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全“三人好做事”的一場鄉試
鄉試是科舉制度中最重要的考試。三年一次，在子、卯、午、酉年八月開考，又稱秋闈。初八到十六日共三場，試題印刷嚴格，中間蓋起講戳。首場四書文三道，經文四道，次場論一道，判五條，章表詔誥各一道。三場經史，時務策五跡。重點是首場。題目不許漏寫，字數不滿300或700違式，須註明試卷塗改之處，嚴格避諱。評卷：外簾初評（藍榜），經過彌封，譽錄，入房，薦卷，放榜。中舉人後身價大漲，既可參加會試，也可入仕。
古代選撥人才有春秋以前的封建世襲制，戰國時期的量才招賢制，兩漢時期的察舉徵辟制，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選拔辦法主要有世襲、銓選、薦舉、捐納、科舉。
唐武德五年（622）舉行了第一次科舉考試。明清時期用於科舉考試的一種文章題材是八股文。明清科舉常科考試分四級：院試、鄉試、會試、殿試。鄉試的參加者為生員（秀才），中式（錄取）為舉人。鄉試前有歲考、科考、錄科、錄遺。鄉試之前有院試，由學政主持，考場設在提督學政衙門。
學政為主持一個學區教育管理和實施歲科考的官員，由皇帝欽定，一般由監察御史或者各部郎中充任，任期三年。學政獨立行使管理教育的職權，不論其品秩高低，任期內均與該省總督、巡撫平起平坐，督、撫不得干涉學政事物。學政有四大職責：一是主持院試，決定童生是否進學；二是主持歲考，科考，決定生員的升降獎賞；三是確認生員參加鄉試的資格；三是管理地方事務，處理涉及生員的民事，刑事案件。
生員入國子監或地方府、縣讀書稱進學，有膏火補助。生員中的一等叫廩膳生，有廩米、膏火銀、認保費；二等叫增廣生，也就是自費生，可免捐稅徭役；三等叫附學生，不佔名額，其它同增廣生。每年歲考為生員的等級升降而設。歲考又分六等，歲考成績不好或操行次劣的生員，由藍衫改青衫。歲考不合格或嚴重違紀的生員，令其出府縣學到鄉社學學習，類似現在的開除學籍。科考是取得參加鄉試資格的預選考試，分三等，一、二等及三等前十名可參加鄉試。錄科和錄遺類似現在的兩次補考。
縣試考一天,八股文兩道，從大學,中庸,孟子,論語裡面選題兩道。府試也是兩道八股題。
道試兩道八股題、四書題一道為必考五經題一道為選擇。 因為考生治經典不同,所以考官實際是出六道題,四書題一道,五經題各一道,你治什麼經,就選什麼題。
能夠參加鄉試也是這樣過五關斬六將才獲此機會。
1492年，吳伯通已是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正四品官員），同時也是提學官。
1492年的這次鄉試按慣例主持鄉試的二人由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提學官吳伯通和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廈組織。
這場考試在吳伯通撰《石谷達意稿》卷十六有《浙江鄉試錄序（壬子1492）》。序文記載了這次考試先取浙江全省十一郡士小試之，汰其繁，取二千二百餘人，錄取九十人以貢上國。在《浙江鄉議錄後序》中更是表達了自己為國掄才的工作態度。他說“自監臨暨提調監試，下逮吾輩。百執串，夙夜花勵，罔敢懈馳，期得真才，以上副國家求贊之意”。這次人才選拔，還真沒有辜負吳伯通的期望，成全了“三人好做事”夢想成真。
經過三年的準備，王陽明參加了吳伯通當時浙江提調學校時的鄉試，並順利考取了舉人，同榜的還有孫燧和胡世寧，為大明選出了三位棟樑之才。
王陽明參加鄉試的前夜，考場巡場人員在巡視考場後，發現考場當中站著兩個巨人，一個穿著緋紅衣服，一個穿著綠衣服，二人相向而立，正在大聲討論：“三人好做事。”言罷便倏然不見了，放榜之時，王陽明、孫燧、胡世寧三人同時中榜。
後來，王陽明、孫燧、胡世寧果真成為了治國之才。
《王文成全書》卷三二《年譜》也有這樣記載：“舉浙江鄉試。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鹹以為奇驗。是年為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於京師，遍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眾物必有表裡精麄，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
明陳士元撰《皇明浙士登科考》記載，元按是科創場之日，空中大聲雲：“汝三人做好事”。眾舉子暨百執事無不聞者。及寧藩宸濠之變，胡端敏公世寧發其實謀，孫忠烈公燧殉其節，王文成公守仁成其功，皆是科所舉辦士也。始信豪傑之生，非偶然，而神語為足徵矣。後合祀三公於省會榜其祠。曰：三仁雲。
弘治五年（1492）年，王守仁參加浙江鄉試，便順利中舉，這個時候的王守仁才真正接觸到程朱理學中的“格物致知”理論，興趣一發不可收拾，到處蒐羅朱熹的書來讀。
弘治五年（1492年）農曆八月，由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提學官吳伯通組織的鄉試，全省各地的秀才齊集杭州，參加三年一度的大考。鄉試一共三場，每場考三天。第一場考試的前一天晚上午夜，考生們就一個一個點名入場，按照自己分到的字號找到號舍，對號入座。
當時的貢院號舍建築，可是相當壯觀：有幾百列長長的平房，每列平房隔出60到上百間小空間，這就是號舍了；列與列間隔不過四尺，密密麻麻像蜂窩一樣。每一列號舍都用《千字文》裡的一個字作為代號，不過“天”、“地”、“玄”、“黃”幾個字不能用，“軻”是聖人的名諱，也不能用，“荒”、“吊”、“罪”這樣的字晦氣，沒人喜歡，所以也不用。成千上萬的考生就根據字號找到位置，等全部入了場，已經是中午時分了。
再看每一間小號舍吧，寬只有 1米，縱深1.3米，也就是說面積只有1.3平米，裡面的設施也很簡陋，三面是白牆，連遮蔽風雨的門也沒有，只有一張門簾，兩塊木板，左右牆上分別給砌上下兩道凸出的磚槽，可以在上面橫搭木板。寫字的時候，一塊木板搭在下槽當板凳，一塊木板搭在上槽當桌案；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把兩塊板都搭在下槽拼起來做床，考生就蜷縮在這個膠囊公寓裡睡覺。考試期間，考生的吃喝拉撒睡都要在號舍裡進行，第三天交了卷子才能出去。這樣的屋子叫誰一連住上三天兩夜都會難受，但是當局也有說法：連這點苦頭都吃不了，怎麼能當好人民公僕？
接著說這場浙江鄉試。頭天晚上考生入場倒也沒什麼大事，到了第二天開考後，天上忽然烏雲密佈，炸了幾個響雷，接著就瀉下傾盆大雨。號舍的那層薄薄的門簾遇上這麼大的雨屁事不頂，每間號舍都一個勁兒往裡潲雨。雨打溼了紙張，考生們沒法答卷，只能停下筆來等雨下完，反正考試時間一共三天，來得及。
但是情況越來越不妙。雨不但沒停，反而下大了，積水越來越多，一會兒淹過了腳脖子，又漸漸淹上小腿，眼看著就漫過了坐板。這下子考生們心慌了，不知是誰帶頭衝出號舍往外跑，一排號舍的人全跟著擁出來，馬上，每排號舍都有考生爭先恐後地驚叫著湧出貢院，考場的官員、士兵們怎麼攔都攔不住，一會兒工夫人就差不多跑光了。
這件事很快上報到有關部門。許多官員都建議擇期重考。只有左佈政劉大夏認為不可。
劉大夏說：“再大的雨也有停的時候，倉促決定重考不利於穩定考生，而且增加行政成本。依我看，應該發佈公告，讓自我感覺有才幹的人不要跟著眾人逃走，留下來繼續考試，閱卷發榜都以留下來的為準。”處理意見報上去，上級採納了劉大夏的建議。不過公告發出去以後，上萬名考生只剩下八百人。八百人冒著大雨回到號舍，堅持著坐下來考試。雨不久就停了，考試得以如期繼續。發榜之後，大家都說這一榜的質量比以前好多了。
但上面的說法也有不符合當時的情況，吳伯通親自主持的這場鄉試有《浙江鄉試錄》和《浙江鄉試錄後序》，兩篇序文皆是從有資格的兩千餘八取九十，且有《皇明浙士登科考》印證，談何萬人參考，也沒記錄八百人參考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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