得到淨化，享受安靜和快樂的人生。托爾斯泰寫著寫著，才愈來愈強調兩大交戰國敵對勢力間無比激烈的拼搏，從他讀過的各種書報中建構出一套歷史哲學，我之後再來稍作敘述。
《戰爭與和平》（意大利版封面）
據說書中人物有五百位左右。他們都個性鮮明，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一點已是很大的成就。興味並不像大多數小說中僅侷限於兩三個人或一群人身上，而是集中在四個貴族家庭——羅斯托夫家、保爾康斯基家、庫拉金家和別祖霍夫家——的成員身上。當小說主題要求作者刻畫不止一群人的時候，他必須妥善應付一項困難，就是由甲群移到乙群身上要合情合理，讓讀者乖乖接受。這一來讀者會發現：這會兒作者正告訴他關於某組人物他所須知道的信息，待會兒他準備聽聽有一段時間音訊全無的另一組人物近況如何。大體上托爾斯泰這方面做得極為巧妙，讀者簡直像遵循單一的敘事線進行閱讀
托爾斯泰在俄羅斯（1908年）
08年）
托爾斯泰像一般小說作家那樣，照他認識或聽過的人物來塑造書中人；不過他當然只是把他們當作模特兒，等他的想象力發揮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變成他自己創造的人物了。據說浪費成性的羅斯托夫伯爵是照他祖父的音容言行構思出來的。尼古拉·羅斯托夫是照他父親，楚楚可憐又迷人的瑪麗雅公爵小姐是照他母親。至於可以算是《戰爭與和平》男主角的皮埃爾·別祖霍夫和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公爵，一般認為托爾斯泰心中是以自己為藍本；我們若說他意識到自己分裂的人格，所以照自己這一個模特兒創造出兩個對比的人物，藉以釐清和了解自己的個性，說來大概也不算離譜。
皮埃爾和安德烈公爵有一點很相似，他們像托爾斯泰本人，都在尋求心靈的平靜，都為生與死的奧秘尋找解答，結果都沒找到；除此之外兩個人截然不同。安德烈公爵是英勇、浪漫的人，以自己的種族和階級為榮，心靈高貴，卻高傲、專橫、不寬容又不理性。儘管有種種缺點，他卻是動人的角色。皮埃爾遠非如此。他生性仁慈、脾氣溫和、慷慨、謙遜、斯文又自我犧牲；但卻很軟弱、優柔寡斷、很容易上當受騙，叫人忍不住對他感到不耐煩。他行善做好人的願望十分感人，但有必要把他寫成這樣的傻瓜嗎？他為了解出苦思不解的謎團，變成共濟會會員，托爾斯泰為此忍不住寫出幾章非常非常沉悶的內容。
這兩位男士都愛上羅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兒娜塔莎，托爾斯泰把她塑造成小說史上最最討人喜歡的姑娘。要刻畫既迷人又有趣的少女是最困難不過了。小說中的少女大致是平淡無趣（如《名利場》中的阿米莉亞）、自命不凡（如《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範妮）、聰明過頭（如《利己主義者》中的康斯坦尼婭·達累姆），或者像小傻瓜（如《大衛·科波菲爾》中的朵拉），不是傻傻賣弄風情，就是天真得叫人難以置信。她們會成為小說家處理起來彆彆扭扭的題材不難理解，因為人在這種少不更事的年齡，個性尚未完全發展。
同樣的，畫家只能在某一張面孔因生活、思想、愛與苦難的興衰變遷而顯現出個性時，才能把它畫得生動有趣。要畫一張少女肖像，他充其量只能呈現青春的魅力和美。但娜塔莎完全自然。她甜蜜、敏感、有同情心、任性、孩子氣，也有女人味兒、重理想、動輒發脾氣、親切熱情、頑固、反覆無常，各方面都令人著魔。托爾斯泰創造過很多女性，她們都真實反映人生，但沒有一位像娜塔莎這樣贏得讀者的摯愛。
像《戰爭與和平》這麼長的一本書，又是花這麼長的時間寫成的，作者有時候亦難免才思不濟。我已經說過，皮埃爾成為共濟會會員的過程很沉悶，小說將近結尾時我覺得托爾斯泰好像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有點失去興趣了。他的歷史哲學也許可陳述如下：他相信不是偉人影響歷史進程，像一般公認的那樣，而是有一種難解的力量充塞於各民族間，使他們不知不覺走向勝利或失敗。亞歷山大、愷撒、拿破崙只不過是名義上的領袖，不過是一種象徵，他們被一種無法抗拒也無法掌控的推動力帶著走。拿破崙不是靠他的戰略或大軍打勝仗，因為他的命令可能因情境改變或者未及時送達而沒有被執行，他打勝仗是因為敵人突然堅信仗已打輸，所以逃離了戰場。在托爾斯泰心目中，法國入侵俄國期間的英雄是俄軍總司令克託佐夫，因為他什麼也不做，避免戰鬥，只等待法軍自己毀滅。也許這次就像托爾斯泰的所有理論一樣，大量真理混雜著大量謬誤，例如他的作品《什麼是藝術》也是如此，但我所知不多，沒法討論這個問題。我想他花這麼多篇幅來翔實描述莫斯科撤退的經過，是想舉例說明他的想法。那也許是好史料，卻不是好小說。
不過，如果說托爾斯泰在這部驚人浩大的小說最後一部分稍稍失去了活力，那他已在尾聲中彌補得十分充實。這是才氣煥發的一招。老一輩小說家習慣在他們要說的故事收場後告訴讀者主要人物遭遇如何。他們告訴讀者男女主角過得很幸福，環境優裕，生了好幾個孩子；惡人若非在結尾前被幹掉，就會陷入貧窮，娶了一個嘮叨的惡妻，得到應得的報應。但是往往只用一兩頁敷衍交代，讀者總覺得這是作者滿懷不屑丟給他的撫慰品。直到托爾斯泰才把尾聲寫成真正重要的東西。
七年過去了，我們被帶到老伯爵之子尼古拉·羅斯托夫家，他娶了有錢的妻子，生了幾個小孩；皮埃爾和娜塔莎正到他們家做客。娜塔莎已婚，也有了小孩。可是他們崇高的希望、對人生的熱忱都已漸漸縮小，變成無聊的、滿足的平靜。他們彼此相愛，可是，他們變得多麼乏味、多麼平凡啊，經歷了他們冒過的險、承受過的辛苦和悲痛，他們已安定下來，享受著漸入中年的自得。曾經非常甜蜜、非常不可預知、非常宜人的娜塔莎，如今成了神經質的家庭主婦；曾經非常英勇、喜歡冒險的尼古拉·羅斯托夫，如今成了剛愎自用的鄉紳；皮埃爾比以前更胖，脾氣仍然很好，但不比以前精明。大團圓的結局叫人感到悲哀。我想托爾斯泰這樣寫並不是辛酸憤懣，而是他知道大家的結局都是如此，他只好實話實說。
托爾斯泰生在貴族階級，這個階級並不常產生顯赫的作家。他是尼古拉·托爾斯泰伯爵和具有大筆財產繼承權的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的兒子，出生在母親的祖宅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是五個孩子中的老四。父母在他童年去世。他先由私人家教教導，然後上喀山大學，後來又去上聖彼得堡大學。他是成績差勁的學生，兩邊都沒拿到學位。他的貴族人脈使他得以先後踏入喀山、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社交圈，常參加舞會、晚會和社交聚會。
他曾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亞戰爭中入伍從軍。這段時間他喝酒喝得很兇，胡亂賭錢。有一次為了還賭債，他不得不把繼承來的位於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中的房子賣掉。他是性慾很強的男人，在高加索期間染上了梅毒。他放蕩一夜、玩牌或玩女人，或者跟吉普賽人狂歡——我們若從他的小說來判斷，這種事大概是平常又天真的俄國享樂方式——之後總會寫日記，照日記內容看來，他悔恨至極；不過一有機會，他照樣重蹈覆轍。
他非常健壯，可以步行一整天或在馬鞍上坐十一二個小時不嫌累，但他個子很小，外表也不討人喜歡。他提筆自述過：“我深知我長得不好看。有時候我絕望到極點，我想鼻子像我這麼寬、嘴唇像我這麼厚、一雙灰眼睛這麼小的人，在世上不可能得到幸福；我求上帝展現神蹟，使我變英俊，我擁有的一切和未來可能擁有的一切我都願意拿來換一張英俊的面孔。”他不知道自己不美的面孔顯現出一種靈性的力量，相當吸引人。他看不見自己的目光使他的表情頗具魅力。
那段時期他穿得很瀟灑（像可憐的司湯達一樣，希望時髦的衣裳能彌補外貌的醜陋），而且他過度介意自己的頭銜。喀山大學的一位同學對他描寫如下：“我對（托爾斯泰）伯爵敬而遠之。他故作冷淡，頭髮又硬又粗，半閉著眼睛，表情很敏銳，一見面就叫人十分厭惡。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年輕人有這麼強烈、這麼叫人難以理解的自大和自滿的態度……我打招呼他幾乎不搭理，似乎想暗示我們根本不是一個階層的人……”托爾斯泰從軍期間，好像有點瞧不起一起作戰的軍官們，他寫道：“起先這個圈子的許多事情叫我震驚，但我已漸漸習慣不和這些紳士為伍。我找到一種既不傲慢也不親密的中庸之道。”
在高加索以及後來在塞瓦斯托波爾期間，他寫了不少短篇小說和一篇帶有浪漫風格的童年及少年自傳。文章登在一本雜誌上，頗受好評，所以他由戰場前往聖彼得堡的時候，受到熱烈的歡迎。他不喜歡那邊遇到的人，他們也不喜歡他。儘管他相信自己有誠意，但他實在沒辦法相信別人的誠意，而且毫不猶豫照實說出來。他對公認的見解頗不耐煩。他焦躁易怒，又生性好辯，對別人的心情根本不在乎。屠格涅夫曾說最叫人驚惶的莫過於托爾斯泰審訊式的目光，那種目光加上幾句刻薄話，可以把人氣得半死。他對別人的批評很難接受，當他偶然讀到一封對他稍有微詞的信件，他立刻向寫信的人挑戰，朋友們很難阻止他進行可笑的決鬥。
當時俄國正興起一股自由主義思潮。解放農奴是當時迫切的問題，托爾斯泰在首都花天酒地幾個月之後，回到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向他田莊上的農民提出一項給予他們自由的計劃，可是他們懷疑其中有詐，拒絕接受。他為他們的兒女辦學校。他的方法是革命性的。學生有權不上學，即使在學校也有權不聽老師說話；完全沒有紀律可言，也沒有人受過處罰。托爾斯泰教學生，整天跟他們在一起，傍晚陪他們遊戲，講故事給他們聽，陪他們唱歌，一直鬧到深夜。大約這個時候，他跟一位農奴的妻子有染，生下一個兒子。日後這個名叫蒂莫西的私生子給托爾斯泰的一個兒子當馬車伕。傳記家們發現托爾斯泰的父親也有個私生子，也擔任某位家庭成員的車伕，覺得好古怪。我認為這代表道德上的愚鈍。
他決心實驗一番。當時他已三十四歲，他娶了年僅十八歲的索菲婭姑娘，她是莫斯科時髦醫生兼家族老友別爾斯大夫的次女。他們婚後定居在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婚姻的前十一年伯爵夫人索菲婭生了八個孩子，接下來的十五年又生了五個。托爾斯泰喜歡馬匹，騎術高超，非常喜歡打獵。他有效經營自己的產業，還在伏爾加河以東買了新田莊，所以最後他擁有1.6萬英畝的土地。他的生活遵循熟悉的模式。
俄國有幾十名貴族年輕時代好賭、好酒、拈花惹草，後來結了婚，生下一群小孩，定居在自己的田莊，照顧產業、騎馬打獵；不少人跟托爾斯泰一樣信奉自由主義，為農民無知、赤貧、生活環境汙濁而難過，想要改善他們的命運。他跟他們大家唯一的不同是他寫了兩部世上最偉大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為什麼如此是一個難以解釋的謎團，就跟遲鈍的英格蘭薩塞克斯郡鄉紳的兒子雪萊居然寫出了《西風頌》一樣不可思議。
20歲的托爾斯泰（1848年）
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和他們的女兒亞歷山德拉
他們倆都是情緒激烈的人，而且很有所謂的個性。這通常表示有此天賦的人性格上並不討人喜歡。伯爵夫人索菲婭生性苛求、佔有慾強而且很容易嫉妒；托爾斯泰則是嚴酷又不寬容。他堅持她親自喂小孩吃奶，她十分樂意，可是其中一個孩子出生時，她乳房腫痛得厲害，不得不把那個孩子交給奶媽，他蠻不講理亂生她的氣。他們不時吵架又和好。
他們相愛很深，婚姻大體算美滿。托爾斯泰努力工作，孜孜不倦於創作。他的筆跡很難辨認，可是每一部分寫完伯爵夫人就替他謄寫一遍。她非常善於辨別他的字跡，甚至猜得出他倉促寫的簡略筆記和沒寫完的句子。據說《戰爭與和平》她整整抄了七遍。
西蒙斯教授曾描述他一天的生活如下：“全家聚在一起吃早餐，主人的妙語和笑話使得話題有趣又生動。最後他總是站起來說，現在該工作了，然後走進書房，通常會端一杯濃茶進去。沒有人敢打擾他。下午他露面，是要運動運動，通常是散步或騎馬。5點鐘他回來吃晚餐，狼吞虎嚥，吃飽了就生動描寫他散步時的各種見聞，讓在場的人開心開心。飯後他退入書房去看書，8點鐘再到客廳陪家人和訪客喝茶。現場常常為孩子們演奏音樂、朗誦或者玩遊戲。”（註釋：E·J·西蒙斯《列夫·托爾斯泰傳》）
那是忙碌、有益和滿足的生活，未來許多年似乎沒理由不照著同樣愉快完美的狀態繼續下去：索菲婭生小孩，照顧孩子和家園，幫助丈夫工作；托爾斯泰騎馬打獵，監管田莊和寫書。他已經快要五十歲了，對男人來說那是危險時期。青春已逝，他們回顧過去，很容易自問他們的人生等於什麼；前瞻未來嘛，老年隱隱浮現在前方，會覺得前景一片淒寒。
有一項恐懼終身困擾著托爾斯泰——就是死亡的恐懼。人必有一死，除了危險和重病時刻，大多數人都識趣地不去想它。但死亡對他卻是揮之不去的隱憂。難怪他在名叫《懺悔錄》的作品中描述他當時的心境說：
“五年前一種很怪的狀況開始降臨在我身上。起先我經歷了困惑和生命凝滯的時刻，好像不知怎麼活下去或者怎麼辦才好，我感到失落和沮喪。但這種情況過去了，我繼續照先前一般過日子。後來這種困惑時刻愈來愈頻繁，總是遵循同樣的形式。永遠是以下列問題來表達：一切為了什麼？有什麼結果？我覺得自己立足的根基坍塌了，腳下什麼都沒有。我賴以生存的東西不復存在，我可以仰靠的東西都沒有了。我的人生已經停頓。我可以呼吸、吃喝和睡覺，我做這些事身不由己。但是沒有生命，也就沒有什麼我覺得該合理實踐的願望了。
“這一切都是在我擁有一般公認的好運時降臨我身的。我還沒滿五十歲；我有個好妻子，她愛我，我也愛她；還有好兒女和一大片莊園，我沒花多少力氣就將它改善並擴大了……我受到人們讚美，毋須自欺也可以自稱是知名之士……我具有同樣階層的男人少見的身心力量：體力上我割草比得上農夫們，腦力上我可以一口氣工作八到十個鐘頭，不會因為如此透支體力而生病。我的精神狀態卻在告訴我：我的人生是一個不知誰對我開的愚蠢而又惡毒的玩笑。”
他小時候就不再信仰上帝，但失去信仰使他鬱鬱寡歡、很不滿意，因為他沒有理論可解開人生的謎團。他自問：“我為什麼要活，該如何活呢？”他找不到答案。現在他再一次信仰上帝，但對一個脾氣很容易激動的人來說實在很奇怪，這竟是借推理過程相信的。他提筆寫道：“我存在一定有某個理由，萬千理由中的理由。那第一個理由就是人類所稱的上帝。”這是上帝存在最古老的證明之一。他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也不相信死後的永生，但後來他想到自我是永恆的一部分，覺得難以想象它竟會隨身體死亡而終止。他一度堅信俄國東正教教會，但他看到教會博學之士所過的生活跟他們的主義並不相符，感到極其厭惡，自覺沒法完全相信他們要他信的東西。
過了好幾年他的觀點才終於確立，那些年他是在痛苦、沉思和研究中度過的。要簡明扼要又恰當地寫出這些觀點很困難，我做此嘗試時遲疑不決。他摒棄聖禮，因為聖禮不是照基督的教誨成立的，只會使真理模糊；他摒棄基督教教條所賴以闡明的一套教義，認為它顯然荒謬，是對人類智慧的侮辱；他漸漸相信真理只能由耶穌的話中尋找。他相信他的教示精華在於“不要抵制惡”的箴言；他斷定“根本不要發誓”的戒律不僅適用於一般的詛咒，也指任何誓言，包括證人席上發的誓或宣誓就職的軍人所說的話；而“愛鄰人，祝福詛咒你的人”的命令則禁止人們跟自己國家的敵人打仗，受攻擊也不準自衛。可是在他看來，採納一種主張就要付諸行動：如果他的結論是基督教本質為愛、謙遜、克己忘我、以德報怨，那他覺得他就有責任摒棄人生的樂趣、努力勞動、謙卑待己、要吃苦要慈悲。
索菲婭·托爾斯泰是虔誠的東正教信徒，堅持孩子們該受宗教教育，她各方面都乖乖在天道派給她的生活處境中善盡職責。她不是宗教靈性很強的女人；說真的，她生了這麼多小孩，親自撫育，要負責讓他們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要管理一大家子人，實在沒什麼時間參加宗教活動。她不瞭解也不贊同丈夫見解的改變，但她寬容地接受了。不過，等他心靈的變化導致行為的轉變時，她十分惱火，並毫不猶豫地表現出來。
如今托爾斯泰自覺有義務儘可能少消耗別人的勞力，就自己生爐子、打水、料理衣物。他想要自食其力賺取糧食，就找一位鞋匠來教他做靴子。他在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跟農夫們一起工作，犁田、運乾草、砍木柴。伯爵夫人不贊成他這樣，她覺得丈夫從早到晚做些無用的體力工作，即使在農民間這種工作也是由年輕人做的。她寫字條給他說：“當然你會說，這樣過日子符合你的信念，你很喜歡。那是另一回事，我只能說：好好尋開心吧！但我還是氣這麼寶貴的精力為劈柴、點燃開水壺和做靴子而耗費掉了——那些事當作休息或打發時間換個口味是說得過去，但不該當作特定的工作。”她這些話非常有道理。
托爾斯泰以為體力勞動無論如何比腦力勞動高貴，未免太糊塗。即或他認為寫小說給閒人看是不對的，還是很難相信他找不到比制靴更聰明的工作——他做靴子做得很差，送給人家，人家根本不能穿。他喜歡做農夫打扮，變得髒兮兮很不整潔。據說有一天他擔完糞肥回家吃飯，渾身臭得要命，窗戶非打開不可。他放棄原先熱愛的打獵，不準殺動物來吃，變成了素食者。多年來他一直適度飲酒，如今他完全戒酒，最後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連煙也戒掉了。
此時孩子們漸漸長大，為了他們的教育，也為了長女塔尼婭要在社交圈亮相，伯爵夫人堅持一家人冬天前往莫斯科。托爾斯泰不喜歡都市生活，但不得不順從妻子的決定。他在莫斯科看到富人極富、窮人極窮的貧富差距，非常震驚。他寫道：“我當時和現在都感覺到，以後也會如此感覺：只要我有多餘的食物，別人沒得吃，我有兩件大衣，別人一件都沒有，我就感覺自己在不停地犯罪。”人家告訴他世上永遠有貧有富，以後也將如此，他根本聽不進去；他覺得這樣是不對的。他探訪了一家貧民的過夜小屋，眼見其恐怖情景後，回家坐下來享用五道菜的大餐，由兩名穿禮服戴白領結和白手套的男僕伺候，他覺得羞愧無比。他試圖送錢給缺錢來求他的潦倒人士，卻得到一個結論：他們用甜言蜜語從他這兒騙去的錢所帶來的害處比益處多。他說：“錢是罪惡，所以給人錢的人等於行惡。”由此很容易認定財產是不道德的，擁有財產
身穿農民服裝的托爾斯泰（1901年）
工作中的托爾斯泰（1908年）
作中的托爾斯泰（1908年）
對於托爾斯泰這樣的人，下一步很明顯：他決定擺脫他所擁有的一切。但這方面他跟妻子劇烈衝突，其妻可不想淪為乞丐，也不希望孩子們一文不名。她威脅要告到法庭，說他無能力管理自身事務。天知道經過多少劇烈的爭執，他說要把全部產業移交給妻子。她拒絕了，最後他把財產分給她和孩子們。爭執未解決的幾年間，他不止一次離家要跟農民住在一起，可是沒走多遠就意識到他會害妻子痛苦而返家了。他繼續住在亞斯納亞·波良納，雖然為身邊不算過分的奢侈享受所苦，但還是繼續享受這種奢侈生活。摩擦也持續下去。他不贊成伯爵夫人給孩子們那種傳統教育，不能寬恕她不許他照自己的意思處置財產。
托爾斯泰在轉變之後又活了三十年，我這裡沒有篇幅來詳談這段時期的情形。我不得不省略許多本身不算乏味的內容。他變成公眾人物，不但被公認為俄國最偉大的作家，而且在全世界都以小說家、教師和道德家而知名。有人希望照他的觀點生活，還建立起一片片領地。他們試圖實踐他的不抵抗主義，但遭遇到悲慘下場，而他們落難的故事頗有啟發性，也很滑稽。由於托爾斯泰性格多疑，苛刻好辯，而且那樣偏執，堅信別人若與他意見不同，一定是基於可鄙的動機，而且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想法，因此他的朋友很少。但他聲譽日隆，大批的學生、造訪俄國聖地的遊客、仰慕者和門徒湧到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當中有富人有窮人，有貴族也有平民百姓。
我說過，索菲婭·托爾斯泰是個嫉妒成性、佔有慾很強的女人，她老是想獨佔丈夫，憤恨自己家被陌生人無端侵入。她的耐心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她寫道：“他一方面向人們描寫和敘述他的一切美好情操，對自己的事多愁善感起來；一方面照往日的習性過日子，喜愛甜食、腳踏車、騎馬和肉慾。”另外一回她在日記中說：“我忍不住訴苦，因為他為民眾幸福而做的這一切事情使生活變得非常複雜，我已愈來愈難以活下去。他吃素，這表示要煮兩種正餐，費用增加，大家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他宣揚愛心和善行，卻對家人漠不關心，各種烏合之眾隨時會闖進我們的圈子。”
最早分享托爾斯泰觀點的人物中有一位名叫契爾特科夫的年輕人。他很有錢，曾在護衛軍當隊長，可是他後來信仰不抵抗主義，就辭去了軍職。他是正直的人，是理想家兼宗教狂熱者，脾氣卻很霸道，有獨特的能力強要別人照他的意旨行事。艾爾默·莫德曾說，跟他有關的人都變成他的工具，不是跟他吵架就是被迫逃開。他和托爾斯泰之間產生了牢固的友誼，一直維持到托爾斯泰去世為止，而且他對托爾斯泰影響力極大，使伯爵夫人索菲婭相當不滿。
托爾斯泰的大多數朋友都覺得他的見解太極端，契爾特科夫卻不斷慫恿他更進一步，更堅決地加以實踐。托爾斯泰一心注重靈性發展，把產業都忽略了。結果這些土地雖然值三十萬美元左右，一年的收益卻不超過兩千五百美元，顯然不夠家人開銷並教育一群孩子。伯爵夫人勸丈夫把1881年以前寫的作品的出版權交給她，還借錢創立出版社來印他的書。由於經營成功，她總算能支付她的家用開支。但保留文學作品的權益顯然不符合托爾斯泰關於財產是罪惡的信念，契爾特科夫取得掌控權之後，就勸誘他宣告1881年以後寫的作品全部屬於公共財產，任何人都有權出版。這已經讓伯爵夫人十分惱火了，但托爾斯泰還不只如此，他還叫她交出早期作品的出版權，當然包括非常受歡迎的小說，她斷然拒絕。她的生計和家人的生計全靠那些作品了。接著劇烈又漫長的爭端開始了。索菲婭和契爾特科夫讓托爾斯泰得不到片刻安寧，互相沖突的訴求簡直叫他矛盾不堪，他覺得兩方的主張都有道理，不容駁斥。
1896年，托爾斯泰六十八歲。他已結婚三十四年，孩子大多已長大，次女快要結婚了；妻子年屆五十二歲，可恥地愛上一個比她年輕很多的男子，一個名叫坦納耶夫的作曲家。托爾斯泰對此大為震驚，羞愧憤怒交加。下面是他寫給妻子的一封信：
“你與坦納耶夫過從甚密，我覺得噁心，無法冷靜容忍。我若在這種情況下繼續與你共同生活，只會縮短並毒害我的性命。一年來我根本不算活著。你對此很清楚。我曾盛怒跟你說過，也以祈求口吻跟你請求。最近我試圖保持緘默。我什麼都試過了，結果一切都徒勞無功。你們依舊很親密，我看得出來事情可能會這樣一直進展下去。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你顯然無法放棄，只剩一個辦法——就是分手。我下定決心要這樣做。但我必須考慮最好的辦法。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到國外去。我們該想出最好的對策。有一點可以確定——我們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
但他們並未分手；他們繼續互相折磨，害彼此日子不好過。伯爵夫人以半老徐娘熱戀的激情追求作曲家，起先對方可能覺得受寵若驚，不久就感到厭倦，自覺無以為報，而且嫌這件事害他出醜。最後她發覺他正在迴避她，甚至還當眾侮辱她，她深感痛心。隨後不久她斷定坦納耶夫“在肉體和精神上都粗俗不堪”，這段有損尊嚴的風流韻事就此落幕。
此時他們夫妻不和已經盡人皆知，跟他親近的門徒們偏袒他。由於索菲婭阻止丈夫照他們的辦法行事，他們就仇視她，索菲婭對此憤憤不平。他思想上的轉變並未帶來多大的幸福。此事害他失去朋友、家庭失和，造成他和妻子之間的爭吵不斷。追隨者指責他繼續過安適的生活，說真的他也以此自責。他在日記中說：“如今年屆七十歲的我，早就竭盡一切精神力量追求寧靜和孤獨。雖然不是完全和諧，仍然該勝過這種生活、信仰和良心之間的不協調才對。”
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後來的十年間他病了好幾次，有一次很嚴重，差一點死掉。當時認識他的高爾基把他描述得很瘦、很小，頭髮灰白，眼睛卻非常銳利，目光彷彿可看透一切。他的臉上佈滿皺紋，他的留了一把又長又亂的白鬍須。他是個老頭子，年屆八十歲。一年過去，又過了一年，他已八十二歲。他迅速衰老，顯然只有幾個月可活了。僅剩的日子被可恥的爭吵弄得痛苦不堪。契爾特科夫對托爾斯泰“財產不道德”的主張顯然不完全贊同，他在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附近買了房產，這自然使兩個人往來更頻繁。現在，他逼托爾斯泰實現死後一切作品應歸大眾公有的心願。伯爵夫人對於二十五年前托爾斯泰交給她的小說控制權竟被剝奪感到震怒。契爾特科夫和她之間長期存在的敵意終於化為公開的戰火。除了完全被契爾特科夫控制的托爾斯泰最小的女兒亞歷山德拉之外，孩子們都跟母親站在一邊。他們不想過父親要他們過的生活，雖然他已將家產分給他們，但他們不懂自己為什麼不能享受父親作品帶來的大筆進款。
儘管家人對他施壓，托爾斯泰還是預先立了遺囑，將所有作品贈予大眾，宣佈他死時仍存的手稿該交給契爾特科夫，讓他可以准許所有想出版的人免費取用。但這顯然不合法，契爾特科夫又慫恿托爾斯泰再擬一份遺囑。他把證人偷偷帶進屋裡，不讓伯爵夫人知道他們在幹什麼，由托爾斯泰鎖上書房門親筆抄錄一遍。這份遺囑指明版權交給契爾特科夫提名的托爾斯泰的女兒亞歷山德拉，他加上一句話說：“我相信託爾斯泰的妻子和兒女不願見到非家族成員被立為合法的財產繼承人。”由於這份遺囑剝奪了他們生活費用的主要來源，上述這些話應該是可信的。可是這份遺囑還不能令契爾特科夫感到滿意，他又自己草擬了一份，由托爾斯泰坐在契爾特科夫家附近森林的一個樹樁上親自抄寫。這一來契爾特科夫完全掌控了托爾斯泰的手稿，其中最重要的是托爾斯泰晚年的日記。他們夫妻都有寫日記的習慣，彼此有個默契，想看對方日記的時候隨時可以看。這是很不幸的安排，因為他們事後重讀對彼此的牢騷會引發劇烈的爭吵。
早期的日記在索菲婭手裡，可是最後十年的日記托爾斯泰已交給契爾特科夫。她決心要弄回來，一方面是這些日記最後可以出版獲利，另一方面也因為托爾斯泰敘述他們的爭端非常坦白，她不希望這些段落公之於世。她捎信給契爾特科夫，要求他交還托爾斯泰的日記。他不肯答應。她威脅說日記若不交還，她要服毒或跳河自殺。托爾斯泰被她的大吵大鬧嚇慌了，就從契爾特科夫手中取回日記，但沒交還妻子，而是存在銀行。契爾特科夫寫了一封信給他，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做了如下的評論：“我收到契爾特科夫的一封信，滿紙譴責和指控，把我批判得體無完膚。有時候我真想離開他們大家，走得遠遠的。”
托爾斯泰幾乎從少年時代就想離開世俗和凡間的種種騷亂與煩惱，想退隱到一個他可以孤獨求自我改善的地方。像許多別的作家一樣，他把自己的渴望寄託在兩位小說人物身上，一為《戰爭與和平》中的皮埃爾，一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借這兩人刻畫了大部分的自己。此時他各方面的生活環境加在一起，使他的願望強烈得像著魔一般。他的妻子兒女折磨著他；朋友們覺得他最後該完全實踐他的主義，對他頗不以為然。他深受他們侵擾。他們之中有很多人痛心他沒有施行他所宣揚的理念。每天他都會收到傷害他的信函，指責他虛偽。
有一位熱切的門徒寫信來求他放棄莊園，把財產送給親戚和窮人，自己不留分文，像托缽僧似的雲遊各地。托爾斯泰回信說：“你的信深深感動我。你的勸告一直是我最神聖的夢，但我迄今還沒法做到。理由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做這件事不該影響到別人。”人們常把行為真正的理由推到潛意識中不顯眼的位置，這回我想托爾斯泰沒有照朋友們和良心的催促行事，真正的理由只是他不太渴望執行。
作家心理上有一點我此前還未見人提過，其實研究作家生平的人一定都看得出來。每一位創作家的作品多多少少是他基於某一原因壓抑下來的某種本能、慾望、白日夢——隨你怎麼稱呼它——的一種昇華，他以文學方式表達之後，以實際行動發洩的驅動力就解除了。但這不是完全的滿足。他仍有不足感。文人會頌揚行動派人士，對其不自覺羨慕崇拜，其道理正在這裡。托爾斯泰從事體力勞動，可能是要取代他未能實現的衝動。他若未借寫書降低堅決的程度，很可能就會有一股力量實際執行他心目中認為正確的舉動了。
他當然是天生的作家，以最有效、最精彩、最有趣的方法敘事是他的本能。我認為在他說教式的作品中，為了讓他的論點更具備說服力，他任由文思翱翔，以不妥協的方式提出他的理論。如果他曾停下來思索後果，也許不會這麼做。有一次他確實承認：理論上不能容許的妥協，實踐中卻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一來他必定會失去整個立場，因為實踐時既然免不了要妥協，可見實行起來不切實際，那麼理論一定有問題。
有一點對托爾斯泰來說非常不幸：滿懷愛慕、成群湧到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來的朋友和追隨者無法接受他們的偶像也會妥協的想法。他們逼老人犧牲自己，符合他們激烈的正當行為觀，非常堅持，真的有些殘忍。他成了自己所傳信念的囚徒。他的作品及其對許多人的影響——對不少人而言是災難性的影響——許多人對他的仰慕、尊敬和感情……在迫使他進入一個只有一條出口的處境，他實在無法承擔。
最後他離家踏上那次災難性卻遠近馳名的旅程，末了終以死亡收場，不是因為他的良知和朋友們的言談驅使他這麼做，而是為了逃避自己的妻子。他行動的直接原因是很偶然的。他已上床睡覺，過了一會兒他聽見索菲婭在書房翻他的文件。秘密立遺囑使他心緒不寧，也許他當時以為妻子知道了他立有遺囑，正在尋找。她走了以後，他起床拿一些手稿，收拾幾件衣服，叫醒了已住在他家一陣子的醫生，向他說明他要離家。最小的女兒亞歷山德拉被喚醒，馬車伕也被拉下床，馬兒套上馬具，他在醫生的陪同下坐馬車到火車站。
當時是凌晨五點鐘。火車擁擠不堪，他不得不冒著寒風寒雨站在車廂盡頭的露天月臺上。他妹妹在夏瑪丁的修道院當修女，他先到夏瑪丁下車，亞歷山德拉在那邊跟他會合。她帶來一個消息：伯爵夫人發現托爾斯泰走了，曾企圖自殺。她自殺過不止一回，可是她沒有費心隱藏自殺的意圖，所以她的嘗試並未釀成悲劇，只惹來大家一場虛驚和困擾。亞歷山德拉催促父親繼續趕路，以防母親發現他在哪裡，跟蹤而來。他們動身前往羅斯托夫。他感染風寒，身體很不舒服；在火車上時病情很嚴重，醫生決定在下一站停下來。該地名叫阿斯塔波沃。火車站站長聽說這位病人是誰以後，特意騰出自己的房子來給他住。
第二天，托爾斯泰打電報找契爾特科夫，亞歷山德拉也把她大哥找來，還要求他從莫斯科請醫生同行。可是托爾斯泰是大人物，行動不可能一直沒人知曉，不到二十四小時就有一位報界人士把他的行蹤告訴了伯爵夫人。她帶著當時留在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的兒女匆匆趕到阿斯塔波沃，但他當時已病得很厲害，大家認為不讓他知道妻子已經抵達比較好，所以她未獲準進入屋裡。
他生病的消息引起全世界的關切。那個禮拜阿斯塔波沃火車站擠滿政府代表、警察、鐵路官員、報界人士、攝影師和各行各業的人。有幾節火車車廂移出軌道供他們臨時休息，他們暫住在那裡。當地電報局幾乎應付不了臨時增加的工作量。托爾斯泰在公眾矚目之下瀕臨死亡。更多醫生趕來，最後竟有五個醫生照顧他。他常精神錯亂，但神志清醒的時候卻為索菲婭擔心，仍以為她在家，不知丈夫的下落。
他自知快要死了。他一生畏懼死亡，如今不再畏懼了。他說：“這是終點，無所謂了。”他的病情更加惡化。精神錯亂中的他繼續嚷道：“逃啊！逃啊！”最後索菲婭獲准進入房間。這時他已不省人事。她跪倒在地，親吻他的手；他嘆息一聲，但看不出他已知道妻子來臨的跡象。1910年11月7日星期天早上六點零幾分，托爾斯泰與世長辭。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大量引述了艾爾默·莫德的《托爾斯泰生平》，還用了他翻譯的《懺悔錄》。莫德認識托爾斯泰和他的家人，佔了一點優勢，他的敘述可讀性很高。不幸他自以為談自己和自己的意見無妨，我想大多數人沒興趣知道那些。我還要深深感謝西蒙斯教授充實、詳盡又令人心服的傳記。艾爾默·莫德可能基於慎重而省略掉的許多有趣的事實，西蒙斯倒都寫出來了。多年後一定還是英文傳記中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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